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08 23:09:49
序論：在您撰寫政治哲學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柏拉圖致力于從公共利益這一國家整體性目標的視角來闡明正義的內(nèi)涵。他說：“建立這個國家的目標并不是為了某一階級的突出的幸福，而是為了個體公民的最大幸福；因為，我們認為在一個這樣的城邦最有可能找到正義，而在一個建立的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義”可以看出來，柏拉圖心目中的理想國家應該是與正義內(nèi)在契合、關聯(lián)一體的，它以正義為建立的原則，同時又是正義棲息的場所。城邦正義的最高原則就是理想國家得以建立的根本指南，同時也是理想國家為之奮斗的根本目的，正義是思辨理性下全體公民的共同幸福，這種共同幸福就是公共利益的所在，換句話說，正義以公共利益為歸宿，相應地，如何實現(xiàn)正義其實質就是如何實現(xiàn)公共利益?？梢哉f，從柏拉圖開始，對正義的理解與詮釋具有了一種公共利益的內(nèi)涵與意蘊，這也成為影響后世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傳統(tǒng)。
按照思維的邏輯，柏拉圖思考的重心轉向了如何實現(xiàn)真正的城邦正義這一問題。柏拉圖認為首先是構建一種形式和諧的政治秩序，這種和諧的政治秩序體現(xiàn)在分工與合作之中。正如柏拉圖所說的：“正義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別人的事。柏拉圖對正義的探討進入到社會結構與功能的現(xiàn)實領域。各個階層的人們按照各自的社會分工，做好自己分內(nèi)的事，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與職業(yè)角色，不要隨意干涉和擾亂別人的分內(nèi)之事，這樣就最大限度地彰顯了個人的正義，也就忠實地踐行了個人的正義。當全體城邦公民都遵循這個原則，并且整個城邦生活在結構劃分的基礎上，制定并有效地實施了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管理制度與機制時，那么，這個國家無疑就是正義的了，它就會朝著善的方向發(fā)展以實現(xiàn)整個國家的最大幸福，即公共利益?？梢赃@樣說，各司其職、恪守本分的分工合作成為公共利益得以實現(xiàn)的前提；從這個角度講，個人正義的總體彰顯與公共利益的實現(xiàn)是天然同一的。可以大膽地說，正義的城邦無時無刻無處不體現(xiàn)和滲透著公共利益的精神。在這個意義上，城邦正義就是公共利益。
柏拉圖摒棄了抽象地談論國家正義的做法，而將國家正義的實現(xiàn)真正落實到了城邦公民的個人行為上，賦予了國家正義以堅實的現(xiàn)實基礎。與此同時，柏拉圖也認識到雖然國家正義依賴于個人正義的彰顯，但城邦中單個成員的個人正義并不是國家正義本身，因為國家正義是城邦成員不同正義內(nèi)容的有機結合。因此，明確構成理想國家的三個階層及其成員的各自正義要求，剖析其中所蘊含的公共利益精神，成為深化正義討論的切入點。
在柏拉圖看來，一個城邦中最高的統(tǒng)治者，應將自己所有的智慧與力量貢獻給這個國家，一切考量應以民眾的利益為最高的旨趣，這就是正義之于這個階層的內(nèi)涵。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柏拉圖對于這樣一個具有知識與智慧的階層，寄予了極高的道德要求，賦予他們比治國理政更為崇高的職責與使命。推而廣之，柏拉圖對于知識階層給出了一般意義上的正義內(nèi)涵，那就是運用好自己的才智積極為國家服務，全心投入，不為私利。柏拉圖就一個城邦國家的統(tǒng)治而言再次重申了他關于不義的內(nèi)涵，那就是那些不夠優(yōu)秀的人實際掌握了統(tǒng)治國家的權力，那樣神諭的“銅鐵當?shù)溃煜麓髞y”就會一語成讖?！拔蚁肽切┯胁鸥傻娜酥匀ギ敼倮簦彩浅鲇趽臎]才干的人上去把國家管亂了的緣故吧。因此可以說，真正有當官吏的才干的人不是因為他們從官員的職位可以獲得什么好處和樂趣，而是一個必須：因為他們找不到比他們能干甚至是和他們差不多能干的人去執(zhí)掌政務。柏拉圖關于統(tǒng)治者的正義的論述反映了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明確提出了“治國為民”的思想。他認為治理國家的最高原則是國家利益至上，管理國家的人傾其精力就是為了廣大民眾的共同福利，除此之外別無他求?？梢钥闯觯乩瓐D雖然致力于維護奴隸主貴族的階級利益強調了公益，但在如何處理統(tǒng)治階級與被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關系上，他還是著重強調了官吏要傾其才智為國奉獻，以崇高的使命感為國盡忠，這種思想穿越時空依然有著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二是強調了知識治國的理念。由那些真正擁有智慧的人來治理國家，這是國家沿著合理正確的方向向前發(fā)展的根本性因素，是實現(xiàn)國富民強的關鍵。倘若國家淪入那些宵小之輩手中，前途勢必堪憂。當然，柏拉圖這里強調的智慧之人絕不是我們現(xiàn)代政治理論上所說的知識精英或技術官僚，而是擁有哲學智慧的人。簡單地說，柏拉圖確立了一個權力和能力相一致的理想社會，作為統(tǒng)治者與善之間有著穩(wěn)定且堅固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這是城邦政治生活保持正義性的根本所在。
誠然，城邦統(tǒng)治者的素質直接關系著城邦的興衰，因此，如何避免城邦統(tǒng)治者的腐敗就成為保持城邦正義的另一關鍵因素。柏拉圖清楚地認識到，經(jīng)濟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巨大的財富懸殊和良好的政府不相容。這一共同信念的形成是希臘人通過許多世代的政治生活所獲得的經(jīng)驗。特別是梭倫時代存在的貧富不均所導致的雅典動亂，更加強化了柏拉圖的這種認識。因此，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對統(tǒng)治者階層擁有私人財產(chǎn)持完全否定的態(tài)度，甚至在他看來，只有廢除財富本身，才能取消他們把任何東西據(jù)為己有的權利，才能根治統(tǒng)治者的貪婪，當時的斯巴達就是這樣。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柏拉圖消除財富不均的動因絕非因為財富不均對個人是不正義的，而是因為財富不均影響到了國家內(nèi)部形成最高程度的協(xié)調一致。與之相同的是，廢除婚姻制也是出于這個原因。廢除一夫一妻制的性關系，代之以按統(tǒng)治者的要求進行有節(jié)制的，目的是獲得優(yōu)秀的后代。因為他認為個別人對家庭的鐘愛之情會削弱其對統(tǒng)治者的忠誠。為兒女操心勞累是一種比渴望得到財產(chǎn)更隱晦而有害的自私自利，他認為家庭對兒童的訓練不能很好培養(yǎng)國家需要的全心全意的獻身精神。因此，與他在財產(chǎn)問題上廢私存公的觀點相一致，柏拉圖主張國家不能讓教育聽任私人的擺布，而必須由國家提供公民成長所必需的訓練與教育，使之符合國家的和諧與福利。
