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8 15:04:45
序論：在您撰寫教育投資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本文以經濟理論為基本框架，從家庭教育投資主體出發(fā)，探討影響寧夏少數民族地區(qū)農戶家庭投資決策的因素，并且試圖驗證家庭教育投資與各因素之間的關系。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方法，對寧夏靈武市農村地區(qū)進行抽樣調查，在調查過程中，由于語言、交流方式的不同，為了保證調查情況的真實與完整，我們采取一對一的細致調查，并對在調查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不斷討論，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合理調整。我們共發(fā)出問卷400份，收回394份，其中，有效問卷387份，有效率為98．2%。
(一)樣本家庭基本情況1．樣本家庭民族分類由于本調查地區(qū)處于民族地區(qū)，樣本中少數民族比例占到了78%，為301戶;而漢族家庭為22%，為86戶。2．樣本家庭父母的基本特征從表1可以看出父母的年齡多集中在36歲至50歲之間，受教育程度以初中為主;父親的年收入多在1萬到3萬之間，母親的年收入集中在5千元以下及1萬元至3萬元兩個區(qū)間。3．家庭子女基本情況樣本家庭中擁有兩個子女的家庭超過總家庭數量的一半，為216戶，占有56%比例;只有一個子女的家庭數為39戶，比例為10%;擁有子女數量為3個、4個和4個以上的家庭數比例分別為18%、3%和13%，可見，樣本地區(qū)農戶家庭仍然擁有較多的子女。在這些家庭中，有一個子女正在上學的家庭數為178戶，占總數的46%;有兩個子女正在上學的家庭數為182戶，占總數的47%，由此可見，樣本地區(qū)農戶家庭中93%的上學子女家中只有一個或兩個就讀學生;3個子女同時就讀的家庭、4個子女同時就讀的家庭比例分別為6%和1%;超過4個子女一起上學的家庭數為零。
(二)家庭教育投資行為現狀1．家庭教育投資動機通常來說，能夠引發(fā)農戶家庭教育投資動機的因素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經濟的快速增長、為了家庭的榮譽、子女或者家庭自我價值的實現、身份地位的改變以及生活更加穩(wěn)定等。根據調查數據顯示，農戶在進行家庭教育投資的所有動機中，認為子女上學讀書是為了多學知識，以后可以多賺錢的農戶家庭數量最多，占總數的41%;認為是為了子女以后在城里找一份好工作的農戶家庭數量占30%，位列第二;而認為是因為子女自己愿意上學的農戶家庭數量只占7%，說明農戶家庭教育投資行為并不是主要憑借子女的上學讀書欲望;作為家庭教育投資動機的其他選項:國家政策好、可以免費上學，子女年齡小、不上學沒有事情做和其他的理由的家庭數量所占比例分別為9%、12%和1%。農戶家庭教育投資動機的次序情況如表2所示，265戶被調查家庭進行教育投資的第一動機是:子女多學知識，為了以后可以多賺錢;312戶調查家庭中有145戶家庭的教育投資第二動機則認為子女上學的理由是以后在城里找一份好工作;而農戶家庭因國家政策好，可以免費上學，從而支持子女讀書的投資動機并不顯著。2．家庭教育投資需求農戶的家庭教育投資需求與農村家庭經濟收入以及農村家庭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我們通過農戶認為子女至少受到的教育水平和希望孩子受到的教育水平兩項指標來比較家庭的教育投資需求。統(tǒng)計數據顯示，認為子女至少受到教育水平為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和研究生以上的農戶家庭數量分別為3戶、52戶、177戶、146戶和9戶，而期望子女受到的教育程度為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和研究生以上的農戶家庭數量分別為5戶、5戶、20戶、162戶和195戶。顯而易見，大部分農戶家庭認為子女至少應該受到高中、大學的教育，并且期望子女能夠受到大學、研究生及以上的教育。3．家庭教育投資負擔我們調查了農戶家庭中目前用于子女教育的費用占家庭總收入的情況。在被調查的農戶家庭中，66%的家庭認為家庭教育投資只占家庭總收入的一小部分;20%的家庭認為家庭教育投資占家庭總收入的一半;13%的家庭認為家庭教育投資占家庭總收入的一大部分;1%的家庭則認為家庭教育投資已經超過了家庭總收入?？傮w上看，除了個別家庭以外，樣本地區(qū)農戶家庭所承受的家庭教育投資壓力不是很大，究其原因則是由于國家與地區(qū)的民族扶持政策起到了較好的作用。4．家庭教育投資承受能力在國家與地區(qū)的扶持政策下，農戶家庭子女的基礎教育負擔并不顯著，而隨著子女進入大學等高等教育階段，家庭教育投資負擔則將不斷加大。那么，農戶家庭所能承受的子女教育支出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情況怎么樣呢?我們的調查問卷顯示，農戶家庭愿意并且能夠承受的教育投資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分布較為均勻，其中，25%的農戶家庭認為自己能夠承受教育投資占家庭總收入的20%以內，30%的農戶家庭認為自己能夠承受教育投資占家庭總收入的20%～30%，28%的農戶家庭認為自己能夠承受教育投資占家庭總收入的30%～50%，17%的農戶家庭認為自己能夠承受教育投資占家庭總收入的50%～70%，可見，家庭愿意，并且能夠承擔的教育投資支出總體水平較高。由上可知，目前家庭所承擔的教育投資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情況遠遠低于農戶家庭所能承受的教育投資支出，說明樣本地區(qū)農戶家庭目前仍具有較高的家庭教育投資期望。5．家庭教育籌資途徑在調查中，幾乎所有的農戶家庭都是憑借家庭收入來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那么當家庭的總收入不足以支付子女的學習費用時，農戶家庭會選擇什么途徑來籌集孩子的學習費用呢?調查數據顯示，77%的家庭會選擇向銀行貸款或者向親戚朋友們借款，1%農戶選擇借高利貸來籌集子女的上學費用，4%的農戶家庭為了籌集子女的上學費用會變賣家里的房子以及土地等資產，而18%的家庭選擇其他途徑來籌集孩子的上學費用。由于選擇向銀行貸款或者向親戚朋友們借款的人數眾多，我們繼續(xù)調查了家庭的貸款能力，其中，只有26%的農戶家庭能夠向銀行進行貸款，而74%的農戶家庭并沒有向銀行貸款的能力，那么，就只能向親戚朋友們借款來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在能夠向銀行貸款的家庭中，67%的農戶家庭認為自己能夠向銀行貸到5萬元以內的貸款，19%的農戶家庭認為自己能夠向銀行貸到5萬～10萬元的貸款，13%的農戶家庭認為自己能夠向銀行貸到10萬～50萬元的貸款，僅有1%的農戶家庭能夠向銀行貸款50萬元以上。在依靠其他途徑來籌集孩子上學費用的家庭中，父母表現出了極強的支付意愿，主要的方式是“寧愿自己出去打工，盡量多賺錢，努力承擔子女教育責任”。
二、家庭教育投資模型
本研究從“理性經濟人”的角度假定:家庭做出教育投資決策是為了收益最大化，即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情況下，教育投資的多少或與否主要取決于未來對于家庭貢獻的大小。我們將家庭教育投資分為向學校繳納的費用(學費、生活費、住宿費等)和在校外所花費的費用(文具費、課外書、課外輔導費等);假定影響家庭教育投資的因素包括:民族因素、家庭收入、教育成本、父母受教育程度、子女數量、子女性別、子女自身狀況等。
IE指家庭所有教育投資;為家庭收入;LF指家庭的借貸能力，家庭收入越多，借貸能力越強，對于子女教育的投資越多;CE為某年的教育成本，即子女某年的教育成本是一定的，無差別的，教育成本越高，家庭用于子女的教育投資就會相應地減少;N為受教育年限;HP為父母的健康狀況;EF為少數民族家庭，一般認為漢族家庭教育投資高于少數民族家庭的教育投資;EP為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學歷的父母由于所接受的教育使其對子女教育的認識程度不同，從而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成本增加;R代表子女完成教育后對家庭的貢獻率(由子女的數量、性別及未來取得的成就所決定)，即R=(1/NC，SC，CC);NC表示家庭子女數量;SC為子女性別;CC為子女在未來所取得的成就;PP為子女對家庭的貢獻中父母所占到的份額，PP由子女的性別及子女的成就決定，即PP=(SC，CC)，一般認為，在農村地區(qū)女孩達到一定的年齡就會出嫁，而父母會跟隨男孩養(yǎng)老，所以我們認為男孩對家庭的貢獻父母占的份額較大。
三、家庭教育投資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本研究的假設，我們將家庭教育投資作為因變量，將影響家庭教育投資的各因素作為自變量，通過Logistic回歸模型對影響家庭教育因素與教育投資的關系進行分析。由于Logistic回歸模型可以預測觀測量相對于某一事件的發(fā)生概率，要求建立的模型必須保證因變量的取值為1或0，即當家庭有投資意愿時用1表示，否則為0。因此本研究選用二項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分析。通過分析可見(表3)，在各項變量中，只有子女的教育成本與教育投資存在負相關，說明子女的教育成本越高，家長的教育投資就會相應的降低。另外，家庭借貸能力、父親健康狀況、母親受教育程度、子女教育成本、子女學習成績等5個變量在0.1水平值上均呈顯著特征，其他變量未呈顯著特征;從影響家庭教育投資的重要程度看，依次是母親受教育程度、子女學習成績、父親健康狀況、子女教育成本、家庭借貸能力，其中母親受教育程度、子女學習成績、父親健康狀況、子女教育成本4項的Exp(B)值都大于1，說明當這些變量變化時，家庭教育投資發(fā)生的幾率就會相應地發(fā)生變化。
