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20:25
序論：在您撰寫敘事學理論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結果卻自陷樊籠？《自由》通過敘事主人公“我”不由自主的生活，彰顯了“我”向往自由的個人倫理感覺；同時，自由作為“我”的一種生命自覺，也是其面對社會與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倫理選擇?！拔摇币驗闊o故被要求辭職，對未來的人生道路產(chǎn)生了迷茫，從此之后再也沒有“從一而終的打算”“不愿接受誰的領導了”，不斷變換職業(yè)，曾做過裝卸工、看門人，偶爾也做一些小生意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我”逐漸產(chǎn)生了一股厭世情緒，想要暫時自我封閉，過上一段平靜安寧的生活，以求找到更好的生活出路。此時遠行的朋友將他的房子托付給“我”照看，為“我”追求獨來獨往的自由提供了契機。然而這種自由生活自始至終不斷地被外界所干擾或者打斷，令“我”苦惱不已：一開始是房東的親戚來訪，后來是“我”小心翼翼地守護過的蜘蛛朋友的死亡，緊接著是與情人難以擺脫的糾葛。似乎“我”愈是追求自由，自由愈顯得難以企及。仿佛個人與他人、與現(xiàn)實社會之間產(chǎn)生了某種程度的錯位，而這種錯位成為主人公追求自由過程中難以逾越的障礙。正如“我”在格言本上寫下的那樣：“當事物除了其本身以外，不再指涉其他任何事物，這時才開始有了自由”，人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與他人之間的關系，而這些關系作為倫理的基本要素，注定了個體進行倫理抉擇時不得不面對沉重的道德倫理承負，承擔起對周圍人比如對親人、愛人、朋友、同事等的責任，而主人公“我”追求的則是自我精神的絕對自由。這種絕對的“自由”使得他在面對現(xiàn)實時，不斷陷入內心痛苦的矛盾糾結之中。愛情已經(jīng)熄滅、自己的情人漸行漸遠、對“我”而言已經(jīng)形同陌路，但是，當主人公想要與自己的情人分手時，卻始終難以邁出這關鍵的一步。當他沒見到自己的情人時，他很容易“表現(xiàn)得冷酷而強硬”，可是一旦看到情人越走越近的時候，他所有那些“堅信的跟她分手的理由，以前從來也沒有半點懷疑的理由，現(xiàn)在似乎變得虛假和可笑”。主人公這種態(tài)度的曖昧是出自同情憐憫之心還是源于愛情的余燼，作者并未明言，然而社會道德倫理觀念對主人公本身的影響顯而易見。也許主人公意識到，與他人的交往會致使個人自由的喪失，從而選擇了逃避現(xiàn)實，將自己封閉起來。一方面他為了自由，企圖擺脫現(xiàn)實中的倫理關系，另一方面卻又無可避免地受到倫理因素的影響，這種無法擺脫的內在矛盾是其追求自由而不得的主要根源。主人公在主觀上努力切斷與周圍事物的聯(lián)系的做法難免是徒勞無益的，因為“具有自己的道德上帝的個人在社會中生活，與他人交往，就會出現(xiàn)個體化的道德沖突，產(chǎn)生道德事件”。法國著名思想家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一書中亦寫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的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人更是奴隸?！钡拇_，人要在社會上生存，就必須與他人交往，這是人生來無法回避、必然要承載的倫理重負，與人交往是人與生俱來的宿命。人無法忍受因脫離人倫關系而產(chǎn)生的孤獨感，正如小說中蜘蛛烏爾蘇斯不能離開食物而存活一樣；蜘蛛會因缺乏食物而死亡，同樣，人如果沒有與他人的交往，其后果將不堪設想。小說以相當多的篇幅敘述了“我”與烏爾蘇斯在一起度過的一段生活，我們認為，作者之所以如此精心布局，正是為了強調“我”的處境與蜘蛛的相似之處。蜘蛛烏爾蘇斯與主人公有著相似的冷漠，每當它捕獲到獵物，它“并不向戰(zhàn)利品撲過去，而是若有所思地靠近，不急著把獵物緊緊束縛住，甚至有些懶洋洋的，在它身上發(fā)現(xiàn)不了任何饑餓難忍的特征”。然而當樓道的垃圾通道被堵塞、蜘蛛因而失去了其主要的食物來源——蒼蠅，生命很快就凋零了。為了延續(xù)它的生命，“我”試圖給它喂蟑螂，不知何故它最后卻死掉了。蜘蛛烏爾蘇斯不看重食物，最后卻因缺乏食物來源而喪命；正如同“我”不愿與別人交往，最后卻因脫離群體而倍感寂寞一樣。因尋求絕對自由而自我封閉所導致的孤獨感令“我”難以忍受，這種沉重的情緒壓抑著“我”的身心，這種與世隔絕的痛苦令“我”無法擺脫。主人公欲通過自我的封閉換取心靈的自由，結果卻引發(fā)致命的孤獨感，心靈的自由反而不知不覺間被自我的情感本身所束縛。
二、安德留哈——追求極致的自由，是不負責任
“敘事倫理學從個體的獨特命運的例外情形去探問生活感覺的意義，緊緊摟抱著個人的命運，關注個人生活的深淵”，作者布托夫通過對安德留哈人生命運的敘事，展現(xiàn)了安德留哈為追求自由而不惜任何代價的生命熱情。安德留哈與“我”在處事風格上截然不同，他為了個人的自由不計代價，更少顧慮他人的看法，也不懼怕與他人的接觸。他在上學期間因為癡迷旅游沒有參加考試而被學校開除；隨心所欲地花錢卻全然不顧欠別人的債務這一事實，導致負債累累，甚至不得不讓父母替他還債，致使流氓對其家人糾纏不休，置親人于危險之中而不顧；為了躲避債務，愛子心切的父母不得不將心愛的兒子暫時安置到精神病院，以躲避追殺，之后他又逃出了醫(yī)院。雖然用常人的觀點來看，安德留哈完全就是一副無賴模樣，然而這一形象又體現(xiàn)出人類對自由的執(zhí)著向往。主人公與安德留哈一起在冰天雪地中冒險暢游，當他與安德留哈失散并且由于身體羸弱開始產(chǎn)生悲觀念頭時，安德留哈的出現(xiàn)鼓舞了“我”繼續(xù)堅持下去的信念，此時此刻安德留哈對“我”來說就像一顆閃耀的晨星，他的堅持不懈令人頓時肅然起敬，使得兩人最后成功脫險。因此，可以說，在安德留哈身上存在著一種永不言棄、積極進取的可貴精神，無論作者是否有意為之，這一形象的塑造畢竟體現(xiàn)出一種超越現(xiàn)世的倫理訴求，即對人類求生信念以及積極追求自由的勇敢精神的肯定和認可。然而，安德留哈這種隨心所欲、不顧一切的個人主義自由理念在客觀上卻不斷給他人帶來麻煩甚至危險，而且他自己也在主觀上陷入了倫理道德的困境。不管怎樣，“他都敏銳地感覺到社會上思想家的壓力，思想家強加給人們并不輕松的義務：這樣或那樣的實現(xiàn)自我，成為什么樣的人，取得什么樣的成就”。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突然產(chǎn)生了冒險運送核彈的想法，之后，安德留哈因為處理債務問題而沒有成行，放棄了這次癡人說夢的行為。由此可見，在他給家人帶來危險之后，自己無法再心安理得地繼續(xù)隨心所欲、進行追逐自由的探險了，良心的不安和負疚感迫使他暫時放棄個人自由并著手解決家人遇到的麻煩。道德觀念在每一個個體身上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因為人“不得不受自然界的支配，特別是不得不受他的同類的支配”。秉持自由倫理觀的個體不得不面對整個社會所凝聚積淀的理性倫理觀念的制約?；镜牡赖掠^念作為一種理性倫理，植根并且纏繞于每一個個體之上，如果極致地追求個人的自由，而全然不考慮周遭的人和事，勢必會傷害到他人的感情和利益，從而破壞人與人之間和諧共存的關系，這也不是每一個秉持自由倫理觀的個體所愿意看到的。深深植根于每個個體之內的普遍的理性原則勢必會問罪于不負責任的個體本身，使其陷入自由倫理的困境。
三、結語
關鍵詞:廣播電視敘事學語言學轉向圖像轉向
從時間上看，廣播電視的出現(xiàn)與敘事學的興起均發(fā)生在同一時期。敘事學起源于20世紀20年代末的蘇聯(lián)，并在結構主義大背景下于60年代正式誕生于法國。這也正是廣播電視從誕生到不斷成熟的幾十年。電視理論家薩拉•科茲洛夫（SarahRuthKozloff）在《敘事理論與電視》一文中指出：“廣播電視從發(fā)明、問世到不斷成熟的這幾十年也是對新批評領域內一門學科的發(fā)展起著主導作用，這門新學科就是敘述學，或簡而言之，就是敘事理論。”（Thesamedecadesthathavebroughtthegradualinvention,birth,andincreasingmaturityofbroadcasttelevisionhavealsoplayedhosttothedevelopmentofanewcriticalfield,“narratology”or,moresimply,“narrativetheory.”）（1）
這幾十年間廣播電視和敘事學的發(fā)展情形是怎樣的呢？廣播電視的發(fā)展與敘事學的興起有著怎樣的關系呢？
一
廣播電視這種新媒介在19世紀末期就已有雛形，而正式誕生于20世紀初葉。1895年俄國的科學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學家馬可尼兩位科學家經(jīng)過各自獨立的研究，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無線電收發(fā)報機，并先后成功地進行了長距離通信試驗。1906年加拿大人費森登教授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建立了無線電廣播實驗室，并在圣誕節(jié)前夕通過無線電波首次進行了聲音傳播。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廣播電臺誕生，這是由美國匹茲堡西屋電氣公司開辦的商業(yè)廣播電臺，呼號為KDKA。
電視的誕生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fā)明。1884年11月6日尼普可夫把他發(fā)明的一臺叫作“電視望遠鏡”的儀器申報給柏林皇家專利局，一年后專利獲得了批準。1924年貝爾德采用兩個尼普可夫圓盤制作了一臺電視機，首次在相距4英尺遠的地方傳送了一個十字剪影畫，貝爾德本人則被人尊稱為電視之父。1924年俄裔美國科學家茲沃雷金的電子電視模型出現(xiàn)。1931年茲沃雷金又制造出攝像機顯像管。1936年11月2日，英國廣播公司在倫敦郊外的亞歷山大宮，完全采用電子電視系統(tǒng)播出了一場頗具規(guī)模的歌舞節(jié)目，這一天被公認為是世界電視的誕生日。1954年彩色電視在美國試播成功。1957年10月，蘇聯(lián)發(fā)射了“斯普特尼克1號”衛(wèi)星，這是人類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1962年6月19日，美國發(fā)射了“電星1號”，衛(wèi)星首次成功地轉播了電視信號。
無可否認，電視這種新媒介的出現(xiàn)，對整個的社會思潮、文化研究、文學理論等都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正如傳播學者麥克盧漢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產(chǎn)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2）
二
敘事學誕生在“語言學轉向”的20世紀，而20世紀對西方文學理論影響最大的事件莫過于“語言學轉向”了?！罢Z言學轉向”（thelinguisticturn）一詞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在一本名叫《邏輯與實在》（1964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他認為，“語言學轉向”發(fā)生的標志是哲學家們共同采納了語言分析的方法。隨后，這一用語主要由理查德•羅蒂編輯的一部題為《語言學轉向——關于哲學方法的論文集》的書而被廣泛傳布。什么是“語言學轉向”呢？這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三言兩語很難說透。但是從根本上來說，“語言學轉向”有兩大特征，這兩大特征又是相互聯(lián)系的。之一，由歷時語言學研究轉向共時語言學研究。這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創(chuàng)始人索緒爾創(chuàng)立的，他認為語言研究的著眼點應為當今的語言符號系統(tǒng)，應該研究語言成分之間的相互關系，而不是去追蹤這些成分之間的歷史演變過程。之二，由語言學研究轉向話語學研究。什么是“語言”和“話語”呢？“語言”一般被看作是一個由一整套固定的語法規(guī)則構成的完整體系，確定性、清晰性、規(guī)律性是語言的重要特征?！霸捳Z”則是能夠表達一個完整意義的言語，話語意義的確定不僅要取決于話語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語境所決定的。語境的構成包括對話者所處的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心理狀態(tài)、文化修養(yǎng)等因素。因此相對于語言來說，不確定性、模糊性和非規(guī)律性成為話語的一些主要特征。這種轉向分為兩個階段，前者可以說是語言學階段，后者是轉向話語學階段。如果說在本世紀前半期，西方文學批評得益于“語言學轉向”，使得文學研究更加科學化，對文學對象的把握更加確定，那么到了本世紀的后半期，這種轉向由于發(fā)生了質的變化，使得以結構主義為代表的文學語言學批評所確立的研究對象的確定性，變得不確定起來，甚至連語言的表征都產(chǎn)生了危機。人類文明賴以依存的載體變得不可靠起來。當代西方的文學批評，特別是以解構主義為代表的批評陷入了自我解構的困境。這便是文學話語學批評產(chǎn)生的開始。