就護國者而言最大的正義就是充分發(fā)揮他們勇敢的天性，保衛(wèi)國家。勇敢是身為護國者的第一要素。無論是對內(nèi)鎮(zhèn)壓不法之徒，還是對外抗擊虎狼般入侵之敵都要求他們不但善戰(zhàn)，還要很勇敢；除此之外，以坦蕩的心靈樹立符合國家要求的幸福觀也是身為護國者的要素。這種幸福就是堅守城邦、無私無畏、甘于清貧，金錢財寶、美女豪宅與他們無涉，正是這種“一窮二白”的生活才構成了護衛(wèi)者最大的幸福和正義。護國者摒棄了為某一個階級幸福奮斗的思想，立足于全體人民的幸福，只有這樣才會在全體人民的幸福之上體驗自身的幸福。倘若他們沉湎于個人的吃喝玩樂，國家的前途就勢必會斷送在他們的手上?！拔覀兪且覀兊淖o衛(wèi)者成為真正的護國者而不是覆國者…因此，在任用我們的護衛(wèi)者時我們必須考慮，我們是否應該割裂來單獨注意他們的最大幸福，或者說，是否能把這個幸福原則不放在國家里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我們必須勸導護衛(wèi)者及其輔助者，竭力盡責，做好自己的工作。柏拉圖在這里強化了個體的道德選擇必須符合國家倫理的要求，這是一種典型的國家主義價值觀。然而柏拉圖不曾考慮的是國家在此種情況下就可以以自己的倫理目的肆意剝奪原本屬于社會成員個體的幸福和自由，個體自由與幸福的豐富性與多樣性被最大限度地擠壓了。這種理論范式傳至黑格爾，演化成為國家是倫理理念的實現(xiàn)，人民非但不能違拗國家的倫理目的，而且“當國家要求個人獻出生命的時候，他就得獻出生命”
對于生產(chǎn)者階層，柏拉圖并沒有明確描述他們最大的正義要求是什么。這是因為，他認為這個階層及其成員對于國家的政治生活影響不大，只要他們遵循一個節(jié)制的原則，就可以不必像前兩者一樣，沒有任何私人利益，一切行動以國家的公共利益為宗旨。他們可以擁有屬于自己的私有財產(chǎn)，可以自由婚配等。在這里，節(jié)制就是他們防止走向邪惡的原則，就是他們走向城邦共同善的道路。所以，我們?nèi)匀豢梢詮闹懈惺艿?，公共利益原則依舊是這個階層成員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隱性規(guī)范。
2.公私同一的政治哲學理念：事實性與價值性統(tǒng)一的“理想生活”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到，在柏拉圖對理想國家的種種設計中，突出反映了城邦整體利益或公共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則。在他所做的安排之中，都力圖消滅個人利益存在與發(fā)展的空間，只有這樣，公共利益的實現(xiàn)才能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成為主旋律，成為所謂個人賴以存在的阿基里斯之鐘。個體的靈魂維系于社會本質上，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是同一的。個人在城邦之中是以一種公共生活為其存在方式的。柏拉圖清晰地看到了，公共生活或公共利益的惡劣與腐敗，會直接導致個人美德的不復存在。所以，他在《理想國》中一直保持著對個人私利的鄙夷與不屑，它是城邦全部危險的根源。在柏拉圖看來，利己主義不僅是一種道德上的錯誤，它還完全誤解了成為一個人意味著什么。利己主義者不明白自我利益和共同利益其實是相同的；社會并不是外在于自足的個人的，相反，個人總是共同體中的成員。“利己者就像一個認為只要把腳放入花盆它就會像樹一樣瘋狂生長的瘋子。柏拉圖完全沒有弄明白人存在的意義。另外，他堅決反對的正是后來風行于世的公私兩分（或者說是個體與社會相對立）的思維模式。柏拉圖認為把個人和社會看成兩個獨立自足的要素是錯誤的，人和社會始終是交織在一起的。因此，一個人的欲求與社會的需要之間是同一的，是和諧一致的。所以，恪盡職守成為個人生存于城邦的全部內(nèi)涵。只有這樣，才能在城邦共同善的實現(xiàn)之中，實現(xiàn)自己作為一個人的真正意義。權利與自由都內(nèi)化在了個人追求城邦共同善（公共利益）的行動之中了。
柏拉圖從個人與共同體的膠合為一的關系上，消解了產(chǎn)生公私利益沖突的可能性，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公私利益關系相統(tǒng)一、相協(xié)調的一面。柏拉圖這種對公私利益矛盾的解決模式，很難讓我們定位它是一種現(xiàn)實主義的方案還是一種終極性的理想主義解決。因為在柏拉圖生活的時代，現(xiàn)實的經(jīng)驗告訴他們公私利益矛盾原本可能就是一個假命題。雖然他已經(jīng)觀察到現(xiàn)實生活中個人利益對政治生活的影響，但他寧愿在重歸先賢文明的昭示下祛除個人利益存在的空間，重鑄公共利益大一統(tǒng)的城邦輝煌。
柏拉圖在西西里的政治冒險活動,就其表現(xiàn)出來的力量及其很大的思想煽動性而言,是很有象征性的。當然,海德格爾1933年對希特勒所表示的支持不能與柏拉圖的西西里計劃相提并論。狄翁以及這位思想家的其他朋友們所屬的柏拉圖學園團體,一開始就具有一種社會政治的特征,它的這種特征普遍要比今天任何大學和學院、或者當代社會中的知識界所具有的社會政治特征都明顯得多。這樣就加深了這樣一種思考,這里所爭論的問題總歸與哲學本身的各種思維方式相關。哲學家所關注的是,探究每一個問題直至達到其基本的和最終的普遍性,這種關注似乎并不會預先使他正確地看待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各種可能性和具體情況;既然我們以這樣一種根本的方式考察這個論題,那么我們無疑也應該向哲學本身提出下面的基本問題:如果哲學對于那些重要的、與存在至關緊要的問題給予拐彎抹角的、反復無常的回答的話,那么哲學知識的真正本質實際是什么呢?