(一)家庭因素對教育投資的影響從分析結果看，家庭收入、民族因素對家庭教育投資決策的影響很小，這與以往諸多學者認為家庭收入與教育投入呈正相關關系的研究經驗不同。造成此結果可能緣于以下因素。第一，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國家對于這些地區(qū)的投入越來越多，在民族地區(qū)，農村家庭的收入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家庭經濟差距也越來越小;第二，本研究所調查的地區(qū)靠近黃河岸邊，農業(yè)、水利資源、礦產資源極其豐富，地區(qū)經濟實力較強。在家庭收入較高的情況下，家庭的借貸能力就成為家庭教育投資決策的一個因素。從表3可以看出，家庭借貸能力與家庭教育投資在0.05水平上存在顯著的差異，說明當一個家庭預測如果在將來為了子女教育能夠承擔借貸壓力時，這個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就會相應地增加，即認為在將來子女教育的收益上會很樂觀。
(二)父母因素對教育投資的影響由于在農村地區(qū)家庭教育投資的決策者多為父母，因此父母因素對子女的教育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從表3中可以看出父親的健康狀況與家庭教育投資具有明顯的相關性，而母親的健康狀況對教育投資的影響不大。這主要是由于在農村地區(qū)，父親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其良好的身體素質可以為家庭帶來較高的家庭收入，即父親的身體越是健康，其對子女的教育投資就會相應地增加;而母親作為家庭收入的替代者，對家庭的貢獻只起到補充作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與對子女的教育投資也有明顯的相關性，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對子女接受教育重要性的覺悟就會越高，從而對子女的教育投資就會越大。其中母親的受教育程度對子女的教育投資影響更為明顯，如果母親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她在家中所承擔的角色就會越重要，對家庭教育投資的主動性就越強，對子女的影響就會越大，甚至會超過父親;反之，母親受教育程度越低，對家庭教育投資越不利，也就是說，如果具有高學歷的母親在一個家庭中具有主要的決策地位，就會提高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資。
(三)子女因素對教育投資的影響目前，在家庭教育投資決策中承擔主要角色的還是子女，因為子女是接受教育的主體。如果子女本身對教育不感興趣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導致厭學、輟學，父母的教育投資就會相應地減少。從表3可以看出，子女的教育成本與父母的教育投資成負相關關系，教育成本過高會增加父母教育投資的壓力，如果家庭不能得到預期的高回報，會使父母減少教育投資，甚至使子女無學可上。子女的性別與教育投資已沒有明顯的相關性，說明在民族地區(qū)農村家庭已沒有明顯的教育性別歧視。從以上的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出，子女的學習成績對家庭教育投資決策的影響最明顯。目前在農村地區(qū)，雖然家庭的生活不是特別富裕，但是大多數家庭已基本能夠維持正常的生活需要。如果子女的學習成績較優(yōu)秀，父母都會不遺余力地為子女的教育進行投資，甚至不惜借貸，這也是子女的學習狀況與家庭教育投資具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的主要原因。
四、結論及建議
(一)企業(yè)和社會投資與負擔高等學校教育成本的現狀分析由于就業(yè)形勢的日趨嚴峻，導致我國近幾年來高等教育頻繁呈現出供過于求的不良現象，企業(yè)和用人單位不付任何費用就可擇優(yōu)獲得人才時常發(fā)生，這從實際上來說違背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的受益者付費原則。但是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通體來看企業(yè)主要是通過政府繳納稅款來分擔高等教育的部分成本，分擔教育的成本也不是根據企業(yè)接納高等學校畢業(yè)生的數量來確定。雖然社會和企業(yè)分擔的高等教育成本目前都在不斷提高，但是對于它們在高等教育的成本中的比例來說仍然顯得微薄，所以我們應該進一步提高企業(yè)分擔教育成本。
(二)高校自身投資與負擔教育成本的現狀分析由于收入的減少和成本持續(xù)上升的共同作用和影響，導致多數高校的財務狀況惡化的不斷升級。因此，一些高校為保證學校的正常運作而不得不以貸款等非常規(guī)性的籌資渠道來籌措教育成本，致使部分高校的債務不斷積累，導致貸款的規(guī)模遠遠超出高校自身的償還范圍。又由于大量的社會職能在高等學校中的穿插，例如學生食堂、醫(yī)療保險、職工退休金、學生的醫(yī)療及安全事故等一系列費用，由于這些費用沒有確定的分擔對象和分擔目標，高校也不能全額分擔下來，從而導致一些高等學校承擔了的成本開支存在不合理的現象。
二、建立理想化的高等教育投資與負擔模式的建議
(一)增加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國家不僅應當把高等教育投資作為重要的基礎性和生產性投資來對待，還要確保一定時期內國家在高等教育投入中的重要引導地位，堅持“以財政撥款為主，依法落實高等教育投入，多種渠道籌措教育費用為輔”的規(guī)定，充分落實國家《教育法》制定的教育經費“三個增長”的總體變化，同時各級財必須加大對財政的投資作用和力度，在財政投資水平不變的前提下盡量保持高等教育在擴招后有所提高，同時采取有效措施和預防手段，從而保證我國的教育總經費占GDP的4%左右，確保高等教育的總經費占到GDP的1%以上。除此之外，對于不同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水平不一致的情況下，國家應建立有效的補償機制以及其他行之有效的扶持弱勢群體的辦法。同時，必須加強弱勢地區(qū)的教育投入力度，在政策上要對弱勢群體給予一定的傾斜和幫助，增加對弱勢人群的捐助力度。
(二)制定合理的個人分擔標準定價模型著名教育學家舒爾茨(T．W．Schultz)認為，教育相當于是一種對人的長遠投資，而個人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受益者和載體，必須分擔教育所帶來的成本和費用。這種個人分擔高等教育成本的趨勢已經不可阻擋，同時也符合高等教育的發(fā)展規(guī)律，因此，接受教育的個人不僅僅要分擔高教成本，而且應該基于所受教育質量不同(主要是學校差別、專業(yè)差別、培養(yǎng)層次差別)從而使高教成本的付出不同。綜合各種因素，提出以下具體的學費標準構建模型:前提假設:市場的自由競爭;各專業(yè)成本能夠科學地計算總公式:某學校某專業(yè)平均學費=學費成本比×專業(yè)平均培養(yǎng)成本×專業(yè)差別調整系數×學校差別調整系數×培養(yǎng)層次調節(jié)系數。
(三)社會企業(yè)加強對高校教育成本的投入第一，加大對高校理想化教育的宣傳力度，大力宣傳科教興國的戰(zhàn)略意義，使社會意識到教育對社會的重要性，從而引導社會和企業(yè)加大對教育的投資;第二，社會各慈善組織要加大工作力度，在原有資助群體不變的基礎上，多拉贊助，多跑單位，通過大型媒體活動，體育比賽，文藝演出，明星校友情感交流等多種渠道，增加捐資助教的籌資金額;第三，高校應設立高校發(fā)展辦公室，并且配備專門工作人員和管理人員，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捐贈工作機構，動員各大院校畢業(yè)的新老同學，事業(yè)有成者為母校捐助，做好接受常年捐贈和專項捐贈工作。第四，政府需要以各種政策來鼓勵單位、個人捐贈等來支持高等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例如，政府可以在政策上給捐款人提供適當的稅收減免制度，同時以經濟和名譽上的雙重回報給捐款人，在捐款人與學校之間創(chuàng)造出雙贏的局面。
一、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決策敏感性分析的程序
進行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決策的敏感性分析首先要找出影響個人投資效果的最主要因素，并估算各種敏感性因素的偏差在多大范圍內是可行的，從而有針對性的充分利用有利因素、避免不利因素。其一般程序為：
（一）確定個人投資碩士研究生教育的具體經濟效果評價指標，以作為敏感性分析的對象
通常，可以選擇作為投資經濟效果的評價指標有很多個，如個人碩士研究生教育投資的凈現值、凈年值、內部收益率、投資回收期等，但通常不需要對所有指標都做敏感性分析，其指標的選擇應針對個人投資決策的實際需要而定。指標選擇的原則是：
1、敏感性分析的指標應與確定性分析的指標相一致，不應超出確定性分析所用指標的范圍另立指標。
2、確定性分析中所用指標較多時，應選擇最能夠反映個人投資碩士研究生教育類型經濟合理與否的一個或幾個最重要的指標作為敏感性分析的對象，對于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決策來說，一般常用的敏感性分析的指標是內部收益率與凈現值等動態(tài)指標，也可以將某些具體參數作為分析對象，如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的總成本等。