“語言學轉向”催生了一些新學科和新理論，敘事學便是其中的一個分支。敘事學最初起源于俄國形式主義。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鮑姆等人發(fā)現(xiàn)了“故事”和“情節(jié)”之間的差異，“故事”指的是作品敘述的按實際時間順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節(jié)”側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現(xiàn)的實際情況，這些直接影響了敘事學對敘事作品結構層次的劃分。普洛普的《民間故事形態(tài)學》直接影響著敘事學的誕生并被公認為是敘事學的發(fā)韌之作。普洛普打破了童話故事傳統(tǒng)的分類方法——按人物和主題進行分類，他認為故事中的基本單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他按照不同的“功能”從俄國民間故事中分析出31種類型，建立了一種被稱為故事形態(tài)學的框架。他的觀點被列維—斯特勞斯接受并傳到了法國。列維—斯特勞斯主要研究神話之中內在不變的因素結構形式，并試圖用語言學模式發(fā)現(xiàn)人類思維的基本結構。1945年列維-斯特勞斯在他的《語言學和人類學中的結構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學中的結構分析法運用到人類學研究中去的觀點。到了60年代，大量關于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的作品開始出現(xiàn)。格雷馬斯和托多羅夫都開始譯介俄國形式主義的論述。1966年，《交流》雜志第8期刊登了以“符號學研究——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為標題的專號系列文章，宣告了敘事學的正式誕生。不過，“敘事學”一詞直到1969年才由托多羅夫提出，他在1969年發(fā)表的《〈十日談〉語法》中寫道：“•••這部著作屬于一門尚未存在的科學，我們暫且將這門科學取名為敘事學，即關于敘事作品的科學?！保?）托多羅夫對敘事學的定義是：“敘事學：關于敘事結構的理論。為了發(fā)現(xiàn)或描寫結構，敘事學研究者將敘事現(xiàn)象分解成組件，然后努力確定它們的功能和相互關系?！保?）
受“語言學轉向”大背景的影響，敘事學又分為經(jīng)典敘事學或結構主義敘事學和后經(jīng)典敘事學兩個流派?！敖?jīng)典敘事學旨在建構敘事學語法或詩學，對敘事作品之構成成分、結構關系和運用規(guī)律等展開科學研究，并探討在同一結構框架內作品之間在結構上的不同?！薄昂蠼?jīng)典敘事學將注意力轉向了結構特征與讀者闡釋相互作用的規(guī)律，轉向了對具體作品之意義的探討，注重跨學科研究，關注作者、文本、讀者與社會歷史語境的交互作用?！保?）經(jīng)典敘事學向后經(jīng)典敘事學的轉變大概發(fā)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是受到后結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讀者反應理論、文化批評等多種理論或者流派的影響的結果。三
“語言學轉向”幾乎滲透到所有的人文學科，就像電視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各個角落一樣。W.J.T米歇爾說：“羅蒂哲學史的最后階段便是他所謂的‘語言學轉向’，這一發(fā)展已在人文科學的其他學科產(chǎn)生紛繁復雜的共鳴。語言學、符號學、修辭學以及文本性的種種模式已經(jīng)變成對藝術、媒介以及文化形式進行批判審思的通用語言。社會便是一個文本。自然以及對它的表征已經(jīng)成為‘話語’，甚至連無意識也如語言一般結構而成”。（6）至此，我們會進一步追問：“語言學轉向”是怎樣發(fā)生的呢？導致這種人文學科“紛繁復雜的共鳴”現(xiàn)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W.J.T米歇爾在《圖像轉向》一文中歸納了這種變化的原因。他說：“思想界及學術界的話語中所發(fā)生的這些轉變，更多的是它們彼此間的相互作用，與日常生活及普通語言關系不大。這樣說的理由并不見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們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學家們的論述中正在發(fā)生另一種轉變，其他學科以及公共文化領域中也正在又一次發(fā)生一種紛繁糾結的轉型。我想把這一轉變稱為‘圖像轉向’。在英美哲學中，這一轉向的變體向前可以追溯至查爾斯•皮爾斯的符號學，向后到尼爾森•古德曼的‘藝術的語言’，兩者都探討作為非語言符號系統(tǒng)賴以立基的慣例及代碼，并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們不是以語言乃意義之示例范型這一假定作為其開端的。”（7）也許我們會再進一步追問：什么是“圖像轉向”？導致“圖像轉向”的原因又是什么？金元浦教授作了這樣的解釋：“美國學者W.J.P.米歇爾說，當下社會科學以及公共文化領域正在發(fā)生一種紛繁糾結的轉型，而在當代哲學家的論述中，這種轉向也是明白無誤的。他把這一變化稱為‘圖像轉向’。那么，圖像的轉型轉向哪里？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論、形象化再現(xiàn)或圖像的輔助解說轉變，也不是向主體客體相互對應的理論回歸，更不是一種關于圖像‘在場’的玄學的死灰復燃；它是對圖像的一種后語言學、后符號學的再發(fā)現(xiàn)。它從根本上動搖了長期以來由傳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類文明的發(fā)展趨向，即文字長期居于獨霸地位的現(xiàn)實。而是把圖像當作視覺性、機器、體制、話語、身體和喻形性之間的一種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綜合體來加以研究。因為重要的現(xiàn)實是，圖像現(xiàn)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響著文化的每一個層面，從最高深精微的哲學思考到大眾媒介最為粗俗淺薄的生產(chǎn)制作，無一幸免?！碧諙|風教授說：“通俗報業(yè)的圖像化，電影和電視的數(shù)字圖像化、后成像術的出現(xiàn)和醫(yī)學成像術的發(fā)展，成了轉換的標志，更不用說互聯(lián)網(wǎng)無休止的圖象轟炸了。因而繼文化研究，怪異理論和黑人少數(shù)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興起了視覺文化這個時髦的、也有爭議的研究交叉科學的新方法。視覺影像成了從事攝影、電影、電視、媒體研究、藝術史、社會學及其它視覺研究者共同關注的中心。”（8）我們有理由認為，只有影像媒介的出現(xiàn)才標志著“圖像轉向”時代的來臨，技術的發(fā)展和后現(xiàn)代的動力一道完成了“圖像轉向”的重任。維克多•維坦查說：“文字與圖像誰更卓越，今天是圖書和電視的卓越之爭•••電視以其隨機的不連續(xù)的圖像與線性傳統(tǒng)作對，打破了邏輯和思維的習慣。（9）
四
視覺和圖像作為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古希臘以來就在文學藝術中占著重要的地位，如西方繪畫與雕塑等視覺藝術的影響幾乎在西方文學影響之上。中國的詩學也是很重視形象的，如“言不盡意，立象以盡意”之說等等。但是，“圖像”在中西傳統(tǒng)敘事中卻未能發(fā)展成為一種成熟的敘事方式，即使是近代電影的出現(xiàn)，也因為局限于“非現(xiàn)實”的藝術領域，其敘事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德山在《視覺文化與敘事轉型》一文中指出：“電視圖像敘事真正創(chuàng)造、釋放了‘圖像’敘事的威力與作用，以電視圖像為代表的視覺文化強勢階段開始形成•••以電視圖像敘事為代表的視覺化敘事類型開始成為主導型的敘事類型，開始占據(jù)社會敘事格局的主流。電視敘事鋪衍著社會的話語，構成了西方后現(xiàn)代現(xiàn)實典型而駁雜的敘事文本?！保?0）薩拉•科茲洛夫說：“在當今的美國社會里，電視也成為最主要的故事敘述者?！保?1）
電視作為影像敘事媒介，可以說是處處浸透著敘述，也可以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轉換成敘事文本。薩拉•科茲洛夫指出：“大多數(shù)的電視節(jié)目——情景喜劇、動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劇、小型系列片、供電視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敘述性文本。”同時，“敘述不僅是電視上起主導作用的文本類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敘述結構就像是座大門或一只格柵，即使是非敘述性的電視節(jié)目也必須穿其而過。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世界是由這一敘述話語規(guī)則構成的世界。”（12）電視敘事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改變著我們的生活習慣，也改變著我們以前的經(jīng)驗。麥克盧漢在1961年就指出：“電視是一種整合性的媒介，它迫使長久分離和分散的經(jīng)驗成分之間產(chǎn)生相互作用?！保?3）
電視不僅僅是作為一種敘事媒介滲透到我們的文化中，它已經(jīng)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日常生活。羅杰西爾弗斯通在《電視與日常生活》一書中也指出：“電視融入日常生活的明顯之處在于：它既是一個打擾者也是一個撫慰者，這是它的情感意義；它既告訴我們信息，也會誤傳信息，這是它的認知意義；它扎根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軌道中，這是它在空間和時間上的意義；它隨處可見，這么說不僅僅是指電視的物體——一個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現(xiàn)在多種文本中，——期刊、雜志、報紙、廣告牌、書、就像我的這本；它對人造成的沖擊，被記住也被遺忘；它的政治意義在于它是現(xiàn)代化國家的一個核心機制；電視徹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構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礎?！保?4）我們有理由認為：電視的日常生活化的諸種意義也應該包括了對于敘事學這門學科的主導作用的意義在內。
以上是我們循著薩拉•科茲洛夫的思路，從廣播電視迅速發(fā)展的幾十年間在人文社會學科所經(jīng)歷的兩大事件——“語言學轉向”和“圖像轉向”的因果關系中，從電視媒介對于社會文化和對于整個社會生活的介入及其影響中，追溯了敘事學誕生的背景和主導成因，為薩拉•科茲洛夫的斷言——“廣播電視從發(fā)明、問世到不斷成熟的這幾十年也是對新批評領域內一門學科的發(fā)展起著主導作用，這門新學科就是敘述學，或簡而言之，就是敘事理論”找到了一種事實上和邏輯上的因果鏈。
注釋：
（1）SarahRuthKozloff:NarrativeTheoryandTelevision,inRobertC.AllenChannelsofDiscourse,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7,42。并參考麥永雄等譯《重組話語頻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版。
（2）（13）[加]埃里克•麥克盧漢弗蘭克•秦格龍等編：《麥克盧漢精粹》，何道寬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版，第226頁，439頁。
（3）參閱譚善明：《敘事學》
（4）Todorov.T:GrammaireduDecameron(M),Mouton:TheHague,1969,69.