因而,著名的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在許多年前就對海德格爾哲學采取一種批評的觀點,他認為海德格爾的哲學出自于魏瑪共和國統(tǒng)治下的保守的傳統(tǒng)和半革命的思想,總之,出自于所謂的“右翼革命”集團。布迪厄的分析是一種有趣的分析,但它是基于一種我既不能贊同也不能共享的預設上的,即哲學在世界中僅僅表現(xiàn)為一種特殊的安排(arrangement),社會學家則可以從一種批評的觀點,以及從他們聲稱能夠最終徹底揭示的知識來考慮這種安排。
當我見到對哲學提出的這樣一些問題時,我感到非常不安。因為那聽起來就像存在著或者也許應當存在著從事哲學的特殊種類的人,而情況并非如此。哲學被每個人從事著,盡管他們從事的哲學通常比那些所謂的哲學家們所從事的哲學更為糟糕。在我看來,這種情況足以作為一種不夠貼切的解釋,來說明布迪厄并非向每個人而僅僅是向所謂的哲學家們提出的那個問題。哲學作為一種特殊的學科而存在于我們有組織的科學世界中(作為由學者組成的一個機構,而不是處于學術界的次要部分),就此而言,人們實際上并不會懷疑布迪厄的能力。哲學在這個比較廣闊的世界上受到了與藝術和宗教同等程度的歡迎和適當?shù)捻憫?其受歡迎的程度超過了當今的科學文化,而在這方面布迪厄應當感到他的理解是不夠的。
人們到處都在探詢著哲學的問題(關于物質的起源、虛無、未來、死亡、幸福、生命的意義等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沒有人能夠給以回答。人類普遍對這些問題有著強烈的興趣,而并非僅僅是專業(yè)哲學家們有這樣的興趣。
在闡述這個作為開場白而提出的問題時,我本人并沒有追隨任何特定的思想派別。用康德的話來說,這種普遍概念的哲學表明了一種自然的人類傾向,這種傾向使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易于接受宗教所提供的回答,而對這些回答,學術的哲學概念確實引不起人們的興趣;與思想的激情和對人性的焦慮探詢相比,這種學術概念像任何學術概念一樣,是略為次要的。
無論怎樣,關于我們自己未來的社會地位的問題以及對生活中個人的、個體的幸福的關注,也都屬于有關人類的根本問題的同一領域。蘇格拉底并非一位哲學教授,然而他最先提出了關于公正生活的問題,而且他堅持不懈地提出這個問題,以致他確實承認,對于一切人來說,他們都在內(nèi)心深處問自己這同一問題,即使為了不使自己遭受答不出的難堪,他們通過回答偷偷地避開這個問題。凡是認識到這一點的人馬上會看出人們的這種探究熱情,無論是與人類的前途、個人的幸福有關,還是與可怕的死亡奧秘有關,都是在不斷地反抗引起疑問的愚昧。同樣的情形也適用于我們無法選擇而注定的出身,適用于連上帝也不能抹去的往昔的事件。所有這一切都是隨著(正如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社會化的過程而一同發(fā)生的。由于這種社會化的過程,從幼兒的本能生活開始,我們通過家庭生活中的教育和控制鍛煉,而后又通過語言的習得和語言的運用,使我們?nèi)谌肷鐣?。我認為,面對這種狀況我們必須自問:為什么偏偏是哲學教授才有一種特殊的能力去理解、甚至解決當今那些誘人的、科學也無法解答的問題呢?人們設想哲學家(就學術上的意義而言)具有他人所沒有的特殊的能力,由于這種能力,他也許還應被賦予一種特殊的責任,即經(jīng)常對我們寄托的某種責任。對此我確實是很詫異的。在這個意義上說,難道我們不更應當承認神父、醫(yī)生、教師、法官甚至新聞記者發(fā)揮了更為決定性的作用,而且他們因此在當前并對將來負有更大的責任嗎?人們會記得,戰(zhàn)后一位年輕的法國人博弗雷特曾經(jīng)問海德格爾他打算什么時候寫一本倫理學著作,海德格爾試圖對此作出詳盡的回答。他回答的要點是,這個問題不能這樣來提,好像哲學家的工作是以一種社會風范去“教化”他人,也就是提倡一種社會秩序或證明其合理性,或者向人們推薦這種或那種道德秩序,向人們推薦能對人們廣泛接受的信念產(chǎn)生影響的公正方式:事實上,以上這些都是一個長期以來一直被人們明確從事的教育過程,而且在人類開始提出通常歸于哲學的各種基本問題之前,哲學教育過程已經(jīng)應用于一切人了。
這里的沖突并非是某些專家的專門知識與實際生活的社會現(xiàn)實之間的沖突,而是人性自身中的沖突,是人的探究和謬誤之間的沖突。作為人類我們是與事物的自然秩序相互分離的,以致我們不再被任何自然的ethos所決定。希臘語ethos這個詞指的是由自然指定給我們的、包括動物在內(nèi)的生活方式。就動物的來說,它們的習性被一種強有力的、本能的控制機制所主宰,以致它們的行為不可抗拒地以這種機制為條件。
我曾經(jīng)有過一次有趣的經(jīng)驗。在一個糟糕的夏天,一對燕子在我們的陽臺上筑了巢。當它們孵化出第二窩雛燕時,早已是夏末了,然而燕子遷棲的天性要比它們關愛后代的有力本能表現(xiàn)得更為強烈。燕子父母拋下幼雛離去,致使可憐的雛燕因饑餓而死。后來,我在燕巢中發(fā)現(xiàn)了雛燕的尸骨。這件事表明,自然及其內(nèi)在機制是怎樣有力地滲透到其他生物的行為方式中的。
我們?nèi)祟惒⒎侨绱嗣黠@地受我們的本能的支配。我們喜歡“自由選擇”,至少我們相信它,而這就是為什么我們?nèi)绱朔Q呼它的原因。這就是希臘人所稱的prohairesis: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行事的自由。提出問題的能力就是其一部分,但它也是設想很可能根本不會實現(xiàn)的各種可能性的能力。一個缺乏必要的想象力去設想各種可能性的人,顯然較少冒犯錯誤的危險。這就是為什么我說并非只有海德格爾或那些被稱為哲學家的人易于犯錯誤,而是人類本身易于犯錯誤,而且人類首先屈從于他們自己的、對自己也掩飾著的秘密志向,或者屈從于在生活中去實現(xiàn)閃光的夢想。對于一切人評價他們自己的生活境況以及與他人的關系時的那種方式,這就是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我們都冒著出現(xiàn)錯覺而做錯事的危險。所以同樣,醫(yī)生與自己關系太密切了以致于不能給他們自己看病,被告與自己關系太密切了,以致不能為自己辯護。實質上這一點對一切知識都適用:其具體地應用要求一種特殊的天賦,這種天賦不能夠在人們可以獲得的知識自身中找到。
當今科學文化的片面性傾向于低估知識的實踐形式的自主性。人們承認哲學家在闡述種種難以解決的問題方面具有某種學術才能,而且他們有時至少幸運地拿出了某些解決問題的辦法,于是人們可能會把哲學家當作圣人,但是他免不了會犯錯誤,免不了對形勢作出拙劣的估計,尤其是在個人的卷入成為一個重要因素的情況下。當然,人們會說,能夠被稱之為“哲學家”的人們承擔著一種特殊的責任,即無論他們是否喜歡這種責任,他們都作為教授或者思想領域中的典范實施著一種影響,但是同樣難以否認的是,其他科學中的代表人物,而不僅僅是被稱為哲學家的人,會發(fā)現(xiàn)他們自己也處于這樣的情況下,尤其是當他們自己的學科涉及到實際的經(jīng)濟、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問題時,更是如此。如果設想在這種情況下科學的能力僅只是滿足于教授實際的思想,而不訴諸于人類這種有理智的生物所具有的理性,那么這個設想肯定是錯誤的。與此相反,那些以他們的哲學思維能力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們,能夠顯示出一種優(yōu)越性;當我面對在海德格爾那里所見到的思想優(yōu)越性時,那種情形就特別地發(fā)生在我身上。于是,就有可能發(fā)生將我們引入歧途的情況,而且我并不想否認海德格爾對他那個時代所產(chǎn)生的強大的精神影響,使許多人在實踐和政治的問題上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但是,在思想上就如同在生活上一樣,我們各自為我們的行為負責。如果我們作為專業(yè)的哲學家所學到的事情,無非是提出人人關注的問題,而普通的人不能夠對之作出有效的回答,那么,我們就可以效仿雅斯貝斯的說法,稱哲學家所做之事為“存在的啟蒙”。我們也能以這種方式意識到科學理智的局限。正確察覺行為目的(這些目的是可行的,并且能夠變成現(xiàn)實)的能力,無論如何都是非常不同的。
因此便可以發(fā)生海德格爾的情況:他的思想在半個世紀中吸引并影響著人們,而且其思想煥發(fā)出無與倫比的啟發(fā)力量;作為一名思想家,他闡明了存在恐懼的本性,闡明了這種恐懼不可分離地引向道德墮落的傾向,這個傾向是隱藏在對人類和世界進行的一切人類活動背后的;這樣一個人可以在他自己的行為上不顧一切地服從于幻覺。海德格爾對此有親身的經(jīng)歷,而且他后來對此是默認的。
不過,他承認他的政治錯誤一定會更容易一些,尤其是當他最終認識到那種錯誤的時候,就像他認識到他對納粹運動抱有普遍幻想的那種錯誤那樣,但那已為時太晚了。妨礙他承認政治錯誤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他作出那種公開聲明時,已經(jīng)結交了壞朋友。也許他所擔心的正是不久就確實發(fā)生了的事情:因為他所犯下的大錯,人們一定會忽視他的哲學觀點。在這里他無疑會看到這樣的證實:他關于戰(zhàn)后各項發(fā)展的普遍歷史觀點,關于從希臘時代到當今技術時代歐洲命運的一致性的觀點,都是不能夠輕易被否定的。
當然,作為一位思想家和教師,他并沒有放棄對自己的幻想的追求,這種追求可以通過他的教學生涯,可以在現(xiàn)在出版的許多海德格爾的演講中看到。在第三帝國后的那些年代里,情況也同樣如此。他設想人們真正向往的那種轉變,他承認納粹社會主義以及希特勒對它的解釋與那種轉變完全不同,然而即使在這樣承認之后,他心里依然堅持他關于達到那種人性的正確道路的幻想。