（二）選擇需要分析的不確定因素
嚴格來說，幾乎所有影響碩士研究生個人教育投資決策的因素都帶有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但有些雖然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但對個人投資的經濟效果影響并不大，而只有敏感性因素才會對經濟效果的評價指標產生較大影響。因此，敏感性因素的選擇原則應是，找出那些在個人投資碩士研究生教育的人力資本投資中，成本、收益構成所占比重較大，以及其他預計可能對碩士研究生教育投資類型的經濟效果評價指標有較大影響的，同時又是在整個投資及壽命周期內有可能發(fā)生較大變動，或者在確定性分析中采用的該因素的數據準確性較差的因素作為敏感性因素。
（三）確定個人碩士研究生教育投資經濟效果評價指標對各種敏感性因素的敏感程度
碩士研究生教育投資經濟效果評價指標對各種敏感性因素的敏感程度即某種或多種因素同時變化時導致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的經濟效果評價指標的變化程度。在進行計算時，首先假定除敏感性因素外，其他因素固定不變，然后根據敏感性因素的變動，重新計算有關的經濟效果評價指標，與原指標進行對比，得出其變動的程度，這樣就可得出所選定的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的經濟效果評價指標對該不確定因素的敏感程度。再根據敏感性因素在可能的變化范圍內不同幅度的變動，得出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經濟效果評價指標相應的變化率，并建立起一一對應的數量關系，用圖或表的形式表示出來。
二、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決策評價指標的敏感性分析
選擇凈現值作為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經濟效果的評價指標，并對凈現值起影響作用的各種因素分別進行敏感性分析。在此，以我國發(fā)達地區(qū)2006年報考并就讀的統(tǒng)招自費碩士研究生為分析對象，在滿足假設條件：第一，在考慮風險與通貨膨脹的前提下，將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的基準貼現率設定為9%，并不考慮考研期間的間接成本；第二，在不考慮個人能力因素的前提下，根據國家或行業(yè)、單位規(guī)定的因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制定的平均工資標準，確定本科與碩士學歷的工資報酬，兩者的差額為個人投資者因接受碩士研究生教育而帶來的凈收益（即收入增量），并假定此增量為等額年值。第三，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的全壽命周期假設為，投資者以22歲報考25歲畢業(yè)，工作至65歲退休，并不考慮退休后因接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引起的退休工資差異。4）個人碩士研究生教育人力資本投資的使用成本不考慮健康等因素，并假設為零。再根據中華英才網的行業(yè)工資調查，以北京及上海地區(qū)碩士與本科畢業(yè)生2006年平均總工資收入為標準，則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的現金流量如表1所示：
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的凈現值，可以利用年金現值系數，通過公式：NPV=A×■-■■（式中：A為碩士與本科畢業(yè)生的工資收入差額，即碩士研究生的平均工資收入增量；C1，C2分別為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i為基準貼現率）進行計算，將表1中數據代入公式，則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的凈現值NPV=-3000-38000（P/F，9%，1）-38000（P/F，9%，2）-38000（P/F，9%，3）+12000（P/A，9%，40）（P/F，9%，3）=-94276+99653=5377。得出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的凈現值后，根據敏感性分析的一般程序，分別對碩士研究生個人投資的直接成本、勞動力市場價格、人力資本投資使用期、基準貼現率四個不確定因素進行敏感性分析，通過對這四個不確定因素按±10%和±20%的變動幅度計算凈現值變化率，其結果分別為：
直接成本按-20%至20%的順序變動后，凈現值的變化為：9587元、5031元、-4081元、-8637元，直接成本每變動1%引起的凈現值變化額為19.42元。
勞動力市場價格按-20%至20%的順序變動后，凈現值的變化為：-14553元、-4588元、15342元、25307元，勞動力市場價格每變動1%引起的凈現值變化額為4380元。
人力資本投資使用期按-20%至20%的順序變動后，凈現值的變化為：902元、2255元、5961元、6702元，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人力資本投資使用期每變動1%引起的凈現值變化額為1606元。基準貼現率按-20%至20%的順序變動后，凈現值的變化為：27835元、12695元、-9340元、-17354元，基準貼現率每變動1%引起的凈現值變化額為399元。
根據計算結果的數據，可以繪制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凈現值中不確定因素的敏感性分析曲線，如圖1所示：
由圖1可以看出，勞動力市場價格、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的人力資本投資使用期與凈現值成正比關系，市場價格及使用期的增加可以提高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的凈現值；而直接成本和基準貼現率均與凈現值成反比關系，即隨著成本及基準貼現率的增加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的凈現值減少。
三、結論
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勞動力市場價格為個人投資的最敏感因素，人力資本的投資使用期為次敏感性因素。勞動力市場本科與碩士研究生的行業(yè)工資標準是個體投資取向的一個風向標，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異變化的大小直接影響著碩士研究生教育投資個體的凈現值數額。因此，投資者應密切關注所報考專業(yè)人才市場的行業(yè)工資標準，特別是換專業(yè)的碩士研究生教育投資者，在不考慮非貨幣收益的前提下，理性投資個體的經濟行為應該是，以勞動力市場價格為導向的市場供需變動趨勢相一致的，當碩士研究生畢業(yè)后的行業(yè)工資收入與本科生差別不大甚至低于本科畢業(yè)生工資收入，則應果斷就業(yè)；如有非貨幣因素的投資需求，也應在保證當前工資收入的基礎上進行投資，以便減少投資風險。而對于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的人力資本投資使用期來說，敏感性程度也比較大，它每變動1%對凈現值變化額大小的影響達到1606元。因此，人力資本投資使用期也是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者應該注意的因素，首先需要投資主體在分析投資環(huán)境的基礎上，根據自身情況，盡早決定報考碩士研究生，并且在讀研期間，應認真學習，在努力掌握專業(yè)知識的前提下，多參與實踐活動，以利于投資者順利畢業(yè)；同時，已經進行了碩士研究生教育的投資個體，應注意維護自身身體健康狀況，延長碩士研究生教育個人投資的人力資本投資使用期，從而使得投資個體的收益與效用達到最大化。
基準貼現率也應合理選取，基準貼現率（即基準收益率）的選取不能主觀隨意取定，它應與投資個體所處的實際經濟環(huán)境相聯(lián)系，綜合考慮資金成本、投資風險、通貨膨脹以及資金限制等影響因素，過高或過低都會對個人投資決策的正確性產生影響。特別是對于那些接受碩士研究生教育的機會成本相對較高的投資個體，基準貼現率也應相對確定的更高一些，正如貝克爾所指出的“利率或貼現率越高，具有不同教育資本存量的人之間的收入差別越大。因為，此時教育投資的機會成本高，需要更高的收入進行補償”。這也說明碩士研究生教育的個人投資需要通過獲得較高的收入增量對其投資成本進行補償，特別是對機會成本進行補償。另外，在不考慮間接收益等主觀滿足的前提下，如果通過合理確定的基準貼現率所計算的凈現值結果仍為負值，則理性的投資者應放棄投資碩士研究生教育，從事其他有利于自身素質提高的教育投資活動。因為，此時投資碩士研究生教育的經濟行為將加大損失而不是增大個人福利。
碩士研究生教育的直接成本敏感性程度最小，它也解釋了自1999年擴招以來，雖然直接成本持續(xù)增加，但碩士研究生教育的個人投資需求不降反而上升，報考人數一年比一年多的現象，說明個人直接成本的適當增加對與個人接受碩士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影響不大。因此，為保證擴招后碩士研究生的教育質量，積累教育資源，進一步適當加大個人對于碩士研究生教育的直接成本分擔是可行的，這對于為社會提供更多、更高質量的碩士畢業(yè)生是有重要意義的。
參考文獻：
1、楊青.技術經濟學[M].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2002.