（5）申丹：《敘事學》，《外國文學》2003第3期
（6）（7）W.J.T米歇爾：《圖像轉向》，范靜曄譯
（8）金元浦/陶東風：《視覺新景與文化焦慮——文化研究二人談》
（9）熊澄宇編選：《新媒介與創(chuàng)新思維》，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版，第249頁。
（10）于德山：《視覺文化與敘事轉.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第3期。
眾所周知，敘事學的誕生直接受俄國形式主義和法國結構主義的影響。但是電視理論家薩拉•科茲洛夫卻認為：廣播電視從發(fā)明到不斷成熟的這幾十年對敘事學的發(fā)展起著主導作用。本文擬從敘事學與語言學轉向、語言學轉向與圖像轉向、圖像轉向與廣播電視的誕生等一系列的關系鏈中，探尋敘事學與電視媒介的關系。
【關鍵詞】廣播電視敘事學語言學轉向圖像轉向
從時間上看，廣播電視的出現(xiàn)與敘事學的興起均發(fā)生在同一時期。敘事學起源于20世紀20年代末的蘇聯(lián)，并在結構主義大背景下于60年代正式誕生于法國。這也正是廣播電視從誕生到不斷成熟的幾十年。電視理論家薩拉•科茲洛夫（SarahRuthKozloff）在《敘事理論與電視》一文中指出：“廣播電視從發(fā)明、問世到不斷成熟的這幾十年也是對新批評領域內一門學科的發(fā)展起著主導作用，這門新學科就是敘述學，或簡而言之，就是敘事理論。”（Thesamedecadesthathavebroughtthegradualinvention,birth,andincreasingmaturityofbroadcasttelevisionhavealsoplayedhosttothedevelopmentofanewcriticalfield,“narratology”or,moresimply,“narrativetheory.”）（1）
這幾十年間廣播電視和敘事學的發(fā)展情形是怎樣的呢？廣播電視的發(fā)展與敘事學的興起有著怎樣的關系呢？
一
廣播電視這種新媒介在19世紀末期就已有雛形，而正式誕生于20世紀初葉。1895年俄國的科學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學家馬可尼兩位科學家經(jīng)過各自獨立的研究，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無線電收發(fā)報機，并先后成功地進行了長距離通信試驗。1906年加拿大人費森登教授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建立了無線電廣播實驗室，并在圣誕節(jié)前夕通過無線電波首次進行了聲音傳播。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廣播電臺誕生，這是由美國匹茲堡西屋電氣公司開辦的商業(yè)廣播電臺，呼號為KDKA。
電視的誕生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fā)明。1884年11月6日尼普可夫把他發(fā)明的一臺叫作“電視望遠鏡”的儀器申報給柏林皇家專利局，一年后專利獲得了批準。1924年貝爾德采用兩個尼普可夫圓盤制作了一臺電視機，首次在相距4英尺遠的地方傳送了一個十字剪影畫，貝爾德本人則被人尊稱為電視之父。1924年俄裔美國科學家茲沃雷金的電子電視模型出現(xiàn)。1931年茲沃雷金又制造出攝像機顯像管。1936年11月2日，英國廣播公司在倫敦郊外的亞歷山大宮，完全采用電子電視系統(tǒng)播出了一場頗具規(guī)模的歌舞節(jié)目，這一天被公認為是世界電視的誕生日。1954年彩色電視在美國試播成功。1957年10月，蘇聯(lián)發(fā)射了“斯普特尼克1號”衛(wèi)星，這是人類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1962年6月19日，美國發(fā)射了“電星1號”，衛(wèi)星首次成功地轉播了電視信號。
無可否認，電視這種新媒介的出現(xiàn)，對整個的社會思潮、文化研究、文學理論等都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正如傳播學者麥克盧漢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產(chǎn)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2）
二
敘事學誕生在“語言學轉向”的20世紀，而20世紀對西方文學理論影響最大的事件莫過于“語言學轉向”了。“語言學轉向”（thelinguisticturn）一詞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在一本名叫《邏輯與實在》（1964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他認為，“語言學轉向”發(fā)生的標志是哲學家們共同采納了語言分析的方法。隨后，這一用語主要由理查德•羅蒂編輯的一部題為《語言學轉向——關于哲學方法的論文集》的書而被廣泛傳布。什么是“語言學轉向”呢？這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三言兩語很難說透。但是從根本上來說，“語言學轉向”有兩大特征，這兩大特征又是相互聯(lián)系的。之一，由歷時語言學研究轉向共時語言學研究。這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創(chuàng)始人索緒爾創(chuàng)立的，他認為語言研究的著眼點應為當今的語言符號系統(tǒng)，應該研究語言成分之間的相互關系，而不是去追蹤這些成分之間的歷史演變過程。之二，由語言學研究轉向話語學研究。什么是“語言”和“話語”呢？“語言”一般被看作是一個由一整套固定的語法規(guī)則構成的完整體系，確定性、清晰性、規(guī)律性是語言的重要特征。“話語”則是能夠表達一個完整意義的言語，話語意義的確定不僅要取決于話語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語境所決定的。語境的構成包括對話者所處的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心理狀態(tài)、文化修養(yǎng)等因素。因此相對于語言來說，不確定性、模糊性和非規(guī)律性成為話語的一些主要特征。這種轉向分為兩個階段，前者可以說是語言學階段，后者是轉向話語學階段。如果說在本世紀前半期，西方文學批評得益于“語言學轉向”，使得文學研究更加科學化，對文學對象的把握更加確定，那么到了本世紀的后半期，這種轉向由于發(fā)生了質的變化，使得以結構主義為代表的文學語言學批評所確立的研究對象的確定性，變得不確定起來，甚至連語言的表征都產(chǎn)生了危機。人類文明賴以依存的載體變得不可靠起來。當代西方的文學批評，特別是以解構主義為代表的批評陷入了自我解構的困境。這便是文學話語學批評產(chǎn)生的開始。
“語言學轉向”催生了一些新學科和新理論，敘事學便是其中的一個分支。敘事學最初起源于俄國形式主義。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鮑姆等人發(fā)現(xiàn)了“故事”和“情節(jié)”之間的差異，“故事”指的是作品敘述的按實際時間順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節(jié)”側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現(xiàn)的實際情況，這些直接影響了敘事學對敘事作品結構層次的劃分。普洛普的《民間故事形態(tài)學》直接影響著敘事學的誕生并被公認為是敘事學的發(fā)韌之作。普洛普打破了童話故事傳統(tǒng)的分類方法——按人物和主題進行分類，他認為故事中的基本單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他按照不同的“功能”從俄國民間故事中分析出31種類型，建立了一種被稱為故事形態(tài)學的框架。他的觀點被列維—斯特勞斯接受并傳到了法國。列維—斯特勞斯主要研究神話之中內在不變的因素結構形式，并試圖用語言學模式發(fā)現(xiàn)人類思維的基本結構。1945年列維-斯特勞斯在他的《語言學和人類學中的結構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學中的結構分析法運用到人類學研究中去的觀點。到了60年代，大量關于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的作品開始出現(xiàn)。格雷馬斯和托多羅夫都開始譯介俄國形式主義的論述。1966年，《交流》雜志第8期刊登了以“符號學研究——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為標題的專號系列文章，宣告了敘事學的正式誕生。不過，“敘事學”一詞直到1969年才由托多羅夫提出，他在1969年發(fā)表的《〈十日談〉語法》中寫道：“•••這部著作屬于一門尚未存在的科學，我們暫且將這門科學取名為敘事學，即關于敘事作品的科學。”（3）托多羅夫對敘事學的定義是：“敘事學：關于敘事結構的理論。為了發(fā)現(xiàn)或描寫結構，敘事學研究者將敘事現(xiàn)象分解成組件，然后努力確定它們的功能和相互關系?！保?）