我們不應當為一位具有優(yōu)秀思想才能的人會被人們誤解而感到驚奇。凡是思想著的人都看到各種可能性,凡是具有強大思想力量的人都真切地看到各種可能性。某些事情很容易被人們看似為真,因為這些事情對這些人們所顯現(xiàn)的正如他們所希望的那樣,而實際上,每件事情都是非常不同的。年輕的海德格爾就像其他許多人一樣,在他所處的社會和政治環(huán)境中,尤其是在當代的大學生活中,已經(jīng)清楚地意識到了各種社會的弊端和衰落的跡象。德國已經(jīng)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崩潰中發(fā)展起來,在它身上還強加了一種德國人尚無準備的引進的民主,在這樣的德國,那些跡象是很明顯的。在那些年里,魏瑪共和國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的種種沖突和爭論,種種暴力行為,種種嘗試,種種欺詐行為,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即使由于所謂的中產(chǎn)階級的掠奪以及比其前輩更為眾多的知識無產(chǎn)階級的出現(xiàn)使國家得到鞏固之后,德國人只要沒有得到一個和平條約,沒有享受到明確規(guī)定的經(jīng)濟地位,不能保證他們的工作和對生活的合理期望,那么他們對未來就仍然不會有信心。甚至英國人后來也承認,這種狀況對一個已經(jīng)變得無業(yè)可做的民族的極端激進化起到了促成的作用。海德格爾也看到了這一點。但是他從人類歷史整體的大景觀來看待這種狀況。他的結論是,這里必將會出現(xiàn)一個嶄新的開端,這個開端必將會到來,而這就是海德格爾認為在1933年他所看到的情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得出如此錯誤的結論是不足為怪的。而另一方面,令我吃驚的是,人們總是不斷地讓這位哲學家去面對一個倫理學的問題。我把那看作是一種可悲的跡象,甚或看作一個社會中道德貧乏的證據(jù),在這個社會中,需要向他人詢問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體面的,什么是人性的,并且希望從他人那里,從哲學家那里獲得對那個問題的回答。而這僅僅表明了那個社會已經(jīng)失去了一切方向感。
我們知道，在20世紀的相當長時期，西方大學體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沒有政治哲學的地位，因為西方學界曾一度相信，所有問題都可以由各門實證科學或行為科學來解決，因此認為“政治哲學已經(jīng)死亡”。但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政治哲學卻成了西方大學內(nèi)的顯學，不但哲學系、政治系、法學院，而且歷史系、文學系等幾乎無不辯論政治哲學問題，而各種爭相出場的政治哲學流派和學說亦無不具有跨院系、跨學科的活動特性。例如“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在哲學系、政治系和法學院都同樣激烈地展開，而“共和主義政治哲學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挑戰(zhàn)”則首先發(fā)端于歷史系（共和主義史學），隨后延伸至法學院、政治系和哲學系等。以復興古典政治哲學為己任的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學派則以政治系為大本營，同時向古典學系、哲學系、法學院和歷史系等擴張。另一方面，后現(xiàn)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則把文學系幾乎變成了政治理論系，專事在各種文本中分析種族、性別和族群等當代最敏感的政治問題，尤其?？潞偷吕镞_等對“權力－知識”、“法律－暴力”以及“關愛政治”等問題的政治哲學追問之影響遍及所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后，女性主義政治哲學更如水銀瀉地、無處不在，論者或批判西方所謂“個人”其實是“男性家主”，或強烈挑戰(zhàn)政治哲學以“正義”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義，從而提出政治哲學應以“關愛”為中心，等等。
當代政治哲學這一光怪陸離的景觀實際表明，政治哲學具有不受現(xiàn)代學術分工所牢籠的特性。這首先是因為政治哲學的論述范圍極為廣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習俗以至社群、民族、國家及其經(jīng)濟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別、友誼、婚姻、家庭、養(yǎng)育、教育以至文學藝術等表現(xiàn)方式，因此政治哲學幾乎必然具有跨學科的特性。說到底，政治哲學是一個政治共同體之自我認識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現(xiàn)。政治哲學的興起一般都與政治社會出現(xiàn)重大的意見爭論有關，這種爭論往往涉及政治共同體的基本信念、基本價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據(jù)，從而必然成為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的共同關切。就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再度興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謂的“六十年代危機”，亦即上世紀60年代由民權運動和反戰(zhàn)運動引發(fā)的社會大變動所導致的西方社會文化危機。這種危機感促使所有人文社會學科不但反省當代西方社會的問題，而且逐漸走向重新認識和重新檢討西方17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基本現(xiàn)代觀念，這就是通常所謂的“現(xiàn)代性問題”或“現(xiàn)代性的危機”。不妨說，這種重新審視“現(xiàn)代性問題”的基本走向，正應了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多年前的預言：“徹底質疑近三四百年來的西方思想學說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點?！?/p>
政治哲學的研究在中國雖然才剛剛起步，但我們以為，從一開始就應該明確：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趨地去與當代西方學術“接軌”，而是要自覺地形成中國學界的批判意識與獨立視野。要而言之，中國學人研究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學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國政治哲學的傳統(tǒng)。也因此，坊間已經(jīng)翻譯過來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學教科書，雖然對教書匠和應試生不無裨益，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其視野和論述往往過窄。這些教科書有些以點金術的手法，把西方從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繪成各種理想化概念的連續(xù)，卻盲然不顧西方政治哲學中的“古今之爭”這一基本問題，亦即無視西方“現(xiàn)代”政治哲學乃起源于對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拒斥與否定這一轉折；還有些教科書則僅僅鋪陳晚近以來西方學院內(nèi)的細瑣爭論，造成“最新的爭論就是最前沿的問題”之假象，實際卻恰恰缺乏歷史視野，看不出當代的許多爭論其實只不過是用新術語爭論老問題而已。雖然我們并不否認當論對問題的表述和分析或許更細致，但我們更要強調的是問題本身的歷史深度及其來龍去脈。我們以為，對中國學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能夠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自主性，戒絕盲目地跟風趕時髦的習氣。有必要說明，本文庫兩位主編雖然近年來都曾著重論述過施特勞斯學派的政治哲學，但我們決無意主張對西方政治哲學的研究應該簡單化地遵循施特勞斯派的路向。無論對施特勞斯學派，還是對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共和主義或后現(xiàn)代主義等，我們都主張從中國的視野出發(fā)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討論。同樣，我們雖然強調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傳統(tǒng)的重要性，但我們從不主張簡單地以古典來拒斥現(xiàn)代。相反，就當代西方政治哲學而言，我們以為更值得注意的或許是，各主要流派近年來實際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尋求現(xiàn)代思想與古典思想的調和或互補。