2、王培根.高等教育經濟學[M].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
一、我國義務教育投資現存的問題
（一）義務教育投資不足
盡管國家已把教育放在“優(yōu)先發(fā)展”的戰(zhàn)略地位，逐年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但由于國家百廢待興，財力有限，再加上實行中央與地方財政的分級管理以后，國家財政占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連年下降，已由1978年31．2％下降到1992年14．7％，因此國家不可能在教育投入上有更快的增長，近三年來教育投資占國家財政總支出一直徘徊在12．7％，就足以說明這一問題?？傮w教育經費的投入不足，義務教育經費的短缺也就在所難免了。
一方面是教育投入的不足，一方面是接受九年義務教育人數的急劇增加。據有關學者測算，到2000年7－12周歲小學適齡組人口約1．4億人，比1987年1．15億人增加近21．7％，國家預算內義務教育投資需800－1000億元，而1993年教育總經費是600．94億元，可見在未來的幾年里我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要達到預期的目標，亟需義務教育投資的大幅度增加。
此外，我國在義務教育投資方面，由于，還存在著性投入不足，尤其是在教育基本建設方面，欠帳過多，到現在中小學校還有大量的舊房、危房需要維修和擴建，而的教育投入只能勉強維持眼前的需求，無力彌補欠帳，因此更顯出教育經費的短缺。
（二）義務教育投資的內、外部結構不合理
首先從義務教育投資的外部分配狀況看，總體教育投資過于向高等教育傾斜，義務教育投資比例相對偏低，這可以從初等、中等、高等三級教育生均費用之比中得到證實。1988年我國三級教育生均費用之比為1：2．31：33．72，而世界一般發(fā)展家為1：1．7：8，發(fā)達國家為1：1．1：1．3或1：4：3．7?？梢娫谖覈囵B(yǎng)一名大學生的費用竟相當于培養(yǎng)一名小學生的30或40倍。這種偏重于高層次教育投資的方針與分配比例政策，無疑從結構上造成我國義務教育投資的短缺，因此非常不利于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特別是目前仍處在普及初等教育階段的經濟貧困地區(qū)。
其次在義務教育投資內部使用結構上也存在著不合理的地方，一是在義務教育總投資中，教育事業(yè)經費與教育基本建設投資比例不協(xié)調，基建投資比例偏低，不到2％，農村中小學的校舍建設幾乎是由農民自籌資金解決的，就說明了這一問題。二是在義務教育事業(yè)經費中，人員經費擠占公用經費現象嚴重，1993年普通中學用于人員部分達82．81％，小學將近90％，公用經費所剩無幾。為此，許多地區(qū)連起碼的教學條件都保證不了，更何談義務教育質量的提高。
（三）義務教育投資管理體制不完善
自80年代以來，我國實行了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義務教育投資體制，它打破了過去那種統(tǒng)收統(tǒng)支、高度集中、管理僵化的分配格局，從而調動了地方政府和辦學的積極性，增加了基礎教育管理與發(fā)展的靈活性。但同時，隨著這一體制的實施，其本身固有的一些弊病也就越加明顯地暴露出來。
首先，現行的義務教育投資管理體制不能有效地保證各地區(qū)義務教育普及進程的均衡發(fā)展。根據我國實行的財政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體制要求，義務教育的投資支出是全部下劃到地方財政－－城市是市財政，農村是縣、鄉(xiāng)財政，由地方政府全部負責和安排對義務教育的投資，這樣就使得義務教育的普及與發(fā)展只能取決于各地區(qū)經濟發(fā)展，取決于各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狀況。由于各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總是不平衡的，總存在著一定甚至是比較懸殊的差距，各地區(qū)的財政收入水平以及各地區(qū)對義務教育的投資能力也各不相同，落后、不發(fā)達地區(qū)的義務教育發(fā)展也因此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投資保障，那么由此引起各地區(qū)義務教育普及與發(fā)展的不均衡也就在所難免，事實也正是如此。
其次，這種投資管理體制還缺乏對地方政府投資行為的有效約束，從而不利于保證地方政府對財政資金和教育投資的合理運用，保障地方教育事業(yè)發(fā)展對教育投資的正常需要。這是因為，現行的投資管理體制要想正常的發(fā)揮作用，必須以地方政府行為的規(guī)范化為前提。地方政府只有按照社會或上級政府的意愿，并根據經濟合理與效率的原則來安排對教育的投資支出，才能保證義務教育的正常發(fā)展；否則既使是這一地方經濟上存在著使義務教育大力發(fā)展的可能性，也會因地方政府對支出的不合理安排而使義務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受到嚴重的抑制或損害。由于我國在體制、法規(guī)上存在著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再加上地方一些政府官員的素質不高，先經濟后文教，輕視教育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因此地方政府在財政支出方面的行為是相當不規(guī)范的，擠占、挪用、削減教育經費的現象時有發(fā)生，而且得不到有效地抑制和解決，前面提到的長期拖欠教師工資的事例正是現行體制下地方政府種種不規(guī)范行為的具體表現。
（四）義務教育投資使用效益不高
義務教育投資不足，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既使這有限的經費，由于使用效益低，也沒有充分發(fā)揮出它應有的作用，反而加劇了教育經費的短缺，其主要表現是：
1．中小學教職工與學生比逐年下降，學校機構臃腫，超編現象嚴重，占用了大量的人員經費開支。按現行編制，目前，全國中小學教職工超編66萬多人，若以人均支出200元／月計算，每年需多支出人頭費13億多元，可見教育經費因冗員過多的浪費是驚人的。
2．學校布局不合理，規(guī)模效益比較差。這在廣大的農村表現尤為突出。義務教育自從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體制后，較為普遍的形式是縣、鄉(xiāng)（鎮(zhèn)）、村三級辦學。在農村，以自然村布局設校，勢必造成學校布點多，規(guī)模小，班額不足，形不成一定的教學能力，師資、設施得不到充分的使用，辦學的規(guī)模效益也就無從談起。
3．由于種種原因形成的中小學生輟學、留級現象的大量存在，也占用、浪費著有限的教育經費。全國每年小學輟學的兒童約在3％，初中輟學率7％以上，在農村小學生的留級率高達20－25％。這樣，按正常入學率投入的年度教育經費，由于學生輟學而獲益較小，又由于留級率高，使正常的投入又往往不夠，需追加投入，從而造成浪費。
二、提高義務投資的基本思路
要想使義務教育擺脫的困境，加快普及進程，實現到本世紀末全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宏偉目標，教育投入上的穩(wěn)定增長是當務之急。為此，提出以下幾方面的建議：
第一，做為義務教育辦學主體的各級政府，還應進一步加大對義務教育投資的力度，要切實落實《教育改革和綱要》所規(guī)定的，到本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和“八五”期間財政支出中教育經費支出水平全國平均不低于15％的目標，以及近期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中央進一步提出的，省級政府的教育投入應占財政支出比例的20％以上，市、縣級政府的投資比例還要更高的要求。
為此，要使教育經費在國家及各級政府預算中占有穩(wěn)定的份額，不因、或其它因素的而經常波動，應把教育經費列為預算母項，實行預算單列，使教育事權和財權相統(tǒng)一，并且加強對各級政府教育投入水平的監(jiān)控，建立、建全教育經費支出監(jiān)督檢查制度。
同時，要盡快出臺有關教育投資的法規(guī)，使教育經費的籌措、支出有法可依，充分顯示的權威性，以法約束和懲治地方政府在教育經費使用上的不規(guī)范行為，從而切實保證政府撥款的主渠道作用。在法規(guī)中，應規(guī)定教育經費在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支出中的比例，用于義務教育的經費應在教育總經費中單獨立項等有關條款，各級地方政府也應制定出相應的法規(guī)、細則。
此外，為避免由教育投資內部分配結構不合理而造成的義務教育的投入不足，應使義務教育投資在教育總投資中有合理的比重，以保證中小學生均費用的逐年提高；義務教育投資內各部分經費分配也應有協(xié)調的比例關系。
第二，進一步調整和完善現行的義務教育投資管理體制。既然現行的全面由地方政府直接負責的投資管理辦法，不能有效地保證我國義務教育的正常普及與發(fā)展，存在著前面提到的種種弊端，而過去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已經實踐證明存在著管得過死，不利于調動各級政府和對教育投資的積極性，因此應把適當的集中和分散管理結合起來，針對不同的地區(qū)，采取不同的。在經濟發(fā)達的地區(qū)，因不存在經費緊張等，可仍實行原來的體制和辦法，義務教育經費仍由縣、鄉(xiāng)共管，充分發(fā)揮鄉(xiāng)財政的作用。在經濟不發(fā)達或落后地區(qū)，則采取相對集中的管理體制，義務教育經費由市或縣財政統(tǒng)籌管理、調配，直接安排給其下屬的各個學校，以防止被中途截流或挪用。由于對中小學教育的投資主要是用于支付教師的工資，而教師工資的發(fā)放相對比較規(guī)范、穩(wěn)定，因此這種?？钪С隹芍饕糜诎l(fā)放教師工資，這樣用，不僅不會對學校經費的運用產生管理過死的弊端，反而有利于全國（全?。┓秶鷥葹橹行W教師創(chuàng)造一個大體相近的福利條件，既有利于改善貧困落后地區(qū)教師的待遇，也有利于加強對教師隊伍的集中管理和調度，當然在實行這種方法的同時，應加強對現行教師隊伍的整頓與管理，以保證教師隊伍的精干和高效率。
為使邊遠、貧困落后地區(qū)的義務教育普及進程能盡快趕上全國的步伐，使我國義務教育能均衡發(fā)展，除進一步完善投資管理體制外，中央和地方縣級以上各級政府都應設立和增加對此類地區(qū)實施義務教育的專項經費，并保證?？顚Ｓ?。
第三，為確保義務教育投資有穩(wěn)定來源，除了要充分發(fā)揮政府財政撥款的主渠道作用，還要進一步在多渠道籌措資金上下功夫。在這方面《綱要》已做出較全面的部署，這里僅提幾個補充的建議。
