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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程千帆；文論十箋；文章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15-0010-02
一、關于《文論十箋》一書
《文論十箋》是程千帆任教武漢大學與金陵大學中文系時編寫的教材，收錄了古代與近代的十篇文論，分為上下兩輯，上輯五篇是概說部分，下輯五篇專論文學創(chuàng)作的內部規(guī)律。在這本書中，程千帆對每篇文章都詳加箋注，文后附有謹按，并結合古代文學與當時的文學觀念做延伸探討，同時也提出自己的文學觀念。
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發(fā)展史上，該書的編撰獨具特色：首先，收錄的文章與箋注所引用的不僅有古代文論，也有近代文論，還涉及一些西方學者的文學論說。其次，所收文章的作者除了陸機為公認的文論家外，其他幾位都是史學家、樸學家。此外，該書既有考據(jù)還原，延續(xù)了古代文論“綜合前人說法的基礎上抒發(fā)己意”的特點；同時也有理性而抽象的論述，形成了較完整的體系，有別于古代文論模糊的、形象的感悟模式，呈現(xiàn)出現(xiàn)代學術研究的某些品質。
程千帆先生自陳，采用這種特殊的編纂形式主要是為了矯正當時有關文論的兩種較為突出的弊端：“通論文學之作，坊間所行，厥類郅夥，然或稗販西說，罔知本柢；或出辭鄙倍，難為諷誦。加以議論偏宕，援據(jù)疏闊，識者病之?！雹傥膶W作品創(chuàng)作的增加、新的文學形式的出現(xiàn)，以及東西思想更多、更頻繁的交流，中國文學呈現(xiàn)出復雜的形態(tài)；而當時的文學觀念與批評理論，無論持中、西哪一方觀點都因缺乏對這些理論之淵源與體系的了解，只能流于淺層爭論，作者才編撰此書為教材，希望矯正時弊。
上世紀三十年代，以西方文學理論為基礎來研究中國文學的現(xiàn)象已蔚然成風，而《文論十箋》仍然堅持從古典文論的視角出發(fā)，并在民族文學、各種“主義”之爭泛濫的時期，始終堅持從文學的視角談論文學的問題，顯得“別具一格”。更為重要的是，對文類劃分也就是文體學的探討作為一種潛在的線索貫穿了上下輯的十篇文章，而文類劃分其實關涉到傳統(tǒng)文體意識與現(xiàn)代文體意識，這與傳統(tǒng)文學研究向現(xiàn)代過度時期，文的觀念、文學理論體系的轉變有著密切關系。這些潛在的線索這也正是《文論十箋》一書最大的特點：從古典文學理論的視角出發(fā)，在其內部進行革新，力圖以變革中國文學理論自身而非全然借引西方文論來解釋新的文學現(xiàn)象，促成傳統(tǒng)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
二、從文章學到現(xiàn)代文學理論體系的溝通及其困境
（一）“文”的觀念的確立
《文論十箋》一書以章太炎的《文學總略》開篇，程千帆為這篇文章擬的副標題為“論文學之界義”，即對“文”的觀念的界定。在《文學總略》中，章太炎開宗明義，將“文”界定為“文字著于竹帛”②，并對其做詞源學上的考察。他指出，中國古代對于“文”有兩種解釋：“彰”與“文章”?！胺蛎湫钨|曰文，狀其華美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币簿褪钦f，“文章”事實上是指有形質而自成首尾的篇制，而“彰”只是特指其中富于文采、藻飾和情韻的部分，因而只是“文”的其中一小部分。然而，由于古無“彰”二字，多以“文章”假借，所以造成了后人“文”的觀念的混亂。
《文學總略》作為《文論十箋》的開篇文章，其實也是程氏文學觀的基本出發(fā)點。程千帆推崇章太炎：“以此‘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來界定文學，范圍至廣，一切學術文化皆屬，最早可追溯到先秦；而近世則以抒情美文為文學?！雹凼聦嵣希瑹o論是章太炎還是程千帆，都在界定“文”的概念時將它回溯到中國傳統(tǒng)的文章學的概念中。