以自由主義學派而言，近年來正明顯地從以往一切討論立足于“權利”而日益轉向突出地強調“美德”，其具體路向則往往表現(xiàn)為尋求康德與亞里士多德的結合。共和主義學派則從早年強調從古希臘到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傳統(tǒng)逐漸轉向強調古羅馬特別是西塞羅對西方早期現(xiàn)代的影響，其目的實際是要緩和古典共和主義與現(xiàn)代社會之張力。最后，施特勞斯學派雖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圖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學傳統(tǒng)而深刻批判西方現(xiàn)代性，但這種批判并不是簡單地否定現(xiàn)代，而是力圖以古典傳統(tǒng)來矯正現(xiàn)代思想的偏頗和極端。當然，后現(xiàn)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各派則仍然對古典和現(xiàn)代都持激進的否定性批判態(tài)勢。但我們要強調的是，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各種流派都是從西方社會本身的問題出發(fā)，因而必然具有“狹隘地方主義”（provincialism）的特點，中國學人不應該成為任何一派的簡單信徒，而是要以中國學術共同體為依托而樹立對西方古典、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的總體性批判視野。
我們知道，在20世紀的相當長時期，西方大學體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沒有政治哲學的地位，因為西方學界曾一度相信，所有問題都可以由各門實證科學或行為科學來解決，因此認為“政治哲學已經(jīng)死亡”。但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政治哲學卻成了西方大學內(nèi)的顯學，不但哲學系、政治系、法學院，而且歷史系、文學系等幾乎無不辯論政治哲學問題，而各種爭相出場的政治哲學流派和學說亦無不具有跨院系、跨學科的活動特性。例如“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在哲學系、政治系和法學院都同樣激烈地展開，而“共和主義政治哲學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挑戰(zhàn)”則首先發(fā)端于歷史系（共和主義史學），隨后延伸至法學院、政治系和哲學系等。以復興古典政治哲學為己任的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學派則以政治系為大本營，同時向古典學系、哲學系、法學院和歷史系等擴張。另一方面，后現(xiàn)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則把文學系幾乎變成了政治理論系，專事在各種文本中分析種族、性別和族群等當代最敏感的政治問題，尤其福柯和德里達等對“權力－知識”、“法律－暴力”以及“關愛政治”等問題的政治哲學追問之影響遍及所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后，女性主義政治哲學更如水銀瀉地、無處不在，論者或批判西方所謂“個人”其實是“男性家主”，或強烈挑戰(zhàn)政治哲學以“正義”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義，從而提出政治哲學應以“關愛”為中心，等等。
當代政治哲學這一光怪陸離的景觀實際表明，政治哲學具有不受現(xiàn)代學術分工所牢籠的特性。這首先是因為政治哲學的論述范圍極為廣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習俗以至社群、民族、國家及其經(jīng)濟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別、友誼、婚姻、家庭、養(yǎng)育、教育以至文學藝術等表現(xiàn)方式，因此政治哲學幾乎必然具有跨學科的特性。說到底，政治哲學是一個政治共同體之自我認識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現(xiàn)。政治哲學的興起一般都與政治社會出現(xiàn)重大的意見爭論有關，這種爭論往往涉及政治共同體的基本信念、基本價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據(jù)，從而必然成為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的共同關切。就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再度興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謂的“六十年代危機”，亦即上世紀60年代由民權運動和反戰(zhàn)運動引發(fā)的社會大變動所導致的西方社會文化危機。這種危機感促使所有人文社會學科不但反省當代西方社會的問題，而且逐漸走向重新認識和重新檢討西方17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基本現(xiàn)代觀念，這就是通常所謂的“現(xiàn)代性問題”或“現(xiàn)代性的危機”。不妨說，這種重新審視“現(xiàn)代性問題”的基本走向，正應了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多年前的預言：“徹底質疑近三四百年來的西方思想學說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點?！?/p>
政治哲學的研究在中國雖然才剛剛起步，但我們以為，從一開始就應該明確：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趨地去與當代西方學術“接軌”，而是要自覺地形成中國學界的批判意識與獨立視野。要而言之，中國學人研究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學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國政治哲學的傳統(tǒng)。也因此，坊間已經(jīng)翻譯過來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學教科書，雖然對教書匠和應試生不無裨益，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其視野和論述往往過窄。這些教科書有些以點金術的手法，把西方從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繪成各種理想化概念的連續(xù)，卻盲然不顧西方政治哲學中的“古今之爭”這一基本問題，亦即無視西方“現(xiàn)代”政治哲學乃起源于對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拒斥與否定這一轉折；還有些教科書則僅僅鋪陳晚近以來西方學院內(nèi)的細瑣爭論，造成“最新的爭論就是最前沿的問題”之假象，實際卻恰恰缺乏歷史視野，看不出當代的許多爭論其實只不過是用新術語爭論老問題而已。雖然我們并不否認當論對問題的表述和分析或許更細致，但我們更要強調的是問題本身的歷史深度及其來龍去脈。
我們以為，對中國學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能夠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自主性，戒絕盲目地跟風趕時髦的習氣。有必要說明，本文庫兩位主編雖然近年來都曾著重論述過施特勞斯學派的政治哲學，但我們決無意主張對西方政治哲學的研究應該簡單化地遵循施特勞斯派的路向。無論對施特勞斯學派，還是對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共和主義或后現(xiàn)代主義等，我們都主張從中國的視野出發(fā)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討論。同樣，我們雖然強調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傳統(tǒng)的重要性，但我們從不主張簡單地以古典來拒斥現(xiàn)代。相反，就當代西方政治哲學而言，我們以為更值得注意的或許是，各主要流派近年來實際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尋求現(xiàn)代思想與古典思想的調和或互補。以自由主義學派而言，近年來正明顯地從以往一切討論立足于“權利”而日益轉向突出地強調“美德”，其具體路向則往往表現(xiàn)為尋求康德與亞里士多德的結合。共和主義學派則從早年強調從古希臘到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傳統(tǒng)逐漸轉向強調古羅馬特別是西塞羅對西方早期現(xiàn)代的影響，其目的實際是要緩和古典共和主義與現(xiàn)代社會之張力。最后，施特勞斯學派雖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圖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學傳統(tǒng)而深刻批判西方現(xiàn)代性，但這種批判并不是簡單地否定現(xiàn)代，而是力圖以古典傳統(tǒng)來矯正現(xiàn)代思想的偏頗和極端。當然，后現(xiàn)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各派則仍然對古典和現(xiàn)代都持激進的否定性批判態(tài)勢。但我們要強調的是，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各種流派都是從西方社會本身的問題出發(fā)，因而必然具有“狹隘地方主義”（provincialism）的特點，中國學人不應該成為任何一派的簡單信徒，而是要以中國學術共同體為依托而樹立對西方古典、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的總體性批判視野。