首先，應當進一步完善教育費附加征收制度。自1986年城鄉(xiāng)教育費附加開征以來，已成為國家預算外義務教育的一個穩(wěn)定來源，對緩解基礎教育經費緊缺，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由于征收制度、管理辦法尚不健全，近兩年不能如數征收的現象比較嚴重，這在尤為突出。過去農村教育費附加以隨糧征收的辦法向農民統(tǒng)一收取，可近兩年糧食等農副產品市場放開，農民沒有了直接向糧食收購站交送公糧的義務，附加費的征收遂失去依憑，出現了征收難的危機。與此同時，伴隨著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的實行，有些地方采取“一刀切”的辦法，把教育費附加也給取消了，致使這筆資金不能如數征收，1992年如按1．5％的比例，全國應征收110億左右，而實際只征到50多億。有鑒于此，為使這一政策具有法律的強制性，使征收的數額能穩(wěn)定增長，建議在此基礎上，開征社會教育稅，從稅制的角度保證義務教育經費的穩(wěn)定來源。
其次，義務教育階段免收學費，但應適當提高學雜費的收費標準。長期以來，中小學學雜費的收費標準偏低，與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物價上漲的現實極不相符，因此應隨物價上漲指數同步增長，藉以維持教育的簡單再生產。學雜費的收費數額應由各地教育部門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統(tǒng)一公布執(zhí)行，并接受公眾的監(jiān)督。
一、我國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的迫切性與可能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運作，不僅需要逐步完善市場體系和政策法規(guī)，更需要大批具有良好思想品德、專業(yè)文化素養(yǎng)，善于按市場經濟規(guī)律進行決策、管理和運作的各類專門人才，還需要有源源不斷的高質量科技成果的輸入和高智力的有力支持，而跨世紀的國際競爭更是高科技和高科技產業(yè)的競爭，是高級專門人才的競爭，因而作為培養(yǎng)高級專門人才和發(fā)展科技文化為己任的高等教育事業(yè)將左右我國新歷史使命的實現。目前我國的高教事業(yè)則遠不能適應發(fā)展需要，無論是在人才的數量、質量、結構、種類、規(guī)格等方面，還是在科技發(fā)展的規(guī)模和水平方面，都還無法滿足需要，高教事業(yè)必須進一步發(fā)展才能滿足形勢發(fā)展的需要。但要發(fā)展就要有投入，就要有相應的資源條件作保證，尤其是建設高水平的大學，必須要有高的投入。但現實情況是高教經費處于入不敷出的困境。目前我國普通高校均由政府興辦，但政府實際上只能負擔一半左右的辦學經費，所以目前高教經費不僅無法提供發(fā)展的需要，連維持現有教育活動都難以為繼，高教經費已成為高教事業(yè)發(fā)展的“瓶頸”。因此，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形成的高教經費由政府單一渠道投資的體制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了；同時由政府一元化投資的體制，包括學生的培養(yǎng)費在內所有高教經費全由政府包下來也不合理，因此，改變政府一元化投資體制，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已勢在必行。而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則使多渠道籌措經費成為可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也具備與其他社會部門進行勞動交換的法人地位，高校為國家、社會提供人才、科研成果和社會服務，也就是提供了勞動，接受其勞動的部門以及個人會因此而增加收入和得到其他利益。它們之間可用社會必要勞動的確定為準繩進行等價交換，學校通過提供各種勞動成果與社會不同的部門、單位以及人員進行交換獲取經費，這就使多渠道籌措經費成為可能。為此，《中國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提出，以國家財政撥款為主，輔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稅費，收取非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校辦產業(yè)收入，社會捐資、集資和設立教育基金等多種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新教育投資體制，這個新體制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合乎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規(guī)律的，當然也是可行的。
二、“政府撥款為主，多渠道籌措經費”投資體制的性質、內涵及其相互關系
1．“主與多”的性質與內涵
各個渠道的性質和它們的職、權、利是不同的，具體說來：
（1）政府撥款為主－－主渠道?！盀橹鳌钡暮猓瑧撌侵刚膿芸钔顿Y在整個國家高教經費的投入中所占的份額是主要部份。它反映在辦學體制上則體現為高校是公辦為主，非分辦為輔；反映在公辦大學的經費投入中，應該是國家政府的撥款投入為主，當然在這個為主的投資中除政府直接撥款外也應包括國家政府通過行政的、政策的以及法律的手段支持高教的間接性投入（如免稅等）的部分。
由于政府撥款為主渠道，因此政府不僅通過政策的手段而且以投資的主體地位來調控影響高等教育的行為以保證辦學方向、教育方針貫徹等的實現，最終就是確保教育的行為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
在主渠道之外，輔之以其他多種渠道，它們是：
（2）收取學生的學雜費。在明確主渠道－－國家擔負一定的培養(yǎng)費用的條件下，可以實行“誰受益，誰出錢”的原則進行收費，這是因為受教育者－－學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增加了知識，獲得了本領，提高了能力，從而可以使自己增值，他將在未來的工作勞動實踐中可獲得高的報酬，因而他在學校中消耗的教育培養(yǎng)勞動不能無償占有，應給予一定的補償，所以就應繳納相應的費用。由于學生交了費，相應學生應具有有關的自，如選擇學校、選擇專業(yè)的自，畢業(yè)后選擇職業(yè)、工作崗位的自等；另外也可由用人單位以設立獎學金，或直接支付培養(yǎng)費等形式來支持所培養(yǎng)的學生，用人部門有權要求他們首先到該單位服務工作。
關于收費標準，原則上應根據學校為學生所創(chuàng)造的“經濟性價值”的部分按照價值規(guī)律進行等價交換，但具體操作上則應隨著社會承受能力的提高逐步到位，目前只能按照培養(yǎng)成本的一定比例和當前社會實際承受能力來決定，當然不同學校、不同專業(yè)其收費標準可以不同。
（3）社會服務的收入。社會服務的收入主要指，在學校和地方、企業(yè)之間進行不同功能的優(yōu)勢互補的經濟活動中的收入，主要包括：為地方或地區(qū)通過多種形式進行培養(yǎng)、培訓所需的各類專業(yè)、各種層次的人才和支援地方、企業(yè)辦學；承擔地方、企業(yè)科技研究項目；合辦聯(lián)營生產企業(yè)，創(chuàng)辦高新技術產業(yè)；參與地方高新技術開發(fā)以及參與地方、企業(yè)的咨詢決策等。這些活動是以學校一方為服務主體與以地方、企業(yè)一方為投資主體之間的合作關系，他們之間進行優(yōu)勢互補，雙向選擇各自所追求的最優(yōu)發(fā)展的目標作為合作基礎。在過去高度計劃經濟體制下這種服務一般是無償的服務，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是有償服務。學校以服務成果的數量和質量通過人才市場、技術市場、信息市場等按照價值規(guī)律進行等價交換，由此學?？梢垣@取相應的經費收入。當然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大目標下，本著“服務”與“依靠”的精神，應該是相待以誠，相處以信，公平對等，互惠互利，決不能損害聯(lián)系對方的利益。
（4）承接國家、地方政府或部門的科研課題任務的收入。這就是學校承接縱向課題所得的經費，這方面的課題任務一般都是國家政府部門有關國計民生較為重要的項目，對社會主義建設影響重大的任務。這里的經費投入，其投資主體是國家政府部門，當然這些課題任務的得到，是依靠學校的科研實力和成就，通過競爭而爭取到的。但這里的利益分配，不能完全按市場經濟規(guī)律辦事，雖然課題經費要考慮成果的價值，但更多的是根據課題研究過程中成本消耗的需要來考慮經費的撥款，這不僅因為在主渠道撥款中有撥給學校的科研事業(yè)經費，更因為這是國家任務，它將影響國家的全局利益，學校也有義務承擔這方面的任務。
（5）校辦產業(yè)的收入。從直觀的角度來說，這里的投資主體是校辦產業(yè)，校辦產業(yè)作為教育經費投資者，它所要的權則是要求學校給予有關學校的資產的租賃權，要求學校給予學校的科技成果的轉讓權和校辦產業(yè)的自主經營權。而最終利益的分配，實質上將按股份制的原則，學校作為校產、技術等入股的股額分取利潤和國家給予校辦產業(yè)的免稅等優(yōu)惠政策所得的經費收入。校辦產業(yè)與社會的關系則與社會上一般企業(yè)一樣，完全按照市場經濟規(guī)律辦事，按照價值規(guī)律進行等價交換。從本質上看，校辦產業(yè)渠道的經費收入是學校的自我投資。
（6）國內企業(yè)、事業(yè)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根據自愿和量力的原則捐資助學、集資辦學及國外的資助和捐贈。
這一渠道的投資主體，當然就是捐資或集資的單位和個人。從現實來說，學校將無償地接受他們的投入，他們的投資具有一定的選擇權，或用于校園建設，或設立獎學金、助學金和發(fā)展基金，或捐贈設備等。他們這么做或是出于慈善的愿望，要擴大他們的影響“揚其名”；或則出于對母校報答養(yǎng)育之恩；或則是因為學校為他們作了貢獻給予進一步的報答和鼓勵等等。但這方面的經費收入，對學校來說是隨機的，很不穩(wěn)定的，是無法預計的，所以是一種機遇性收入，當然它與學校的歷史聲望影響有很大關系。
（7）運用金融、信貸手段融通教育資金，開辦教育儲蓄和貸學金來支持教育經費。這是國家政府給予教育的一種優(yōu)惠政策，教育系統(tǒng)可舉辦金融機構，以融通資金。對學校來說，可以舉辦校內銀行，開展集資、貸款等金融活動為教學、科研、基建、產業(yè)等融通資金。這將有助于教育資金的籌措。該渠道的經費來源可以理解為國家政府對教育的政策性投入。
從以上對籌措教育經費的各個渠道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投資體制改革就是投資主體的變革和改變對投資客體－－學校的無償為有償，即從由國家政府－－元化投資主體改變?yōu)槎嘣顿Y主體，它包括政府（含地方政府）、受教育者（受益者學生及其家長）、企業(yè)、社會團體、個人（包括海外人士）以及學校自身。不同的投資主體出于不同的利益，通過不同渠道，對投資客體－－學校進行教育經費的投入，但是他們的投入力度是很不一樣的。