受“語言學轉向”大背景的影響，敘事學又分為經(jīng)典敘事學或結構主義敘事學和后經(jīng)典敘事學兩個流派。“經(jīng)典敘事學旨在建構敘事學語法或詩學，對敘事作品之構成成分、結構關系和運用規(guī)律等展開科學研究，并探討在同一結構框架內作品之間在結構上的不同?！薄昂蠼?jīng)典敘事學將注意力轉向了結構特征與讀者闡釋相互作用的規(guī)律，轉向了對具體作品之意義的探討，注重跨學科研究，關注作者、文本、讀者與社會歷史語境的交互作用?！保?）經(jīng)典敘事學向后經(jīng)典敘事學的轉變大概發(fā)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是受到后結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讀者反應理論、文化批評等多種理論或者流派的影響的結果。
三
“語言學轉向”幾乎滲透到所有的人文學科，就像電視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各個角落一樣。W.J.T米歇爾說：“羅蒂哲學史的最后階段便是他所謂的‘語言學轉向’，這一發(fā)展已在人文科學的其他學科產(chǎn)生紛繁復雜的共鳴。語言學、符號學、修辭學以及文本性的種種模式已經(jīng)變成對藝術、媒介以及文化形式進行批判審思的通用語言。社會便是一個文本。自然以及對它的表征已經(jīng)成為‘話語’，甚至連無意識也如語言一般結構而成”。（6）至此，我們會進一步追問：“語言學轉向”是怎樣發(fā)生的呢？導致這種人文學科“紛繁復雜的共鳴”現(xiàn)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W.J.T米歇爾在《圖像轉向》一文中歸納了這種變化的原因。他說：“思想界及學術界的話語中所發(fā)生的這些轉變，更多的是它們彼此間的相互作用，與日常生活及普通語言關系不大。這樣說的理由并不見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們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學家們的論述中正在發(fā)生另一種轉變，其他學科以及公共文化領域中也正在又一次發(fā)生一種紛繁糾結的轉型。我想把這一轉變稱為‘圖像轉向’。在英美哲學中，這一轉向的變體向前可以追溯至查爾斯•皮爾斯的符號學，向后到尼爾森•古德曼的‘藝術的語言’，兩者都探討作為非語言符號系統(tǒng)賴以立基的慣例及代碼，并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們不是以語言乃意義之示例范型這一假定作為其開端的?！保?）也許我們會再進一步追問：什么是“圖像轉向”？導致“圖像轉向”的原因又是什么？金元浦教授作了這樣的解釋：“美國學者W.J.P.米歇爾說，當下社會科學以及公共文化領域正在發(fā)生一種紛繁糾結的轉型，而在當代哲學家的論述中，這種轉向也是明白無誤的。他把這一變化稱為‘圖像轉向’。那么，圖像的轉型轉向哪里？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論、形象化再現(xiàn)或圖像的輔助解說轉變，也不是向主體客體相互對應的理論回歸，更不是一種關于圖像‘在場’的玄學的死灰復燃；它是對圖像的一種后語言學、后符號學的再發(fā)現(xiàn)。它從根本上動搖了長期以來由傳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類文明的發(fā)展趨向，即文字長期居于獨霸地位的現(xiàn)實。而是把圖像當作視覺性、機器、體制、話語、身體和喻形性之間的一種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綜合體來加以研究。因為重要的現(xiàn)實是，圖像現(xiàn)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響著文化的每一個層面，從最高深精微的哲學思考到大眾媒介最為粗俗淺薄的生產(chǎn)制作，無一幸免?！碧諙|風教授說：“通俗報業(yè)的圖像化，電影和電視的數(shù)字圖像化、后成像術的出現(xiàn)和醫(yī)學成像術的發(fā)展，成了轉換的標志，更不用說互聯(lián)網(wǎng)無休止的圖象轟炸了。因而繼文化研究，怪異理論和黑人少數(shù)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興起了視覺文化這個時髦的、也有爭議的研究交叉科學的新方法。視覺影像成了從事攝影、電影、電視、媒體研究、藝術史、社會學及其它視覺研究者共同關注的中心?！保?）我們有理由認為，只有影像媒介的出現(xiàn)才標志著“圖像轉向”時代的來臨，技術的發(fā)展和后現(xiàn)代的動力一道完成了“圖像轉向”的重任。維克多•維坦查說：“文字與圖像誰更卓越，今天是圖書和電視的卓越之爭•••電視以其隨機的不連續(xù)的圖像與線性傳統(tǒng)作對，打破了邏輯和思維的習慣。（9）
四
視覺和圖像作為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古希臘以來就在文學藝術中占著重要的地位，如西方繪畫與雕塑等視覺藝術的影響幾乎在西方文學影響之上。中國的詩學也是很重視形象的，如“言不盡意，立象以盡意”之說等等。但是，“圖像”在中西傳統(tǒng)敘事中卻未能發(fā)展成為一種成熟的敘事方式，即使是近代電影的出現(xiàn)，也因為局限于“非現(xiàn)實”的藝術領域，其敘事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德山在《視覺文化與敘事轉型》一文中指出：“電視圖像敘事真正創(chuàng)造、釋放了‘圖像’敘事的威力與作用，以電視圖像為代表的視覺文化強勢階段開始形成•••以電視圖像敘事為代表的視覺化敘事類型開始成為主導型的敘事類型，開始占據(jù)社會敘事格局的主流。電視敘事鋪衍著社會的話語，構成了西方后現(xiàn)代現(xiàn)實典型而駁雜的敘事文本?！保?0）薩拉•科茲洛夫說：“在當今的美國社會里，電視也成為最主要的故事敘述者?！保?1）
電視作為影像敘事媒介，可以說是處處浸透著敘述，也可以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轉換成敘事文本。薩拉•科茲洛夫指出：“大多數(shù)的電視節(jié)目——情景喜劇、動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劇、小型系列片、供電視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敘述性文本。”同時，“敘述不僅是電視上起主導作用的文本類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敘述結構就像是座大門或一只格柵，即使是非敘述性的電視節(jié)目也必須穿其而過。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世界是由這一敘述話語規(guī)則構成的世界?！保?2）電視敘事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改變著我們的生活習慣，也改變著我們以前的經(jīng)驗。麥克盧漢在1961年就指出：“電視是一種整合性的媒介，它迫使長久分離和分散的經(jīng)驗成分之間產(chǎn)生相互作用?！保?3）
電視不僅僅是作為一種敘事媒介滲透到我們的文化中，它已經(jīng)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日常生活。羅杰西爾弗斯通在《電視與日常生活》一書中也指出：“電視融入日常生活的明顯之處在于：它既是一個打擾者也是一個撫慰者，這是它的情感意義；它既告訴我們信息，也會誤傳信息，這是它的認知意義；它扎根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軌道中，這是它在空間和時間上的意義；它隨處可見，這么說不僅僅是指電視的物體——一個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現(xiàn)在多種文本中，——期刊、雜志、報紙、廣告牌、書、就像我的這本；它對人造成的沖擊，被記住也被遺忘；它的政治意義在于它是現(xiàn)代化國家的一個核心機制；電視徹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構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礎?！保?4）我們有理由認為：電視的日常生活化的諸種意義也應該包括了對于敘事學這門學科的主導作用的意義在內。
以上是我們循著薩拉•科茲洛夫的思路，從廣播電視迅速發(fā)展的幾十年間在人文社會學科所經(jīng)歷的兩大事件——“語言學轉向”和“圖像轉向”的因果關系中，從電視媒介對于社會文化和對于整個社會生活的介入及其影響中，追溯了敘事學誕生的背景和主導成因，為薩拉•科茲洛夫的斷言——“廣播電視從發(fā)明、問世到不斷成熟的這幾十年也是對新批評領域內一門學科的發(fā)展起著主導作用，這門新學科就是敘述學，或簡而言之，就是敘事理論”找到了一種事實上和邏輯上的因果鏈。
注釋：
（1）SarahRuthKozloff:NarrativeTheoryandTelevision,inRobertC.AllenChannelsofDiscourse,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7,42。并參考麥永雄等譯《重組話語頻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版。
（2）（13）[加]埃里克•麥克盧漢弗蘭克•秦格龍等編：《麥克盧漢精粹》，何道寬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版，第226頁，439頁。
（3）參閱譚善明：《敘事學》，
（4）Todorov.T:GrammaireduDecameron(M),Mouton:TheHague,1969,69.