在澄清了盧梭的自由概念之后，我們再來看盧梭所追求的究竟是哪一種自由?自然自由是人類曾擁有的最大幸福，但那是一種無知的自由，它不是盧梭追求的目標，因為盧梭曾言:“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類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因為僅有嗜欲的沖動便是奴隸狀態(tài)，而唯有服從人們自己為自己所規(guī)定的法律，才是自由?！钡@兩種自由的表現(xiàn)形式是相同的。這種道德自由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實現(xiàn)。至此，盧梭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一方面，重返自然狀態(tài)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取的。因為純粹自然狀態(tài)下的自然人是非道德的;另一方面，只有社會才使人有道德，但根據(jù)盧梭對文明社會歷史的考察，現(xiàn)代社會正是人墮落的根源。
對這一問題的解答，一方面，盧梭訴諸于人的內(nèi)在良知，良知是正義與美德的內(nèi)在原則，我們據(jù)此判斷自己和他人行為的善惡。另一方面，則求助于公意———一種政治化的、擴大的內(nèi)在良知。在盧梭眼里，自由意味著人的本質。盧梭的自然狀態(tài)是對人的“自然”的發(fā)現(xiàn)，這包括兩個方面:人性和人本質，其中人性不足以把人和動物相區(qū)別，只有人的本質———自由———才使人和動物區(qū)別開來。在自然狀態(tài)下，自然人享有的自由是非道德的自然自由，這種自由以個人力量為限;在應然的社會狀態(tài)下，公民享有的是公民自由和道德自由。其中，公民自由由公共意志來保障;而道德自由是自己作自己的主人，遵從自我設定的規(guī)則。盧梭講的強迫自由是專指道德自由而言，強迫他的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是他自己強迫自己根據(jù)公共善來思考，按照公共意志而行動。
通過內(nèi)化為人本質的自由，盧梭將古代政治哲學的合法性理論和現(xiàn)代政治哲學的合法性理論統(tǒng)一在一起，即政治秩序必須是個人自由意志同意的結果。正是在自由的指引下，盧梭的社會契約才得以締結。社會契約的本質即公意。因為公共意志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個人意志即個體作為公民而具有的個人意志。因此，服從公意即是自由，由于法律是公意的體現(xiàn)，我們也可以說服從法律即自由。
依林教授之見，如果說“最佳政制的問題”引導著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話，那么，正是理想政治主體和最佳治道的問題引導著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基于上述深刻認識，林教授借鑒和參照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史家斯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定義，并依據(jù)中國政治哲人“固有的問題意識、義理結構和思想脈絡”，從“政治主體”的角度給“政治哲學”下這樣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定義：“政治哲學就是試圖真正了解政治事務的性質以及最適宜于統(tǒng)治天下或作天下王的政治主體這兩方面的統(tǒng)一之道?！本唧w而言，“所謂‘了解政治事務的性質’，對中國的政治哲人而言，主要指的是了解和探究天下的事務和本性”；換言之，“對中國的政治哲人來講，最大的政治問題便是由誰和如何來平治和統(tǒng)一天下的問題，答案是最好或最理想的就是由圣人作王才能平治和統(tǒng)一天下，而圣人作王并不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而是一個主體性的問題”。因此，“了解天下的事務與本性并期之以必待圣人而治之，這便是中國政治哲人的最根本的政治信念”［2］22。
根據(jù)林教授的上述定義和見解，圣賢與天下無疑是中國古典政治哲學所特有的概念，它們之間的政治性關聯(lián)，正是中國古典政治哲人問題意識的核心關切，體現(xiàn)了一種迥異于古希臘政治哲學以城邦政體的制度架構為核心問題關切的極富中國特色的政治思維理路。不過，中西古典政治哲學也有其基本的相似處，那就是“哲學與政治的統(tǒng)一”，即中西政治哲人都希望將他們的哲學反思落實于政治實踐，他們都“要求即知即行”［3］191。具體就中國古典時期的政治哲人來講，他們無不希望將他們各自關于“內(nèi)圣外王之道”的政治理想落實于政治實踐的領域，贏得實際統(tǒng)治者或執(zhí)政當權者的認可與踐行，從而使自己的政治理念得以貫徹實施，而且他們都深信由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圣賢式政治主體來實行其各自的治國理政之道便可以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
誠如清代學者章學誠所說，諸子紛紛而言道，“皆自以為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文史通義•原道中》）。余英時先生亦曾指出，正是基于其各自對“道”的信念，諸子各家學派“各自創(chuàng)建了一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系統(tǒng)學說”，“而且他們所尋求的‘道’雖各有特色，但在大方向與終極目標方面，卻殊途而同歸”，共同造就了具有中國文化特性的“軸心突破”，諸子對“道”的追求正體現(xiàn)了作為“軸心突破”的最顯著標志的“超越世界的出現(xiàn)”［3］50－52。對此，林存光教授同樣借用西方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期”理論［4］，從中國古典時期“軸心突破”或精神覺醒的角度來解讀孔子、老子以及諸子百家之學的思想意義與歷史貢獻，以期在那個時代的哲學與政治的思想統(tǒng)一中，找到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的源頭活水，與余英時先生的看法可謂有不謀而合之處。梁啟超先生曾說：“中國學術以研究人類現(xiàn)世生活之理法為中心，以今語道之，即人生哲學及政治哲學所包含之諸問題也。”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哲學范式；人學范式；社會價值認同
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是一個哲學問題，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項實踐活動，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性、社會性、和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活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發(fā)揮著積極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能做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在于它能夠滿足人的生存和發(fā)展需要的價值意義。對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探討，學界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見解，深化了對其本質的認識，但沒有形成統(tǒng)一界定。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是針對人的活動的現(xiàn)象，在社會共同體中，個人與集體活動中的辯證關系也需要一種全面的辯證的視角去解釋。社會哲學是一種對于社會生活現(xiàn)實的總體性把握［1］，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需要社會哲學范式這一視角對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產(chǎn)生和需要的必然性與普遍性問題反思，這與認為“社會哲學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強調把社會政治的需要看作其出發(fā)點和歸宿”［2］的觀點不同?；谏鐣軐W思維方式，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在生活實踐中如何體現(xiàn)的，在社會關系中把握，才能正確體現(xiàn)其本質。