2．各個投資渠道之間的關系
在各個投資主體之間有主有從，在主渠道之外其他各個投資渠道之間，他們的投入也不是一樣的，但應該有個合適的比例，而目前的情況則尚無較為規(guī)范性的界定。以我校1993年度經費收入為例，全年收入經費共14922．3萬元，其中國家政府撥款（包括教育事業(yè)費、科研事業(yè)費、基建費）4671．03萬元，占總經費的31％，學生收費835萬元，占總經費的6％，社會服務收入2396萬元，占總經費的16％，縱向課題費收入4236萬元，占總經費的28％，校辦產業(yè)經費收入580萬元，占總經費的4％，捐資收入180萬元，占總經費的1．3％，信貸收入413萬元，占總經費的2．8％。由上述統(tǒng)計分析可知，主渠道只占了31％，而縱向課題費和社會服務費收入所占比重較高，達44％；其次是學生收費、校辦產業(yè)收入、信貸收入及捐贈，但他們的比重都較低。這表明目前政府撥款并不占主要份額，其它各渠道的比例較懸殊，而1993年我校累計財政赤字達5000萬。為此，作為國家政府主渠道的投入要有較大增加才能真正成為“為主”的地位，其他有關渠道的經費投入也需要提高比例，適當調整關系，才能彌補學校財政赤字。而國外的一些著名大學的經費收入情況如何呢？據有關資料介紹，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1989－1990年獲得聯(lián)邦、州及地方政府的資助占其總經費的69．3％，英國牛津大學1989－1990年度獲政府資助占其總經費的50％以上，而公立大學一般獲政府資助平均在40％以上；學費的收入有高有低，如伯克利大學學費收入占總經費的11．7％，耶魯大學學費收入占總經費的24％；服務收入一般占總經費的22％；校產收入占總經費的3％－10％；捐贈收入占公立學校經常性收入的7％。上述國外學校經費收入的比例與我國情況相差甚遠，由于國情不同不能盲目類比，但可參考。
三、關鍵在于落實到位
新的高教投資體制符合我國國情，反映了我國高教事業(yè)發(fā)展的規(guī)律，它為增加高教經費的投入，保證高教經費有著穩(wěn)定可靠的來源，帶來了希望，開辟了良好的前景，令人鼓舞。但環(huán)顧目前的現實情況則仍然令人憂慮：教育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地位沒有真正落實，而實際上只是處于“略戰(zhàn)”地位的境地，只顧上經濟項目，建樓堂館所，搞開發(fā)區(qū)等，卻舍不得投資教育，甚至出現擠占、挪用教育經費和大面積拖欠教師工資的狀況，而學校教育經費由于物價上漲，實際辦學經費連續(xù)幾年負增長；教師待遇偏低長期未獲解決，近年來教師流失量不斷增加，師資隊伍不穩(wěn)；學校的教學科研儀器設備嚴重不足和老化及實踐環(huán)節(jié)經費短缺，教學質量難以保證，辦學難以為繼；某些政策性措施出臺，事實上限制了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教育投資水平不僅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對教育日益增長的需求，甚而也難以滿足現有教育事業(yè)的基本需要，如此等等的現實情況和問題仍然困擾著高等教育。因此，現在的問題在于真正貫徹落實新的高教投資體制，使其切實到位、兌現。為此，針對我們所接觸到的一些情況和問題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促進加速新投資體制的實現。
1．首先要思想到位，真正把教育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地位落到實處。必須從思想深層次上解決重物質資源投入、輕人力資源開發(fā)的傾向。應充分認識無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還是增強綜合國力參與國際競爭，實現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fā)展戰(zhàn)略目標，都將取決于國民素質和大批高水平專門人才，取決于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而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則是一種高度智力密集和高度科技密集型的事業(yè)，其成就和效益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員的素質和教學科研儀器設備的先進程度，這就必須要投入更多的資金；同時，教育投資已為世界各國歷史所證明也是一種生產性投資，它將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因而必須從戰(zhàn)略高度來考慮教育問題，才能真正落實小平同志所說的“我們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犧牲一點速度，把教育問題解決好”這一重要指示。
2．切實保證政府財政撥款的主渠道作用。當前就是要在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時，出臺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中，尤其在國家財政稅收體制改革中，必須確保教育經費按不變價格計算有必要的、穩(wěn)定的和不斷增長的來源，從而落實《綱要》規(guī)定的到本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和“八五”期間財政支出中教育經費支出水平全國平均不低于15％的目標。
本文作者：趙晶晶工作單位：吉林財經大學信息經濟學院
不斷完善教材內容。獨立學院教師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盡量選擇實踐性強的教材，同時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結合所選教材和證券市場實際情況，添加新內容比如一些最新的理論和知識，以彌補現行教材內容的不足，此外，還要刪除教材中已經過時的理論內容。另外，有條件的學院還可以組織教師編寫適合自己學院培養(yǎng)目標的教材。加強實驗室建設。證券投資學是一門實踐性非常強的課程，需要相應硬件和軟件支持，學院應該重視實驗室建設，及時完善和補充實驗設施，購買和更新相應證券模擬軟件，使學生及時了解和接觸到證券業(yè)最先進的電子設備和軟件，為學院培養(yǎng)應用型人才提供支持。培養(yǎng)雙師型教師?！按蜩F還需自身硬”，高素質的師資隊伍是培養(yǎng)高素質人才的有力保證，擔任證券投資學教學的教師，應該是雙師型的教師，他們不僅要具有深厚的專業(yè)理論知識，還要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
因此，學校應加強雙師型教師的引進和培養(yǎng)，一方面，可以聘用具有多年證券從業(yè)經驗的專家為教師，另一方面，選送本學院優(yōu)秀教師到相關單位進修和實踐培訓。教學手段多樣化。首先，采用模塊化教學。充分利用學生的考證熱情和從業(yè)資格考試的特點，將證券投資學教材的內容分為五個模塊。在教學過程中結合從業(yè)考試的重點和難點進行詳細的講解，讓學生掌握證券投資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增強學生考取從業(yè)資格證書的信心。其次，引入案例教學。根據教學內容難度的變化和學生學習狀況的變化，選擇與教學內容配套的典型案例，將復雜的、枯燥的理論用生動的案例表現出來，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學生運用理論知識解釋現實問題，既可便于學生理解，又可供學生討論，逐步培養(yǎng)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與能力。
強化實踐教學。實踐教學由課程實踐、專業(yè)實踐和專題講座。課程實踐通過利用學院的實驗室設備和證券模擬軟件，在授課時，安排一定學時在校內實驗室進行實訓。實訓的主要方法有教師演示和學生模擬操作。通過課程實踐使學生了解證券交易的操作過程、增強對大盤的分析能力。專業(yè)實踐通過學院與證券公司簽訂實習協(xié)議，建立實習實訓基地。學院成立實習工作領導小組，安排教師組織學生到實習基地進行校外實踐，使學生操盤能力得到快速提升，為學生畢業(yè)走上工作崗位打下堅實的基礎。專題講座采用不定期邀請校外經驗豐富的證券從業(yè)人員來校開展投資和理財類的講座，培養(yǎng)了學生的從業(yè)技能。
獨立學院證券投資學教學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只有認真分析問題，針對問題進行改革，才能提高教學質量。比如，我院經過多年的教學實踐，在授課期間不僅安排有課程實踐還有專業(yè)實踐，通過這種方式學生進一步理解了課程的教學內容。此外，我院還通過改變教學效果評價方式來提高教學質量。增加實踐成績在評價中的比重，將考試分為理論考試和實踐考試兩部分，實踐考試以課程實踐和專業(yè)實踐為主要依據，同時參考網絡模擬炒股比賽業(yè)績給予分數獎勵，通過多種實踐方法的配套使用，促使學生平時注重操盤能力的鍛煉，教學效果得到明顯提升。
關鍵詞:區(qū)域高等教育投資主體博弈分析
一、博弈論的概念及基本要素
博弈論(GameTheory)又稱對策論或游戲論，是研究多人謀略和決策問題的理論。主要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理解:(1)一個博弈問題必須至少有兩個或多個參與博弈的主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團體)，這些主體在博弈過程中都有各自的切身利益。由于利益的驅動，他們在作出自己的決策時，總想選取最優(yōu)戰(zhàn)略。(2)博弈中的各個主體之間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競爭，競爭貫穿博弈的全過程，同時競爭又將博弈的主體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較量。(3)主體之間要進行較量，每一個博弈主體就要盡量掌握博弈中對手的特點和已經采取或可能采取的行動的知識和信息。(4)各個博弈主體都十分關心博弈結果。博弈結果通俗地說就是輸贏大小，博弈論用收益(或效用)來描述博弈結果。