（5）申丹：《敘事學》，《外國文學》2003第3期
（6）（7）W.J.T米歇爾：《圖像轉向》，范靜曄譯，
（8）金元浦/陶東風：《視覺新景與文化焦慮——文化研究二人談》，
（9）熊澄宇編選：《新媒介與創(chuàng)新思維》，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版，第249頁。
（10）于德山：《視覺文化與敘事轉.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第3期。
論文關鍵詞：《后現(xiàn)代敘事理論》 馬克·柯里 合作語境
當前，文學批評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批評能力的萎縮和文學受眾的流失。盡管導致文學受眾流失的原因眾多，文學批評卻也難辭其咎。
20世紀80年代，文學批評幾乎承擔了那個時代全部的思想啟蒙功能，而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批評不但在整個文化領域失去了發(fā)言權，就是在作家和普通讀者中，在批評家自己的圈子內，讀者群也在驟減。文學批評正脫離它應該面對的作品，它應該面對的人群，而成為印刷品上漂浮著的自我表演。不僅在中國，在西方也存在著類似的現(xiàn)象。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柯里的《后現(xiàn)代敘事理論》對當前的文學批評啟示良多，批評的作品化或者說將批評轉化為藝術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點?？吕锏挠谜Z是“理論性虛構作品”，這構成了本書非常重要的第三章。理論性虛構作品這種批評形式在西方形成氣候，或許可以看作針對批評受眾流失的一種對策。那么其針對的具體問題是什么呢?第一，針對批評術語的濫用帶來的含混晦澀。提倡清晰明白的文風，似乎沒有作為問題提出的必要，但實際上這卻是當前文學批評中一個極為突出的弊病?？吕镎劦剑u術語的濫用使得“成千上萬的讀者義憤填膺”(39)，中國的文學批評不也以其術語的堆積將讀者拒之門外嗎?必須承認，文學批評作為文學作品的輔助消費形式，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應該清晰明白，以輔助人們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和接受，含混晦澀是批評應該力避的缺點?，F(xiàn)代語用學原理為這一結論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文學批評可以看作是一種發(fā)生在批評家與讀者之間的語言交際，應該符合語言交際的“合作原則”。“合作原則”由美國哲學家格萊斯提出，其中方式準則(Mannermax—im)②指的是話語方式影響著交際的效果。就批評家與讀者之間的交際關系而言，含混晦澀的交際方式造成了排斥而非合作的語境，引起讀者的憤怒也就難免。正是針對這一點，柯里認為“將批評轉換為藝術，也許是補償?shù)呐χ弧?56)。
第二，針對理論文字的枯燥性。柯里認為，小說家將文學批評的視角結合到小說中去是“能獲得哲學、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重要性而無需承受這些話語的枯燥感或喪失性感的方法”(74)。文學批評作品化，有助于激發(fā)讀者的閱讀興趣。用語用學理論的眼光看，就是通過調整交際方式達到更好的接受效果。戴維·洛奇的《小世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用青年男教師對愛情的追求來演繹“追尋圣杯”的主題，妙趣橫生。其中有相當篇幅在介紹和討論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理論。事實證明，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融入到小說作品中，遠比論文和學術著作更加吸引人。正是以這種方式，洛奇“比任何人更廣泛地傳播了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關于小說的思想”(58)。這為我們的文學批評提供了一種啟示：可以用作品化的策略達到更好的接受效果。
可見，批評轉化為藝術可以克服術語濫用帶來的晦澀以及通常批評話語的枯燥，從而產(chǎn)生積極的接受效果。就交際雙方的關系來講，可歸結為在交際“方式”上創(chuàng)造了合作語境，使得讀者以合作的態(tài)度進入閱讀。這種合作態(tài)度的力量超乎我們的預料，關于這一點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有過闡述。談到小說《愛瑪》中的敘事視角，布斯認為，愛瑪并不能自動引起讀者的同情，而是作者通過信息管理技巧控制了讀者，使讀者對她產(chǎn)生了同情。合上小說重回現(xiàn)實世界，我們發(fā)現(xiàn)由于技術的原因，站到了道德立場的反面。作者控制讀者反應的是技術，是交際的方式，在它的作用下，讀者甚至可能背叛自己日常的道德立場?？梢娊浑H方式的作用之大。奧斯丁正是通過讓讀者與人物共享視角而建立了一種合作語境，從而控制讀者反應。因為文學批評和敘事作品一樣都是“說服的藝術”，敘事學的這一發(fā)現(xiàn)同樣適用于文學批評。也就是說在文學批評的作者和讀者之間，合作語境的存在與否，足可以影響到觀點的接受與否。所以批評應該借鑒這種說服的藝術。當然這并不是說批評文章的觀點站不住腳，只通過采取技術策略取得讀者一時的嘆服，放下文章時覺得站到了自己“立場的反面”。對于批評我們認為觀點重于表述的技術。只是對特定的觀點考慮接受心理的因素，創(chuàng)造合作語境，無疑有利于它的接受和傳播，而這正是目前的批評所亟需的當前文學批評中還有一個現(xiàn)象，就是脫離文學作品。不少批評家“不經(jīng)仔細閱讀，甚至僅憑內容簡介，故事梗概，便可以率爾操觚，進行套裁式的批評了”(楊守森161)。這使得文學批評成了遠離文學作品的批評話語演練。這樣，批評家和讀者本該共享的作品信息缺席了，而批評家致力于談論的理論問題又是讀者不感興趣的。這必然造成批評文章失去讀者，批評的地位下降。仍以語用學的理論來看，這可視作對合作原則中關聯(lián)準則(relationmaxim)的違反。交際一方在說著甲，另一方則期望的是乙，交際失去了最根本的基礎。“合作”語境無從建立，讀者即使勉強閱讀也是在失望的狀態(tài)下消極地進行。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偶見出色的觀點，也很可能失去被接受的機會。文學批評的對象理所當然是文學，否則便不符合文學批評之名，也必然遭到讀者的拒絕。
脫離了文學作品，文學批評和什么走得更近理論。批評的理論化也是文學受眾流失的一個重要原因?；蛟S是因為批評理論流派紛呈，空前熱鬧，文學批評的理論化是20世紀文學批評的突出特點。在這種傾向下，批評家們“將文學文本看成是自己最喜愛的那一部分文學理論的諷喻，不斷地暗示著這便是文本的實際內容”。也就是文學作品淪為了無足輕重的例證，批評家所真正關心和感興趣的是理論，本來的主人淪為了奴隸?？吕镎J為他自己對于《化身博士》的解讀就屬于這種情況，并且他這種做法并非特立獨行而是模仿了像米勒和德曼整整一代批評家的方法。在那里，文本淪為理論的圖解，文本自身的內容或意義就很容易受到忽視，遭到扭曲。這類批評關注的與其說是文學作品的意義，不如說是理論的闡述。這種批評促使文學批評走向更狹小的精英文化圈，對于一般讀者來說，則構不成吸引甚至恰恰成功地將他們擋在了門外。并不是說文學批評不能有理論建設的意義，但就它目前面臨的“小眾化”困境，這種理論化傾向是應該有所控制的。因為這意味著批評進一步地脫離讀者。
此外，文學批評進入文學作品的方式也影響著讀者的接受?！爱敶膶W批評的寫作，在文體樣式上很大程度地存在著體系封閉的弊端。通常表現(xiàn)為論者高高在上，他通過層層邏輯推理，把自己的觀點與結論硬塞給讀者……讀者會因此對批評文本產(chǎn)生拒絕的情緒，這樣，論者即使有十分獨到的見解，也難以取得大的反響”(閻霞29)。這里表面上說的是文學批評的寫作，實質上是批評家進入作品的方式。落腳點仍是批評的接受問題，就合作原則來說，這里是交際的內容在阻礙接受：批評家進入作品的方式與讀者存在著根本的不同。當前的批評論文，主要是以理論分析的路徑進入作品，而讀者接近文學更多的恰恰是主體的體驗性參與。這種差別很可能讓讀者感到隔膜。批評家應該站在高于讀者的視點給讀者以啟發(fā)，應該有理論的眼光，不可能與讀者進入作品的路徑等同。但是如果不考慮讀者進入作品的方式而只以邏輯的旨趣進人文學作品，交際雙方就失去了合作的基礎。連同前面所說的艱澀含混的術語，論述的繁復等等也與進入作品的方式構成合力，促使讀者產(chǎn)生排斥心理。尤其對于詩歌這種文學體裁，理論分析的路數(shù)可能更讓讀者感到格格不入。所以《人間詞話》融人了批評家的閱讀體驗，創(chuàng)造了與讀者的合作語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讀者首先在進入方式上與批評家取得認同，為觀點的接受鋪平了道路。當讀者進入批評家營造的體驗情境，和他一起吟誦“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的時候，就自然能夠接受并激賞“遂關千古登臨之口”的觀點?？梢娫谶M入作品的方式上創(chuàng)造合作語境，是與讀者的合作，也是進而讓讀者與批評家合作的途徑。這與上文提到的論者高高在上、讀者產(chǎn)生拒絕情緒的關系模式相比，顯然更利于觀點的傳達。這樣，進入作品的方式就應該針對不同的作品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人間詞話》就是以體驗的方式批評詩歌的成功范例。又如對《尤利西斯》，德里達就采用理論性虛構作品，或將批評藝術化的批評方法。這部西方人都稱為天書的巨著中，多的是批評家也不能窮盡的“難以解釋的符號”(米勒l4)。而藝術化的批評，以施為敘事學的特殊方式，揭示了施為性的指涉理論，也就是以虛構作品的方式言說虛構作品。德里達的批評之作《尤利西斯唱機》因為考慮了作品的獨特性而采用了獨特的批評方式，取得了特別的效果，這是通常意義的文學批評做不到的。
對作品的關注，對作品特點的考慮，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對讀者的考慮，對接受的考慮。因為交際雙方的聯(lián)系點就是作品。
綜上所述，第一，最基本的合作是內容上不能脫離文學作品和風格上清晰明白，這是任何交際活動都需要遵循的基本要求，批評當然也不例外。