1目前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現(xiàn)狀
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普遍性的客觀存在，在不同時代和國家表現(xiàn)為不同的樣態(tài)。針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研究，許多學者對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界定是從一定統(tǒng)治階級、階級意識形態(tài)來界定的，“意識形態(tài)性說”認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屬性是階級性或意識形態(tài)性，它規(guī)定著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質和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導屬性”［3］。意識形態(tài)性的核心是政治性和階級性，是指的是觀念上層的建筑，是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觀念，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是大眾的，是文化自覺的體現(xiàn)。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生產(chǎn)力之間的矛盾，需要在社會關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意識形態(tài)說發(fā)現(xiàn)了思想政治教育階級意識功能傳播，在這一社會關系中顯現(xiàn)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發(fā)揮。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于社會系統(tǒng)中的政治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規(guī)定，實質是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體系中的滲透”［4］。政治是對公共事務的安排和治理，它自始至終都有公共性的向度［5］。政治性只是人的群體歸屬需要的一部分，另外還有道德教育和價值觀教育。在原始人群內(nèi)實際上是存在著為大家都認可的行為標準和活動準則，也就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不同發(fā)展階段，體現(xiàn)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從根本上看，在階級蒙昧時期，在社會思想領域中不存在著思想體系的明顯分化，政治社會中只存在著一套較為完備的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的思想體系。道德是統(tǒng)治階級的道德，政治是一個統(tǒng)治階級對被統(tǒng)治階級的強制，是統(tǒng)治階級的價值觀，即政治同化了道德和宗教，因此，政治性對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做概括是不能覆蓋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個范圍和全部現(xiàn)象，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動被需要的體現(xiàn)，無法體現(xiàn)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是主體間性活動，在現(xiàn)實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有一個前提性承諾，具有確定的價值取向和導向的，盡管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時期及其不同人群、各個階層和學者們，對于思想政治教育內(nèi)涵的認識和理解不同，然而對于其歷史正當性、社會價值取向和作為人類需要的一項活動是共通的。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是一種社會活動，存在相同的現(xiàn)象，即能夠用一種關注社會活動的方法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從根本上來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
2思想政治教育本源性探究
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準確把握應該從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發(fā)生去追問其為何存在。基于這樣的路徑去尋求它的本質，也是對“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作為人的一項活動，發(fā)端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的思想活動。簡單的社會活動和社會交往是原始社會人進行的一種生活方式，主要體現(xiàn)在群居生活，伴隨著意識、情感、規(guī)則的發(fā)生與發(fā)展。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黃濟把這種原始形態(tài)的德性稱之為“生活式的德育”，盡管這種生活式德育及其原始，但它已經(jīng)歷史性地“承擔著社會生產(chǎn)性和生活性”，“維護社會公共生產(chǎn)和生活”，傳遞和馴化人的德性職能。［6］基于這樣的生活式德育所形成的習慣，維護著人際平等與聚集，保證人類的生存與發(fā)展。在群內(nèi)存在大家較為認同的活動準則和行為標準，體現(xiàn)在集體狩獵和采集活動當中，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人與人之間關系而結成的一個整體，因此原始社會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集體的、公共的、社會性的活動，也還沒有從其他的社會活動中獨立出來，在社會思想領域表現(xiàn)為對某種神秘力量的一致崇拜和信仰［7］。人與人的這種緊密的聯(lián)系結成的這種自然共同體當中，表現(xiàn)的是對氏族部落認同的原始宗教式的精神控制，是群體性的。階級社會的出現(xiàn)，伴隨著階級控制和階級教育活動的出現(xiàn)。不管在奴隸社會還是在封建社會時期，在社會思想領域不存在著思想體系的明顯分化，政治社會中只存在著一套較為完備的具有明顯政治傾向性的思想體系。例如在中國封建社會時期，儒學受到統(tǒng)治者的青睞并得到一定發(fā)展，在政治生活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并轉向政治教化。中世紀時期宗教利用教義將人們的思想觀念禁錮在維護封建統(tǒng)治秩序當中，為階級統(tǒng)治服務。這一時期主要是對“主人”所代表的國家和社會認同的那一系列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的規(guī)訓和教化。在資本主義社會時期，資產(chǎn)階級為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宣稱教育是為了對公民進行智、體、道德教育以及宗教教育，培養(yǎng)民主、自由、平等的公民。在教育實踐中大肆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不僅對資產(chǎn)階級進行階級意識的教育，并且在公民教育中體現(xiàn)了一種公民身份和國家認同教育理念。社會存在著兩大對立的政治思想理論體系，即資產(chǎn)階級和無產(chǎn)階級，各自從本階級的立場出發(fā)建構的各自思想體系。在社會主義社會時期，社會思想理論界存在著多元的以理性個體的角度出發(fā)，而非從階級出發(fā)的論證和闡發(fā)為社會共同體的價值理念所應實施的方案體系。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現(xiàn)是以培養(yǎng)民眾對國家（國族）和社會自覺認同的理性精神為主旨的教育和引導。在實踐活動的基礎上，人在不斷的自我實現(xiàn)、解放，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根據(jù)以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本質有了一個基本指向，資產(chǎn)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示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生活需要。實踐性和目的性是人類存在的價值指向，社會哲學反觀人的生活總體。
