摘要：德國作為＂文明力量＂的原型,歷來強調用外交手段解決危機與沖突的必要性。然而,20世紀90年代,尤其在1998年政府更迭后,德國安全政策的參數不僅在地理上得到了擴展,而且在功能上被重新解釋為＂前攝性危機預防戰(zhàn)略＂和＂反應性危機管理戰(zhàn)略＂,包括90年代中期以來軍事手段作為＂最后的手段＂越來越頻繁地被投入使用。鑒于德國在安全政策上的更加積極有為也勢必反映在政治精英的相關話語上,本文運用話語分析的方法,對不同時期聯邦國防軍外派的首次議會辯論,以及施羅德關于德國不參與伊拉克戰(zhàn)爭的政府聲明連同其他議員對此提出的動議中使用的論式進行定義、分類和對比分析,認為從施羅德政府時期（1998~2005年）到默克爾政府時期（2005年以來）,德國安全政策話語中存在著從＂戰(zhàn)爭反思者＂到＂利益謀求者＂的身份轉變,在這個過程中鑒于歷史經驗教訓,德國選擇了一種＂服務型領導者＂的過渡身份。結合德國政治精英安全政策話語的變遷趨勢,可以做出研判,新形勢下的德國安全政策行動將呈現繼續(xù)增強的態(tài)勢,但這并不意味著德國＂文明力量＂的定位發(fā)生根本變化,安全政策的轉型依然會是漸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