文學是一種靈魂的敘事，但在論到“靈魂”之前，似乎有必要先辨析“身體”一詞。作為一個哲學命題，靈魂和身體的二元對立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統(tǒng)治著人們的思想。但隨著現(xiàn)代哲學的發(fā)展，這樣的對立已被更復雜的思想分析所代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在靈魂和身體之間，除了簡單的對立，似乎還存在著一個廣闊的彼此糾結、互相轉化的未明區(qū)域。靈魂和身體并不是分割的，身體也不是靈魂天生的敵人，相反，身體作為一個倫理命題，日益引起思想界、文學界的重視。尤其是在前些年喧囂一時的“身體寫作”中，“身體”因為有效地反抗了一種玄學化、知識化和靈魂虛化的陳舊寫作，進而成了這一階段文學革命的主角。詩歌界出現(xiàn)“下半身寫作”，“身體”作為“肉體烏托邦”的代名詞，更是被推到了寫作的極致——關于身體在文學寫作中的諸多爭論，都源于這種極致寫作對現(xiàn)存文學秩序的“冒犯”。
然而，并不能因為“身體”一詞在寫作界被賦予了極端色彩，就可忽視它的革命價值?！吧眢w”一詞，近年有被妖魔化的趨向，好像一講到身體，指的就是性，就是欲望，就是個人的宣泄。其實沒有這么簡單。身體和肉體是不同的。肉體主要指的是身體的生理性的一面，也是最低的、最基礎的一面；除了生理性的一面，身體還有倫理、靈魂、精神和創(chuàng)造性的一面。身體的倫理性和身體的生理性應該是辨證的關系，只有這二者的統(tǒng)一才稱上是完整的身體，否則它就僅僅是個肉體——而肉體不能構成寫作的基礎。
身體的倫理性（或者說身體性的靈魂）是真確存在的，我甚至認為，身體是靈魂的物質化，而靈魂需要被身體實現(xiàn)出來；沒有身體這個通道，靈魂就是抽象的，就成了虛無縹緲的東西。只講靈魂不講身體的思想一旦支配了一個人的寫作，這種寫作就很容易走向玄學——玄學寫作看起來高深莫測，其實里面空無一物。靈魂不該是抽象的，因為即便是最抽象的哲學和神學，也大都不否認身體存在的重要性。比如《約翰福音》一章第一節(jié)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話很多人都熟悉，可一章十四節(jié)很多人就不一定注意了，這節(jié)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有人查過原文，發(fā)現(xiàn)“真理”和“實際”是同一個詞。很多人讀到“太初有道”，以為是神話，可沒讀到 “道成了肉身”，
“道”被實現(xiàn)了，“道”成了實際，成了可以在肉身里面實現(xiàn)的一種事物，它不再是那個抽象的“道”了。圣經(jīng)如果只講那個抽象的“道”，那個在天空中運行和人沒有關系的“道”，那我們不讀也罷，但它還講了“道成肉身”的故事，這就在神性和人性之間建立起了一個通道，把神圣的“道”和人在地上的生活結合起來了，最抽象的和最具體的融合在了一起。寫作難道不也是一種“道成肉身”的過程？不過它的“道”只是作家個人的思想，而圣經(jīng)的“道”是神的“道”而已?！暗馈辈煌康亩际且谌馍砝飳崿F(xiàn)，要獲得一個身體的現(xiàn)場。
現(xiàn)在很多人一講到精神、靈魂、理想，以為就要反對身體，從而把身體和靈魂對立起來。其實，最有力量的靈魂、最有價值的精神都是從身體里生長出來的。在這一點上，連耶穌都不例外。圣經(jīng)說，耶穌是神的兒子，但他并非一直生活在天上，而是來到地上做拿撒勒人，在地上生活了三十三年半，“道”在他身上被彰顯于日常生活中，“道”有他的身體作載體，才能被人認識。他既是在傳道，也是在活道，在他那里，道和生活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說的道一點也不抽象，因為他的道從來沒有離開他的生活現(xiàn)場。他說人要愛父母，要愛人如己，不能恨人，不能殺人，等等，這些道，都以他自身的生活經(jīng)驗為基礎，如果沒有這些經(jīng)驗，耶穌的靈魂就會缺乏說服力。連耶穌尚且需要在地上生活三十三年半，一般的作家怎能越過身體直接飛翔？其實，不僅圣經(jīng)注重“道”和肉身的關系，中國思想家在講“道”之時，也同樣注重“道”在日常生活中的實現(xiàn)和彰顯。朱熹在 《集注》里說，“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薄暗馈惫倘挥谐健叭沼檬挛铩钡臅r候，但“道”也遍存于“日用事物”之中，正如王陽明的詩句所言：“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保ā秳e諸生》）正因為強調思想、靈魂不能完全脫離日常，《老子》四章才有“和其光，同其塵”一說，《莊子?天下篇》才說莊子“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假如連道家哲學都對世間、日常不離不棄，文學又怎能離開身體、現(xiàn)世而寫人記事？
就像日常生活里面也有尊嚴一樣，身體里面也有精神。這是常識。許多時候，我們將寫日常生活的文學作品當成庸常而沒有尊嚴的代名詞，這是誤讀。如果尊嚴不能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起來，那么，這種尊嚴就不是真正的尊嚴，真正的尊嚴應該體現(xiàn)在生活的每一個細節(jié)里面。同樣，精神如果無法通過日常生活、通過身體傳達出來，這種精神的真實性就很可疑。因此，我反對用一種貌似高尚的精神來貶斥身體、踐踏身體、把身體驅逐到一個黑暗的境地。真正的身體寫作，就是要把身體從黑暗的地方解救出來，讓身體與精神具有同樣的出場機會。
要反對身體，從而把身體和靈魂對立起來。其實，最有力量的靈魂、最有價值的精神都是從身體里生長出來的。在這一點上，連耶穌都不例外。圣經(jīng)說，耶穌是神的兒子，但他并非一直生活在天上，而是來到地上做拿撒勒人，在地上生活了三十三年半，“道”在他身上被彰顯于日常生活中，“道”有他的身體作載體，才能被人認識。他既是在傳道，也是在活道，在他那里，道和生活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說的道一點也不抽象，因為他的道從來沒有離開他的生活現(xiàn)場。他說人要愛父母，要愛人如己，不能恨人，不能殺人，等等，這些道，都以他自身的生活經(jīng)驗為基礎，如果沒有這些經(jīng)驗，耶穌的靈魂就會缺乏說服力。連耶穌尚且需要在地上生活三十三年半，一般的作家怎能越過身體直接飛翔？其實，不僅圣經(jīng)注重“道”和肉身的關系，中國思想家在講“道”之時，也同樣注重“道”在日常生活中的實現(xiàn)和彰顯。朱熹在 《集注》里說，“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薄暗馈惫倘挥谐健叭沼檬挛铩钡臅r候，但“道”也遍存于“日用事物”之中，正如王陽明的詩句所言：“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別諸生》）正因為強調思想、靈魂不能完全脫離日常，《老子》四章才有“和其光，同其塵”一說，《莊子?天下篇》才說莊子“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假如連道家哲學都對世間、日常不離不棄，文學又怎能離開身體、現(xiàn)世而寫人記事？
就像日常生活里面也有尊嚴一樣，身體里面也有精神。這是常識。許多時候，我們將寫日常生活的文學作品當成庸常而沒有尊嚴的代名詞，這是誤讀。如果尊嚴不能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起來，那么，這種尊嚴就不是真正的尊嚴，真正的尊嚴應該體現(xiàn)在生活的每一個細節(jié)里面。同樣，精神如果無法通過日常生活、通過身體傳達出來，這種精神的真實性就很可疑。因此，我反對用一種貌似高尚的精神來貶斥身體、踐踏身體、把身體驅逐到一個黑暗的境地。真正的身體寫作，就是要把身體從黑暗的地方解救出來，讓身體與精神具有同樣的出場機會。
二
身體作為一個哲學概念，當然有物質性（生理性）的一面，但物質很可能是我們了解精神的必由通道。文學雖為精神事務，但并不等于說文學由此就可脫離身體這一物質外殼而獨自存在——任何的精神、靈魂和思想，都必須有一個物質的外殼來展現(xiàn)它，沒有這個通道，寫作就會演變成為一種不著邊際的幻想，或者變成語言的修辭術。強調身體在寫作中的意義，其實是強調作家寫作時個人的在場?！吧眢w”是個人在場的標志之一。一個人的寫作，如果沒有對存在、對他所體驗的生活的身體性參與，他的寫作很可能是凌空蹈虛的，這和意識形態(tài)管制下的假大空寫作并無不同。
從文學史的角度說，真正偉大的寫作都是身體寫作，都是寫作者的身體在場的寫作。身體是不可復制的，而文化具有某種公共性。為文化而寫作的作家，常常顯得個性模糊；而面對自己的身體，忠誠于自己的身體感覺，并對身體經(jīng)驗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語言處理的作家，反而有可能成為好作家，因為他們有能力將身體語言化，使語言具有他身體的形狀。比如，讀李白的詩，可以感覺到李白這個人是豪放的、飄逸的，有一種神采飛揚的身體印象；讀杜甫的詩，你會覺得這個人比較沉著、憂傷，身體前進的步伐感覺是緩慢的，這些都是他們的語言留給讀者的印象，它是另一種真實。偉大的文學總能讓人通過它的語言，看到作者的身體——讀這樣的作品，你會覺得是在和一個具體的人對話，而不是在和一種空泛的思想打交道。很多人都有這樣的閱讀感受，當你喜歡讀一個作家的文字，時間久了，你還會喜歡上這個人，你會去尋找這個人的照片，去讀他的傳記，了解他身體活動的歷史，渴望知道他的愛情故事，甚至會想去他的故居看一看。會有這種愿望，就因為他的作品把他的身體帶到了你的面前，你渴望了解這個人更多的方面，才會萌生看他的故居和遺物的想法?，F(xiàn)在很多作家在寫作上的失敗，就在于他們不承認寫作是有身體性的，或者，他們意識到了這種身體性，但沒有面對自己身體的勇氣，沒有把身體在語言中實現(xiàn)出來的能力，比如，一些明明是脆弱、無能的人，卻經(jīng)常在作品里把自己扮演成一個偉大、剛強、充滿力量的人（相反，卡夫卡就真實地面對了自己的脆弱和無能，他承認，“我是完全無用的，然而這改變不了”），這種虛假性就會構成對寫作的致命傷害。
寫作的虛假性，許多時候正是源于寫作者對身體的遮蔽。身體從一方面說，是個人的身體——物質性的身體；從另一方面說，許多的人也構成了社會的身體，社會的肉身，“我們的身體就是社會的肉身”!——這種肉身狀態(tài)，正是寫作需要用力的地方。今天，很多人的寫作之所以顯得蒼白無力，就在于他的寫作幾乎不跟這個社會的肉身狀態(tài)發(fā)生關系，他的寫作，總是在社會意識形態(tài)或某個超驗的思想結論里進行，凌空高蹈，停留于純粹的幻想，看不到任何來自身體的消息。真正的寫作必須面對身體，面對存在的每一個細節(jié)，面對這個社會的肉身狀態(tài)，留下個人活動的痕跡，這是寫作的基礎性部分；如果在寫作中看不到這一面，就會落入單一的大而空的務虛之中，像過去那種政治抒情詩一樣。