3用社會哲學范式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再思考
社會哲學在我國80年代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尤其是南開大學哲學系對社會哲學的研究。王南湜教授提出讓定義適合于生活，用生活中已有的領會去修正定義，修正理論?；谶@樣的方法，王南湜教授給社會哲學的定義是一種對社會生活的現(xiàn)實的總體性把握［8］。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項社會實踐活動，從其發(fā)展歷程看出，對思想政治教育現(xiàn)象的目的性和實踐性理解和把握需要社會哲學研究的方法和理論來把握，因此，社會哲學范式則指的是以社會哲學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對思想政治教育現(xiàn)象給予總體把握或反思，在這種思維框架下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重新做思考。本質不是變化的，是最普遍、最穩(wěn)定的根本性質。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也是各個階段體現(xiàn)最為普遍、穩(wěn)定的最根本性質?；谶@一視角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探討是從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發(fā)生以及不同歷史時期的目的性和實踐性體現(xiàn)出發(fā)。3．1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項實踐活動，其出發(fā)點和歸宿都是在實踐中完成的。首先，從其出發(fā)點來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實踐中進行。社會哲學是以一種總觀的態(tài)度面對現(xiàn)實生活，那么生活是人的社會活動的體現(xiàn)。從人的思想實際出發(fā)，對具體的人開展教育，分析人的思想的形成、發(fā)展、嬗變等，而這些是無法離開人的實踐活動來進行的。其次，從思想政治教育的歸宿來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使人們形成好的思想，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質。而這種思想政治素質則是社會需要和社會實踐活動中完成。人是未完成的存在，現(xiàn)實生活當中的人，是一個在不斷創(chuàng)造活動中自我完善，不斷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引導人們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去提升自己的思想意識。思想政治教育必須關涉人這一本性，找到思想政治教育與人的內(nèi)在契合，才能體現(xiàn)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體現(xiàn)也須在實踐中去檢驗。思想政治教育要達到怎樣的效果，有沒有預期效果，只能在社會實踐中來檢驗是否有效。［10］同時，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性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也在不斷發(fā)展。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人的主體意識不斷增強，思想政治教育必須相應的關照這一點。通過交往，圈中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對成員生活產(chǎn)生影響，不管是顯性的影響還是隱性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人獲得自身的完整性和全面發(fā)展性。當然，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項社會實踐活動，有一定的目的性。3．2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與其他教育相區(qū)別的一個方面。人的存在是個體存在和社會存在的統(tǒng)一，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不可避免的與其他個人或群體有一定的關系，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11］。在這種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下，人作為社會活動的主體，在這種社會關系中，人需要得到認同，也需要去認同群體其他成員。在認同確證的過程中，思想和行為都會受到影響和相互教育。但是，在這種社會圈中不一定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有些群體思想缺乏正確的價值取向，甚至有消極影響。社會環(huán)境對人的思想、行為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和自發(fā)性，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相伴隨。思想政治教育則是專門人員、組織有計劃地培養(yǎng)和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質為目的的實踐活動，具有一定的價值和社會發(fā)展的方向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教育，體現(xiàn)一定階級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與其他社會活動的目的是不同的，它根據(jù)一定的社會生產(chǎn)力、經(jīng)濟、政治發(fā)展狀況，根據(jù)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要求而預設的。在關照這一特殊要求的同時，人又是具有主觀能動性，思想政治教育通過人的主體選擇，把人在發(fā)展中符合社會目標的思想政治強化、形成理想信念，使之與社會發(fā)展方向保持一致，使人與社會在互動中發(fā)展。3．3思想政治教育價值觀指向性：思想政治教育不僅僅立足于現(xiàn)實，而且關照未來。思想政治教育不僅要有針對性的解決人們現(xiàn)實思想問題、實際問題，而且把人的思想長處、積極方面引導，并且發(fā)揮預防作用。對人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導人的思想向正確的方向發(fā)展。價值觀是關于價值的一定信念、傾向、主張和態(tài)度的基本觀點，是關于現(xiàn)實的人對全部生活實踐所產(chǎn)生的意義的一種評價、判斷和取舍標準的思想體系。思想政治教育不僅僅只包含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guī)范等教育，還是政治價值觀、道德價值觀、文化價值觀、美學價值觀等教育?！皟r值觀教育對人們進行啟發(fā)和引導，促使人們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并將其轉化為內(nèi)在的自覺要求。價值觀教育是一個規(guī)范性層面上的教育，它不可避免地將特定社會的價值觀體系滲透到教育過程中，以此促使人們個體價值觀的形成和發(fā)展?！保?3］也就是說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在調和社會價值體系與個體價值觀之間的矛盾，促進社會成員個體價值觀的發(fā)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簡單的知識傳授，而是在實踐中根據(jù)社會發(fā)展需要，對人們思想和行為的發(fā)展進行價值體系引導。從以上幾個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有目的性、具有超越性的社會價值觀教育，它是一定階級、政黨或集團用社會價值觀體系對社會成員施加一定影響，促使社會成員形成符合社會價值體系要求的個體價值觀的實踐活動。
作者:張應梅 單位:中國礦業(yè)大學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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