中國古代的“文學”實際指的是“文章學”，包含“文字”與“詞章”兩個部分，它是基于禮樂制度、政治制度與實用性的基礎之上形成與發(fā)展起來的“雜文學”，迥異于西式的“純文學”體系。晚清以降，受西方文學觀念以及文類概念的影響，國人開始借助新視角審視并重塑自己關于“文”的觀念，在此過程中，正是通過清除文章學中的諸多“非文學”成分，才建構起以詩歌、小說、戲劇為主體，兼及部分散文的現(xiàn)代“文學”觀念。④這種轉變有其正面意義：大量被傳統(tǒng)文學觀藐視和排斥的文體，如小說、戲曲等得以被納入文學史視野，這是重要的發(fā)現(xiàn)和拓展。然而，此種轉變也遮蔽了文章學原有的深廣內涵：一方面，一些在歷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并曾受到重視、具有文化研究價值的傳統(tǒng)文學家和作品則被擱置甚至排斥，影響了對中國文學史的整體理解與闡釋；另一方面，文章學本身所蘊含的傳統(tǒng)的文、史、哲思想及其所折射的文化心理也在此過程中或被忽視遺忘，或被割斷了聯(lián)系。程千帆強調回到文章學，也正是強調在學術現(xiàn)代化過程中重新審視“文”的觀念的變遷史及其背后的人文現(xiàn)象、文化心理積淀。
同時，以現(xiàn)代學術觀點來看，文章學所包含的學說、歷史、典章、公牘、雜文，以及詩、詞曲等等極其廣闊、復雜的范圍，實可視為一個涵蓋了哲學、語言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文學的現(xiàn)代文化研究思路，它甚至比西方文化研究思潮涵蓋更廣，也更適合中國。可見，程千帆將“文”的觀念回溯到傳統(tǒng)文章學，似乎是一個比借鑒西方文化研究理論更適合中國文化現(xiàn)象的學術思路，值得今天的文化研究學者重視。
（二）文類體系的重建
在“文”的觀念確立后，程千帆致力于文類體系的建構。程千帆認為文體辨析有三難：“體式孳乳，與日俱新”，指的是小說、戲劇等新文類不斷出現(xiàn)；“觀念錮蔽”，則是由于小說的題材近鄙俚而不被納入傳統(tǒng)的文類位階中，按照傳統(tǒng)的文體分類法無法為愈加興盛的小說作品找到合適的位置；而“體義混淆，自來即爾”，時人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用”代“體”為標準，而區(qū)分“文”為說理、記事、抒情三類，而這種分類法難以滿足文章學的駁雜體系。
事實上，通觀全書，無論是論文學與時代、地域、道德、性情，還是論文學的制作體式、內容外形、模擬創(chuàng)造，其實都是在探討文類劃分的標準與文類體系的建構。程千帆認為，傳統(tǒng)的文類劃分標準盡管不再適應時人的文學研究需要，但仍有其價值所在，因為它們背后隱含了中國文學史上“體”的觀念的變遷。中國古代“體”的含義十分寬泛、含混，既有哲學意義上的“本體”之義，也有“形體”之義，兼形而上與形而下、抽象與具象于一體。而“體”之于古代文學研究，除了今天通常所理解的“體裁”或“文體類別”的含義以外，還具有文章或文學之本體、文體內部的質的規(guī)定性（體要或大體）、風格（體性或體貌）、以及章法結構、修辭手法、具體的語言特征等多種含義。⑤而與之相比，西方文學理論的文體分類始終貫徹著一個邏輯標準，并以此揭示文體之間內在的邏輯層次與本質聯(lián)系，所以必須有統(tǒng)一的文體分類規(guī)則?；蛟S可以說，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重要差異，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同文體體系的差異。中國文學實則是“文章”體系，但文章學本身在中國古代并未形成一個嚴密的、現(xiàn)代意義上的“體系”觀念。在新的文類不斷出現(xiàn)的時期，如何構建一個溝通古今文類的嚴謹?shù)默F(xiàn)代文類體系，是晚清以來諸多學者所致力的工作，這項工作隨著三十年代的時局而有所放緩，唯程千帆先生的《文論十箋》對之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