其實，不僅寫作事關身體，一切的社會事務都和身體有關，連政治也不例外——沒有身體的政治，肯定是不會尊重人性、尊重生命的。沒有身體的政治向往的是遠方，為了遠方的某個超驗的理想，它可以不惜犧牲許多現(xiàn)實中的生命；強調政治的身體性，就是要避免政治只在空中飛翔，而無視千萬哀痛的靈魂在大地上游蕩。只有從身體出發(fā)的政治，才有可能是人性的政治。歷史已經(jīng)一再告訴我們，什么時候政治開始限制身體的自由，什么時候就會現(xiàn)思想專制和生命迫害，因為政治要飛向那個虛無的遠方，它是決不允許身體束縛它的。身體是當下的朋友，遠方的敵人。忽視當下性、只顧遠方的政治和寫作，對人類是一種災難；人連藏身之處都沒有了，還談什么幸福和理想？死魂靈的寫作就是一直在空中飛翔，永遠落不到大地上，不能魂歸“我”這個身體，最多只是現(xiàn)有文化和思想的轉述，這種寫作顯然是被別的思想作用了，接受的也是別的思想命令，哪怕這種思想很高尚，符合人類最偉大的理想，于寫作者的身體而言，也是死的，虛假的。一些作家在政治運動期間寫了不少“假大空”的作品，為何現(xiàn)在不愿再談及？因為事過境遷，他發(fā)現(xiàn)那些東西不能代表真實的 “我了——由此可見，當時那個真實的“我”是被有意遮蔽起來的。包括詩歌界一度極為推崇的海子，他在長詩和詩學隨筆中，經(jīng)常使用希臘哲學和希伯萊神學的一些思想詞匯，可他并未在自己的身體中找到和這些神學思想相契合的點。在 “王在深秋”、“我的人民坐在水邊”這些空泛的詩句中，你看不到海子那個柔弱的、多愁善感的身體，你感覺不到他的身體是如何存在于“王在深秋”這樣的詩句里的。我不否認海子是有才華的，但他的寫作沒有足夠尊重自己的身體，反而用一種高蹈的方式蔑視了身體的存在，并親手結束了自己的身體——從他慘烈的自殺悲劇中，你可看出他是多么厭惡自己的身體，多么想脫離身體的束縛而獨自在空中飛翔。他的詩歌，很少有身體的在場感很少有那些和個人的身體密切相連的細節(jié)，看不到多少現(xiàn)世經(jīng)驗，你只能看到他張狂的靈魂在希臘上空、在神學殿堂里漫無邊際地飛翔，這種靈魂最終因為失去了它最主要的基礎——身體——而顯得過于空洞。
在當下的文學寫作中，除了海子這種觀念寫作之外，還存在著一種虛假的身體寫作———它使用的是公共的身體，這看起來是在書寫身體，其實這樣的身體已經(jīng)沒有多少個人的色彩，只不過是在轉述一些身體的公論而已。比如，小說寫作中的那些私生活，有多少不是照著現(xiàn)有的消費口味所設計？詩歌寫作中的個人經(jīng)驗，又有多少出自詩人自身的深切體驗？現(xiàn)在市場上有那么多似是而非的“個人寫作”，就是因為這些“個人寫作”都有著鮮明的公共價值的烙印。真正的“個人”其實一直處于隱匿之中，很多的“個人”只是經(jīng)驗、表象的不同，支配這些“個人”的依然是某種思想的總體性，并無多少精神的個性可言。它的直接后果是縮減了文學的精神空間，也使寫作變得日益表淺化。
要反抗這樣一種公共寫作，沒有身體的揭竿而起是無法成功的。但是，身體在今天的寫作中被簡化、被過度使用后，也面臨著再度被公共化的危險。如果說，上次的公共化是專斷的思想，那么，這次的公共化則是性和欲望。它們的思維方式是一樣的。不能說，一個人大量寫到了性和欲望的場景，這個人就是在進行身體寫作；身體一旦被公共化，即便作家寫了再多身體性的細節(jié)，它也不再是身體寫作，因為這樣的寫作用的不再是個人的身體，而是公共身體，它在骨子里其實還是觀念寫作，因為在他筆下的性和欲望，只是一種社會公論，一種與自己的個人經(jīng)驗無關的類型化表達。很多人甚至看到書寫性和欲望的作品好賣，便按照這個社會的總體要求來設計自己的寫作，這是寫作的復制，已經(jīng)和那個真實的身體無關。
三
錢穆曾經(jīng)指出，晚清的衰落，就在于文化成了紙上的文化。照此說法，現(xiàn)在的寫作困境，也在于寫作成了紙上的寫作——最有活力、最有個性的部分被遮蔽了，千人一面。千人一面的寫作肯定是觀念寫作，而不會是身體寫作。這樣的觀念寫作，就是為了某個意識形態(tài)的總體要求，或者為了一種所謂的抽象精神，大家都朝著這個方向寫，集體戴上文化面具（如羅蘭?巴特所說，現(xiàn)在的寫作都戴上了文化的面具）——這面具要遮蔽的首先就是自己的身體、自己的心跳。這種文化面具既可能來自意識形態(tài)，也可能來自書面的閱讀經(jīng)驗；閱讀中的文化面具，與意識形態(tài)的文化面具是一個意思。反抗這種寫作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回到身體，回到有體溫的寫作現(xiàn)場。
為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發(fā)生文學的語言革命之后，到二十世紀末，身體會成為另一次文學革命的主角。語言和身體，前者指向的是“怎么寫”，后面指向的是“寫什么”——比如 “下半身寫作”，不就是一次“寫什么”的革命么？好像“怎么寫”的可能性已經(jīng)窮盡了，再次的革命，只能訴諸身體，造道德的反。從這個意義上說，“下半身”的出現(xiàn)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簡單，它作為一種詩歌的行為藝術，把詩歌從“怎么寫”再次轉回到“寫什么”，這里面其實蘊含著新一作者很深的文學焦慮和精神焦慮。
但我也注意到了，當身體寫作成為一種時髦，當肉體烏托邦被一度神圣化，“身體”很快就在當代文學中泛濫成災。真正的身體遭遇到了被簡化、被踐踏的命運。簡化的意思就是把身體等同于肉體、欲望和性，結果就把身體寫作偷偷地轉換成了肉體寫作。這種對身體的迷信很容易走向肉體烏托邦。尤其是一些年輕的寫作者，普遍以為肉體就是一切，以為肉體可以決斷一切，把身體的生理性強調到了一個極端的地步。“蔑視身體固然是對身體的遺忘，但把身體簡化成肉體，同樣是對身體的踐踏。當性和欲望在身體的名義下泛濫，一種我稱之為身體暴力的寫作美學悄悄地在新一下建立了起來，它說出的其實是寫作者在想象力上的貧乏——他牢牢地被身體中的欲望細節(jié)所控制，最終把廣闊的文學身體學縮減成了文學欲望學和肉體烏托邦。肉體烏托邦實際上就是新一輪的身體專制——如同政治和革命是一種權力，能夠閹割和取消身體，肉體中的性和欲望也同樣可能是一種權力，能夠扭曲和簡化身體?！?雖說“肉體中存在反抗權力的事物”"，但是，一旦肉體本身也成了一種權力時，它同樣可怕。因此，我更愿意用一個新的說法來代替“身體寫作”這一稱謂——“寫作是身體的語言史”。說“寫作是身體的語言史”，強調的是兩個要素，一個是身體，一個是語言?！吧眢w”說的是作家使其煥發(fā)出新的光輝——遺憾的是，這樣的創(chuàng)造性寫作，在當代是越來越少了。
眾所周知，倒敘是語文中的修辭手法，倒敘并不是把整個事件都倒過來敘述，倒敘特點是根據(jù)表達的需要，把事件的結局或某個最重要、最突出的片段提到文章的前邊，然后再從事件的開頭按事情原來的發(fā)展順序進行敘述的方法。采用倒敘的方法，能增強文章的生動性，使文章產(chǎn)生懸念，更能引人入勝，同時也可以避免敘述的平板和結構的單調。在教學中應用倒敘能打開學生的深層記憶，讓學生把知識記牢固。對于應用型課程來說就是符合“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規(guī)律?；趩栴}解決來建構知識，通過問題解決來學習是建構主義者提出的許多教學改革設想當中被廣泛采用的基本思路。
二、“倒敘案例式”教學法在教學改革中如何實施
傳統(tǒng)類課程一般從教授理論內容出發(fā)而引出實例，對于理論內容以案例支持，屬于傳統(tǒng)的由“理論—實踐”的教學過程，但是設計類課程中大多數(shù)理論知識并不像理工文史專業(yè)那樣內容復雜，設計類專業(yè)課程通過實踐總結出的內容占多數(shù)。因此，對設計類課程實行課堂教學改革，應在教學中嘗試“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課堂授課模式?！暗箶咐健苯虒W法打破傳統(tǒng)先講述理論知識的授課方式，以倒敘的案例出現(xiàn)在課堂上。這種課堂教學改革思路基本如下：1.教師展示優(yōu)秀的設計案例（實踐感知）。2.師生共同提出完成該作品設計需要解決的問題（提出問題、有的放矢）。3.講解、提煉、歸納設計作品所需要的基本理論（理性認知）。4.根據(jù)章節(jié)設計相應作業(yè)，啟發(fā)學生運用理論知識完成設計（理論聯(lián)系實際，啟發(fā)學生對抽象知識的掌握）。5.總結通過案例使學生自主理解的理論知識（學生已經(jīng)具備相當?shù)睦碚撝R和基本的實踐能力，使理性知識在指導實踐的過程中得到發(fā)展）。6.教師針對學生實踐當中出現(xiàn)的共性問題和疑惑進行系統(tǒng)的分析講解（再認知）。7.學生再實踐（鞏固認識）。以《3dsMax》課程為例，下表是3dsMax的授課安排?？梢钥闯?dsMax是一門很典型的應用型課程，講授課時與實訓課時基本相同，目的就是讓學生有充足的時間練習教師所講授的知識，從而掌握技能，怎樣運用“倒敘案例式”教學法是成功教學的關鍵。我認為，應該把每個章節(jié)的知識點設計成與實際生活密切相關的經(jīng)典案例，在授課前展現(xiàn)給學生看，告訴學生要想完成這樣的案例需要學習哪些知識點，再開始講授相對應的知識，學生就會帶著問題去學習，印象會很深刻，緊接著的實訓課時就讓學生親自操作，遇到問題時教師及時幫助解決，以學生為主體主動學習、主動發(fā)現(xiàn)問題和解決問題。在各章節(jié)知識點都學會后，教師再引入一個綜合案例，鞏固所學知識，掌握系統(tǒng)流程，最終可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
三、“倒敘案例式”教學法給我們的啟示
虛擬實踐教學是傳統(tǒng)實踐教學的領域拓展。盡管思政課實踐教學改革實施多年，但是，對何謂實踐教學的認知依然見仁見智。黃蓉生等人將其歸納為五種主要看法，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內涵界定: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教學環(huán)節(jié)，是由課堂實踐教學和社會實踐教學組成的、以實踐為中介、將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程建設和社會實踐教學環(huán)節(jié)的內容與形式有機結合的、以研究性學習為橋梁、把大學生的動腦思考與動手實踐相互聯(lián)接的以知識和方法為紐帶的教學過程的總和。具體的實踐方法包括“社會調查”“觀察體驗”“宣傳教育”“榜樣示范”“親自體驗”“比較分析”“思想轉化”等。很顯然，這個界定把實踐教學看作一個涵蓋課堂實踐教學與課外實踐教學的教學過程，突出了實踐環(huán)節(jié)動腦與動手結合、進行研究性學習的特點，強調了課程建設與實踐環(huán)節(jié)的有機結合，很好地概括和揭示了實踐教學的構成與特點。應該肯定，這是一個合理性、適用性都很高的看法，對于本課題組界定虛擬實踐教學的內涵具有極大啟發(fā)和借鑒意義。不過，其不足之處也是明顯的。第一，過于寬泛，不夠嚴格。在我們看來，作為“第二課堂”的社會實踐是大學生以社會為師、向社會學習的過程，其操作流程和實施原則不同于和課堂教學連接緊密的實踐教學。所以，不宜并入實踐教學環(huán)節(jié)。同時，這種看法將“宣傳教育”“思想轉化”也看成實踐教學的實施方法，明顯超出了自己的界定，模糊了實踐教學與理論宣傳的界限。