博弈論的基本要素包括:(1)參與者(Players):指的是一個博弈中的決策主體，通常又稱為參與人或局中人。參與者參加博弈的目的是通過合理地選擇自己的行動，以期使自己的收益(或效用)水平最大化。(2)行動(Actions):是指參與人在博弈的某一時刻作出的戰(zhàn)略選擇。(3)信息(Information):指的是參與者在博弈過程中能了解到和觀察到的知識。信息對參與者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每一個參與者在每一次進行決策之前，他必須根據觀察到其它參與者的行動和了解到的有關情況作出自己的最佳選擇。(4)戰(zhàn)略(Strategies):是參與者如何對其它參與者的行動作出反應的行動規(guī)則，它規(guī)定參與者在什么時候應該選擇什么行動。(5)收益(pay):指的是在一個特定的戰(zhàn)略組合下參與者得到的確定的效用或期望效用。效用通常表現為博弈結果中的贏輸、得失、盈虧。效用必須能用數值刻畫其大小。博弈論的一個基本特征是一個參與者的收益不僅取決于自己的戰(zhàn)略選擇，而且取決于所有參與者的戰(zhàn)略選擇?；蛘哒f，收益是所有參與者各選定一個戰(zhàn)略形成的戰(zhàn)略組合的函數。(6)結果(outcome):是博弈分析者最為感興趣的要素的集合，是他認為最有可能的行動或戰(zhàn)略組合。
二、高等教育多元投資主體的利益關系
(一)高等教育產品的經濟屬性
依據公共產品理論，對高等教育產品的經濟屬性分析如下:
一方面，高等教育產品具有私人產品的特征:(1)在一定條件下，高等教育服務在消費上具有競爭性。比如，在既定的高等教育投入下，增加一個人對高等教育服務的消費，會影響其他人消費的數量和質量，其邊際成本為正。(2)高等教育服務在消費上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高等教育提供的一些利益對個人來說是可分的。每個享受了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都會從中得到直接利益和間接利益。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產品具有公共產品的特征:高等教育提供的利益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通過受教育者外溢給了社會。表現在全社會都能從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身上獲益，包括全社會制度的創(chuàng)新、科技開發(fā)和產品更新能力、民族文化與道德水平的提高。
因此，高等教育既不是純粹的私人產品，也不是純粹的公共產品，而是一個介于兩者之間的混合產品，即準公共產品。
(二)區(qū)域高等教育的投資主體構成及其利益關系
高等教育服務所提供的是準公共產品，區(qū)域內高等教育多元投資主體具有不同的投資需求。政府投資是為了經濟效益以及社會效益;個人(即學生及家庭)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獲得預期經濟的和非經濟的收益;企業(yè)投資是為了獲得直接的經濟回報;高等學校自身是為了通過教學、科研、社會服務，提升學校的社會地位和競爭力。盡管他們帶著各自不同的預期目的，但當他們投資于同一所高等學校時，就成為多元的投資主體，也是多元的利益主體。
1.政府主體。高等教育作為準公共產品，對社會具有明顯的外部效應，這種外部效應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其文化素質、專業(yè)技能與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相比有顯著提高，因而他們的社會責任感更強，能更積極主動地參與政治經濟文化活動，配合政府做好工作，更有利于社會穩(wěn)定，有利于政府的各種社會目標的實現。其次，高校本身也常常成為高新技術的“發(fā)源地”，世界幾大高新科技工業(yè)區(qū)都是依著名大學而建的。而且，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高等學校在科技成果轉化中起著獨特的作用。
因此，高等教育對于社會的外部效應是巨大的，不僅能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還能帶來極大的非經濟利益。因而，政府是高等教育的直接和間接受益者，理應成為高等教育的投資者之一。
2.個人(即學生及家庭)主體。受教育者個人——學生是高等教育的最直接受益者。高等教育在總體上可視為是一種收益內在化的“私人產品或服務”，因而高等教育能夠給受教育者帶來較高的收益——即受教育者個人通過接受高等教育增進自身的人力資本獲得預期經濟收益和各種非貨幣性滿足。
從預期經濟收益來看，個人收益與教育程度的高低成正比。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個人受教育年限與私人收益與費用坐標(圖1)來清晰地表示。
從非經濟利益來看，高等教育接受者還可獲得其他非貨幣收益。對于學生及家庭來說，高等教育在消費上更具排他性，私人產品的特征更為突出。因此，學生及家庭理應成為高等教育投資主體之一。
3.企業(yè)主體。企業(yè)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是指企業(yè)從自身的發(fā)展和利益出發(fā)，對高等教育所進行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的貨幣表現。廣義的企業(yè)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有兩種:一是通過國家稅收轉為政府投資的間接投資;二是直接投資和捐贈。狹義的企業(yè)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僅指直接投資和捐贈。其主要形式包括:企業(yè)職工在職培訓的教育費用支出，對教育機構的科學研究合同、培訓合同支付的費用，企業(yè)對教育機構的無償捐贈、對大學生的“委托培養(yǎng)”和“有償分配”。本文主要探討的是狹義的企業(yè)對高等教育的投資。
企業(yè)是高等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資的主要收益者。首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yè)為了在競爭中生存并取勝，都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實踐證明，勞動生產率的高低與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是成正比的。其次，隨著知識經濟的發(fā)展，企業(yè)間的競爭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人才和技術的競爭。企業(yè)擁有的勞動力和專門人才的數量、質量是企業(yè)能否生存和發(fā)展的重要條件。企業(yè)通過吸納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各類高層次人才，大量利用高校專利成果，實施技術改造和科技創(chuàng)新，不僅可以降低企業(yè)生產成本，而且可以提高生產率，從而增加企業(yè)利潤，進而增強企業(yè)的競爭力。因而，企業(yè)也應該成為高等教育投資的主體之一。
4.高等教育機構(高校)主體。高等院校是國家實施高等教育的人，隨著高等教育財政制度的改革，高等教育撥款方式除公式撥款、合同撥款以外，將更多地出現績效撥款，將辦學質量與年度效能核算相結合，以更好地體現效率原則，促進辦學質量好、水平高的學校及其學科專業(yè)的發(fā)展。所以，學校充分利用自身的資源，通過經營校辦企業(yè)、開展社會服務、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等形式來彌補教育投資的不足，以提升學校的競爭實力，并可以獲得較高的政府財政投入支持。因而，高等教育機構也應當成為高等教育的投資主體。
由上文的分析可見，區(qū)域高等教育投資主體應該包括區(qū)域內政府(即地方政府)、企業(yè)、高校及個人(即學生及家庭)。另外，我們如果把區(qū)域高等教育作為一個系統(tǒng)來看待，一個區(qū)域的高等教育系統(tǒng)應該與其他區(qū)域的高等教育系統(tǒng)存在一定的互動聯(lián)系，即地方政府之間在高等教育投資方面會發(fā)生一定的聯(lián)系;同時，區(qū)域的高等教育系統(tǒng)也是國家高等教育系統(tǒng)的一個子系統(tǒng)，即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資方面會發(fā)生千絲萬縷的互動關系。下文所研究的區(qū)域高等教育投資主體僅限于區(qū)域內部的政府(即地方政府)、企業(yè)、高校及個人(即學生及家庭)。
三、區(qū)域高等教育各投資主體的博弈分析
區(qū)域高等教育投資主體的博弈關系涉及許多方面。由上文對各投資主體構成及利益關系的分析可知，區(qū)域內部的政府、企業(yè)、高校及個人可以形成許多兩兩博弈關系、三方博弈關系以及多方博弈關系。在此，僅分析高校與高校之間、高校與政府之間、高校及企業(yè)與政府之間的博弈關系。
(一)高校與高校之間
高等教育資源具有共享性，各高校單獨提供高等教育資源的能力有限，如果各高校能夠彼此合作，可使高等教育資源提供不足的現象有所緩解。
1.同質高校之間。這里的“同質高?！敝皋k學條件及學校資源基本相當的兩所高校，可以是兩所重點高校，也可以是兩所普通高校。在此構建一個簡單的博弈支付矩陣如表1所示。
假設某一區(qū)域內部存在甲、乙兩所同質高校，二者對某一高等教育資源都沒有獨立提供的能力，需要二者合作提供。設提供該高等教育資源共需投資為C，如果二者選擇合作提供，甲、乙高校各需付出成本為0.5C和0.5C，則甲、乙兩所高校都能獲得收益為R，設C>R>0.5C>0;如果二者選擇不合作提供，不提供的一方得益為R，而提供的一方需獨立支付全部成本C，則提供方的得益為R-C<0。很明顯，如果有一方選擇了不合作提供的話，另一方則不可能選擇提供。
這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困境”模型，如果甲、乙兩所高校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則當甲校選擇合作提供時，乙校的最佳選擇是不提供;當乙校選擇合作提供時，甲校的最佳選擇是不提供。此處的納什均衡解是“不提供，不提供”即(0，0)，其結果便是高等教育投資提供的不足，即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的偏離，沒有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存在改進的可能。
通過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見，我國目前區(qū)域內部同質高校之間高等教育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一種可能是高校資源過于貧乏，即使合作也沒有能力提供;另一種可能是當合作有能力提供高等教育資源時，往往會陷入這種“囚徒困境”。為了解決區(qū)域內同質高校之間高等教育投資提供不足的困境，需要靠政府的投資引導和激勵誘導，增加同質高校之間提供高等教育資源的動力和約束力，以達到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的一致，達到最優(yōu)均衡。