第二，對網(wǎng)絡環(huán)境下的虛擬實踐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態(tài)度。在我們看來，應當從嚴格意義上，即與理論教學直接聯(lián)通的意義上界定實踐教學。概括地講，所謂思政課實踐教學，就是學生在預定目標牽引下，運用世界觀、方法論，獨立分析和解決社會現(xiàn)實問題、理論焦點問題的一種研究性學習活動。第一，它是思政課整體教學過程的有機組成部分。思政課的傳統(tǒng)形象是清一色“滿堂灌”、教師單一主體的理論講解，當下思政課教學的基本樣式則是“課堂教學+實踐教學”。第二，它與課堂教學是一種“分工協(xié)作”關系。課堂教學偏重于知識習得，實踐教學強調知識運用，共同服務于塑造大學生科學世界觀、方法論的根本目的。第三，它更加突出學生的學習主體性。課堂教學的主角是教師，實踐教學的主角則是學生。當然，實踐教學也需要教師的設計和引導，但是，教師只是導演，實踐教學的效果與成敗關鍵在于學生積極性的發(fā)揮。思政課虛擬實踐教學，是傳統(tǒng)實踐教學的拓展和深化，它開辟了新的空間、拓展了新的形式，將實踐教學引入了一個網(wǎng)上實踐與網(wǎng)下實踐、現(xiàn)實實踐與虛擬實踐交互影響、良性互動的新境界。其活動展開的空間是網(wǎng)絡世界、虛擬空間;其活動的展開和完成需要實踐主體具備一定的電腦操作技術和能力;其成果的呈現(xiàn)不再是傳統(tǒng)的紙質形式，而是寓時效性、思想性和藝術性于一體的多媒體作品。思政課虛擬實踐教學區(qū)別于高校網(wǎng)絡思想政治教育。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一種新的發(fā)展形態(tài)，網(wǎng)絡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指網(wǎng)絡環(huán)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具體說，它是“在了解計算機網(wǎng)絡和多媒體知識，掌握現(xiàn)代傳播技術基礎上，通過制作、傳播和控制網(wǎng)絡信息，引導網(wǎng)民(或受眾)在全面客觀地接觸信息的基礎上，選擇吸收正確的信息，從而達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高校網(wǎng)絡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主渠道教育之外的另一種教育形式，它通過校園網(wǎng)絡文化建設、網(wǎng)絡社區(qū)、師生網(wǎng)絡互動、易班(E-Class)、網(wǎng)絡化的日常管理和交流互動等形式，達到潛移默化的教育目的。它主要由學校的特定職能部門(宣傳部、團委、學生會等部門)和特定人員(主要是輔導員)來組織實施和完成。與之不同，作為思政課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虛擬實踐教學是由思政課的任課教師基于思政課實踐教學的基本規(guī)律，制定詳細的實踐教學計劃和流程，通過激發(fā)學生學習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依托網(wǎng)絡平成擬定的虛擬實踐教學任務。任課教師基于學生提交實踐成果的形式(主要有電子書、網(wǎng)站、網(wǎng)頁、視頻、電子報等形式)和質量給予合理的評價，并最終納入整個課程的總成績。信息化時代的來臨，網(wǎng)絡伸展到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網(wǎng)絡參與人以年輕人居多，在大學生中尤為盛行，是吸引大學生的文化、生活陣地。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指出:“電腦網(wǎng)絡的建立與普及即將徹底改變人類生存及生活模式，而控制與掌握網(wǎng)絡的人就是人類未來命運的主宰，誰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網(wǎng)絡，誰將擁有整個世界?！币虼?，大學生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們不僅要意識到網(wǎng)絡巨大的發(fā)展?jié)摿涂臻g，而且要主動進入網(wǎng)絡，了解網(wǎng)絡的特性，由一個游弋于網(wǎng)絡外的關注者迅速變成網(wǎng)絡運用操作的使用者。因此，高校的思政課教學必須滲透到網(wǎng)絡空間中，充分利用網(wǎng)絡空間陣地，建立思政課的教學網(wǎng)站，著力創(chuàng)建大學生思政課校園網(wǎng)絡實踐教學平臺。虛擬實踐教學就是這一探索的初步結晶。通過這一形式可以極大地激發(fā)學生學習理論的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能動性是人區(qū)別于動物的本質特征之一，反映和標志著實踐活動的“屬人性”特點。人正是通過實踐證明著自己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皠游飪H僅利用外部，單純地以自己的存在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碧摂M實踐比現(xiàn)實中實踐具有更大的能動性。由于網(wǎng)絡空間是人的創(chuàng)造物，是全然的人工自然，人對其擺脫了天然自然的不可預測的客觀必然性的制約，因此相比較而言，人在其中比在純客觀的物理的自然中擁有了更大的能動性，而且其電子的瞬時的反饋性和動態(tài)性又使這種能動性如虎添翼。此外超文本的流動性使人的思維處于激活狀態(tài)，也為主體的能動性奠定了基礎。在虛擬實踐中，大學生主體可以突破現(xiàn)實社會中的性別、身份、地位等的限制，因而可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這也是其能動性的表現(xiàn)。而且由于主體的匿名性和實踐范圍的全球性，很難有某個外在的力量來支配主體的實踐，也難使主體成為受外界力量任意擺布而無力掌管自己命運的木偶或奴仆，主體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可以支配自己的實踐，因而更利于能動性的發(fā)揮。在思政課中實施虛擬實踐教學，正是充分利用了大學生的這種虛擬主體身份，也正是通過這一嶄新的實踐平臺，大學生學習思政課的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xiàn)。
二、虛擬實踐教學的支持系統(tǒng)
根據(jù)我們的研究，虛擬實踐教學的支持系統(tǒng)至少應當包括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教學管理規(guī)范。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作為探索性改革舉措，虛擬實踐教學能否取得實效，關鍵在于教學管理是否規(guī)范、合理。為避免流于形式，應當從事前、事中、事后三方面訂制規(guī)范，加強對教師和學生的管理。我們主要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是課前制定并動態(tài)完善教學計劃。將“分析社會問題和網(wǎng)絡現(xiàn)象、培養(yǎng)提升學生辯證思維能力”作為教學目的，明確實踐類型和具體形式的內涵與要求，同時為學生推薦參考選題、學習網(wǎng)站。該計劃在開課第一周即公告全體學生。二是制定以過程考核為主的教學文件，包括“基本原理概論實踐作業(yè)要求和評分標準”“基本原理概論虛擬實踐教學手冊”“基本原理概論期末免考細則(修訂版)”“上海政法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虛擬實踐作品比賽評分標準”等。貫穿其中的基本理念是“過程管理”“過程考核”，突出之點就是將實踐教學的成績作為重要指標納入課程總成績，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參與積極性。三是做好教學總結和檔案整理。通過舉辦大賽和實行期末免考，讓優(yōu)秀學生脫穎而出;對于實踐作業(yè)、實踐手冊和獲獎作品，及時進行分類整理，遴選部分作品刻錄光盤，作為資料長久保存。同時，進行教學總結和研究，不斷探索實踐教學規(guī)律，為下一輪教學提供支撐。其次，虛擬實踐教學考評體系。考評應當做到兩個結合:過程與結果結合、思想性與技術性結合，二者缺一不可。具體包括:一是分類考評。校外、課外的“虛擬實踐教學”具有分散性特點，應以結果考評為主，輔之以過程管理。校內、課內“虛擬實踐教學”具有一定可控性，尤其是課內“虛擬實踐教學”集中性則更高，應當堅持過程考評為主，輔之以結果考評。二是考評指標要體現(xiàn)思想性與技術性相結合原則。學生提交的“虛擬實踐教學”作業(yè)，擺在第一位的是思想性，包括內容的科學性、學術性、創(chuàng)新性，同時還要考核其技術含量，如技術難易程度、操作的便利性等，當然還有信息量大小、資源類型的豐富性等因素。三是考評主體應當是學生互評和教師考評二者結合。由于學生是“虛擬實踐教學”活動主體，讓那些選取同一類型虛擬實踐的同學之間互相評價，既可以激發(fā)他們的積極性，又便于互相促進，在一定意義上，可視為考評環(huán)節(jié)的實踐教學。又次，建設虛擬實踐教學資源庫。該資源庫不同于思政教育與研究專業(yè)網(wǎng)站，也不同于思政課網(wǎng)上課程中心，而是直接服務于課內、校內管理可控式“虛擬實踐教學”需要的一種新型資源庫。建設時應堅持以下原則:一是使用的便利性，既可以供課堂教學師生共用，也可供學生在校內任何一個網(wǎng)絡接口連接使用，同時也可以在不同模塊之間切換。二是共建共享性。本資源庫由師生共同開發(fā)，共同使用;共建的過程也是實踐教學的一種形式。三是實踐性，即便于師生、尤其是學生開展網(wǎng)絡調研型、問題研究型虛擬實踐活動(另外兩種不適宜在校內或課內完成)，而不是簡單地瀏覽信息。在內容構成上，資源庫應當包括兩個層次:一是集成單元庫，包括微教學單元、網(wǎng)絡經(jīng)典案例庫、經(jīng)典問題庫等等。本庫的功能是為師生選定虛擬實踐教學的具體問題提供幫助。在設計上，宜采用模塊化集成的方式排列，即以課程內容的若干微教學單元為軸心和統(tǒng)領，配置相應的案例庫和問題庫，并適時更新、補充。二是基礎素材庫，包括文本庫、圖形圖像庫、動畫庫、音頻庫、視頻庫、參考資料庫、相關網(wǎng)址等。本庫的作用是提供開展虛擬實踐教學所需資料、完成實踐作品必備的素材，在資料的搜集與更新上，動態(tài)對應于集成單元庫的需要。
三、虛擬實踐教學的育人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