2.異質高校之間。這里的“異質高?！敝皋k學條件及學校資源相差懸殊的兩所高校，即指一所重點高校和一所普通高校。在此構建博弈支付矩陣模型如表2所示。
假設某一區(qū)域內部存在丙(重點)、丁(普通)兩所異質高校，某種高等教育投資活動給重點高校丙帶來的效用改進為R，給普通高校丁帶來的效用改進為r，而丙校獨自提供高等教育投資導致的效用減少為c，丁校獨自提供高等教育投資導致的效用減少為C，丙校和丁校平均分攤高等教育投資成本導致的效用減少分別為0.5c和0.5C。其中R>C>r>0，C>c>0。
這是一種典型的“智豬博弈”模型，在該支付矩陣中，重點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各自采取“提供”和“不提供”策略的博弈均衡為(提供，不提供)即(R-c，r)。對于“高校丁”而言，“不提供”即為占優(yōu)策略解，但對于“高校丙”而言，僅存在納什均衡解“提供”，卻不存在占優(yōu)策略解。
通過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見，如果兩所高校都不提供投資，則會導致區(qū)域高等教育水平發(fā)展緩慢;如果普通高校丁進行投資而重點高校丙“搭便車”，則會導致普通高校發(fā)展滯后且差距進一步拉大，而重點高校丙可能因規(guī)模過大出現不經濟現象;重點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在選擇策略的博弈均衡為(提供，不提供)的情況下，能促使普通高校迅速成長，而重點高校繼續(xù)保持增長態(tài)勢。因而，區(qū)域內重點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之間，理應重點高校丙獨立提供至少應是多提供高等教育投資才符合教育公平和社會效用最大化原則。
為了使重點高校增強高等教育投資的意愿，政府應實施激勵政策的引導，從而增加區(qū)域內高等教育資源的共享收益。
(二)高校與政府之間
政府部門作為高等教育資源的分配主體，同時也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的行為利益是希望高校通過有效、合理的高等教育資源共享策略選擇，使區(qū)域內高等教育資源能夠充分共享。一種情況是政府有作為，即政府加大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投入，從宏觀上對高等教育共享進行合理引導，促進高等教育資源的共享。另一種情況是政府無作為，即政府在教育資源的分配過程中可能出現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投入不足，過多地干涉高校內部的事務，阻礙了高等教育資源的共享。
目前我國高校是受政府的監(jiān)督指導來辦學。而且政府在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時，往往更傾向于重點高校，以便使重點高校能帶動區(qū)域內普通高校共同發(fā)展。為了簡化研究，這里把區(qū)域內重點高校抽象為一個高校。假定高校有兩種策略可以選擇:積極參與共享和消極參與共享;政府也有兩種可選擇的策略:有作為和無作為。在此構建博弈支付矩陣模型如表3所示。區(qū)域高校與政府部門在各自利益的驅動下，在是否積極共享高等教育資源方面進行著混合策略博弈行為。
假設政府部門在有作為時對推動區(qū)域高等教育資源共享的投資為Cj，無作為時對推動區(qū)域高等教育資源共享的投資為Cx(設Cj>Cx);區(qū)域高校積極參與共享時的收益為R，消極參與共享的收益為R+R(在區(qū)域總體生源有限的情況下，選擇消極共享在短期內反而有可能增加會提高自身的收益);政府部門對高校消極參與共享的懲罰為Cf。又假定高校以p的概率積極參與共享，以1-p的概率消極參與共享;政府部門以q的概率足額投資和合理引導(有作為)，以1-q的概率少量投資和不合理指導(無作為)。再假設區(qū)域內高校與政府部門的預期效用分別為U1和U2，則二者的混合策略博弈支付矩陣模型見表3。
根據表3中所列的支付矩陣計算二者預期效用U1和U2如下:
U1=pqR+p(1-q)R+(1-p)q(R+R-Cf)+(1-p)(1-q)(R+R)
U2=pq(-Cj)+p(1-q)(-Cx)+(1-p)q(Cf-Cj)+(1-p)(1-q)(-Cx)
當U1和U2關于p和q的一階偏導數為零時，可使區(qū)域高校與政府部門之間的混合策略博弈達到納什均衡，則得到:
U1/?鄣p=qCf-R=0
U2/?鄣q=Cf-Cj-pCf-Cx+qCx=0
所以納什均衡解為:q=R/Cf，p=1-(Cj-Cx)/Cf，且Cj>Cx
于是，區(qū)域高校以p=1-(Cj-Cx)/Cf的概率積極參與高等教育資源共享;政府部門以q=R/Cf的概率為推進區(qū)域高等教育資源共享足額投資和合理引導。
通過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見:區(qū)域高校消極參與共享的額外收益R與政府部門合理引導的概率q成正比;政府部門對消極參與共享的懲罰力度Cf與區(qū)域高校積極參與共享的概率p成正比;政府部門有作為與無作為時的投資成本差距(Cj-Cx)越大，政府部門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就會越傾向于無作為，區(qū)域高校選擇消極參與共享的概率1-p就會越大。
(三)高校、企業(yè)與政府之間
亨瑞?埃茨科瓦茨(HenryEtzkowitz)(1997)通過引入生物學中的三螺旋概念，首次提出使用三螺旋模型來分析政府、產業(yè)和大學之間關系的動力學，并用以解釋政府、企業(yè)和大學三者間在知識經濟時代的新關系。自此，三螺旋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創(chuàng)新結構理論。勒特?雷德斯道夫(LoetLeydesdorff)(1997)對此概念進行了發(fā)展，并提出了該模型的理論系統(tǒng)如圖2所示。其具體結構是政府、大學、產業(yè)等三機構在保持各自獨立身份的同時，又都表現出另外兩個機構的一些能力，也就是說政府、大學和產業(yè)三機構除了完成他們的傳統(tǒng)功能外，還表現出另外兩機構的作用。由于三重螺旋模型超越了以往的大學—產業(yè)、大學—政府、產業(yè)—政府的雙螺旋關系模式，克服了以往的產學/產學研合作模式忽略國家層面考慮的不足，自提出以來一直為學界所熱衷。
由三螺旋模型可知，區(qū)域內高等教育投資的三個主體政府、高校與企業(yè)之間存在著博弈關系。假設在博弈模型中只有一所高校、一家企業(yè)和區(qū)域地方政府。在此構建區(qū)域內高校、企業(yè)與政府之間博弈支付矩陣模型如表4所示。
高校和企業(yè)在博弈中均有兩種選擇:合作或者不合作;政府也有兩種選擇:有作為或者無作為，且在有作為的情況下可能出現兩種結果，即政府對高校和企業(yè)的合作起促進作用或者抑制作用。
設在高校和企業(yè)均選擇合作的情況下，高校的收益為Iu，企業(yè)的收益為Ic;當政府對高校和企業(yè)的合作起促進作用時，高校將得到額外的收益Ru，企業(yè)將得到額外的收益Rc，當政府對高校和企業(yè)的合作起抑制作用時，高校將損失Lu，企業(yè)將損失Lc;政府代表了整個社會公眾的利益，設政府有作為時的成本是-C，相應地，在政府對高校和企業(yè)的合作起促進作用時，可以得到-C+Ru+Rc的利益，起抑制作用時，將損失-C-Lu-Lc。
根據博弈矩陣模型來計算混合戰(zhàn)略博弈納什均衡解:
首先，在已知高校和企業(yè)進行合作的概率為p的情況下，政府有作為和無作為時的預期收益為U1和U2。
U1=p[qa(-C+Ru+Rc)+(1-qa)(-C-Lu-Lc)]+(1-p)[qa(-C)+(1-qa)(-C)]
U2=-p(-Lu-Lc)
當U1=U2時，可得高校與企業(yè)合作時的最優(yōu)概率為:
p*=C/qa(Ru+Rc+Lu+Lc)。
其次，在已知政府有作為的概率為q的情況下，高校合作和不合作時的預期收益為U3和U4。
U3=q[qa(Iu+Ru)+(1-qa)(Iu-Lu)]+(1-q)Iu
U4=0
當U3=U4時，可得高校在博弈均衡時政府有作為時的最優(yōu)概率為:
q*=Iu/Lu-qa(Ru+Lu)。
同理，可得企業(yè)在博弈均衡時政府有作為時的最優(yōu)概率為:
q**=Ic/Lc-qa(Rc+Lc)。
由此，可以建立高校、企業(yè)與政府之間的博弈模型的混合戰(zhàn)略納什均衡為:
[p*=C/qa(Ru+Rc+Lu+Lc);q*=Iu/Lu-qa(Ru+Lu)]
[p*=C/qa(Ru+Rc+Lu+Lc);q**=Ic/Lc-qa(Rc+Lc)]
由上述混合戰(zhàn)略納什均衡解可知，高校與企業(yè)是否選擇合作取決于政府行為是否起促進作用及合作所得到的收益，政府是否選擇有作為取決于其所付出的成本C和整個社會的最終收益。
四、高等教育投資合理化的政策建議
通過上文對區(qū)域高等教育投資主體間幾種博弈關系的分析，提出幾點高等教育投資政策建議。
1.在觀念方面，充分認識高等教育準公共產品的特性，既要正視其高等教育的經濟屬性，又要重視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在發(fā)揮政府在高等教育發(fā)展中的作用的同時，充分發(fā)揮社會各界及家庭個人的作用。
2.在法制方面，盡快完善高等教育投資多元化的政策法規(guī)，采取有效措施推進高等教育投資主體多元化的進程。從目前經濟發(fā)展情況看，高等教育投資全靠政府的財政投資是無法實現的，必須對高等教育投資制度進行創(chuàng)新，促進高等教育投資主體多元化，放低私人辦學的門檻，使更多的社會私人資源進入到高等教育部門，擴大高等教育資源。并對私人辦學進行監(jiān)督，規(guī)范其正當有序地發(fā)展。
3.在機制方面，建立健全對高校和企業(yè)的考核機制和激勵機制。把推動資源共享作為對主要負責人政治考核的一項重要內容，這種考評機制能激發(fā)高校和企業(yè)的內在積極性，可以產生進行高等教育合作投資的強大動力。
同時，政府應制定激勵相容的利益機制。制定相應的策略，對在校際資源共享和校企合作過程中具有突出貢獻的單位與個人予以獎勵或補貼，降低其共享(或合作)成本或提高其共享(或合作)收益;同時對阻礙推進教育資源共享(或合作)的單位與個人予以告誡或懲罰，引導他們的理。
4.在輿論方面，充分發(fā)揮社會各界特別是媒體對高等教育在人才質量培養(yǎng)和高等教育產學研合作方面的監(jiān)督作用。高等教育是準公共產品，這就決定了政府對高等教育投資應利用市場機制進行間接引導，使區(qū)域高等教育投資的多元主體能形成共享的文化氛圍，使輿論監(jiān)督、行政監(jiān)督和法律監(jiān)督產生聯(lián)動作用，提高高等教育資源利用的效益。
[基金項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黑龍江省高等教育學會課題項目(115A——069)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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