程千帆認同章太炎，他們都從傳統(tǒng)的廣義文章學出發(fā)建構文類體系，同時，把小說從歷史和其他文類中單獨列出，正式作為文之一“體”，與學說、歷史、典章、公牘和雜文并列，突破了中國傳統(tǒng)的文類分類方法――“經、史、子、集”四分，開始重視小說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地位。
（三）從文章學到現(xiàn)代文學理論的溝通及其困境
上述一系列文類劃分標準的轉變、文類體系重建的意圖，都在于促使傳統(tǒng)文學理論向現(xiàn)代過度，而在此過程中所要處理的核心問題與最大的難題是：如何將小說納入文章學體系。之所以是核心問題，是由于進入現(xiàn)代社會后，傳統(tǒng)的詩、詞、戲、曲等文學體裁已不足以表達現(xiàn)代人的生活經驗，伴隨而來的是更適合對其進行表現(xiàn)的小說在數(shù)量和創(chuàng)作形式上的迅速發(fā)展，將小說納入文學理論體系已是必然趨勢；而之所以是最大的難題，則是由于在此過程中，如何既使小說獲得與詩、詞、戲、曲以及學說、歷史、雜文等體裁同級的文類位階，又使新的文類體系具有現(xiàn)代學術理念的清晰嚴謹，也就是各種文體的內涵不混淆，是程千帆之前的學者遺留的難題。對于此難題，程千帆以內容與形式的二分取代“有韻之文”和“無韻之筆”的劃分試圖做出調和，而具體到小說批評理論，則訴求傳統(tǒng)的史學理論，借鑒史學理論中的文論、史論觀點觀照小說批評。
然而，訴求傳統(tǒng)史論來溝通文史從而將小說納入文章學體系，這種嘗試缺乏深入的討論，存在著各種問題。一方面，中國古代歷史書寫的“尚簡”、“用晦”傾向并不適合作為現(xiàn)代小說的批評范疇，因為傳統(tǒng)的歷史書寫遠不足以用以剖析現(xiàn)代的小說創(chuàng)作；另一方面，史學理論與小說批評只有通過嚴謹?shù)谋容^和成體系化的溝通才能形成一個具有現(xiàn)代氣質的學術理論體系，而這些問題在《文論十箋》一書中均未提及。最重要的是，程千帆先生不算成功的“溝通”也正折射出在古典文論內部進行現(xiàn)代化革新的困境：在我國文學發(fā)展史上，“文”是一個內涵豐富且變動不居的概念，并且有其獨有的文類和體系，而在這背后則是經久積淀的文化心理，既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也與現(xiàn)代中國人的思維有差別，因而古典文論自身進行現(xiàn)代革新看似是一個文學理論問題，卻涉及文化溝通這一復雜背景。此外，中國古代的文章學有很大的局限性，文論家們始終沒有明確形成一般性的文學理念而只有具體的詩歌概念、小說、戲曲的鑒賞理念，更沒有形成系統(tǒng)的文學理論體系，缺乏體系性正是其現(xiàn)代化過程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同時，自晚清以來，“現(xiàn)代生活”的開啟、“現(xiàn)代人”觀念的覺醒，以及社會現(xiàn)代化訴求的加強，使得文學創(chuàng)作和理論都不得不將目光轉向現(xiàn)代社會中個人的生活經驗與精神世界，而這些恰是難以被古典文章學理念納入其中的。
“體系性”是學術現(xiàn)代化的“崇高理想”，而文章學又是難以割舍的學術情懷，程千帆在“傳統(tǒng)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這一議題中所體現(xiàn)的困境與矛盾，又何嘗不是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兩難處境呢？
注釋：
①賀昌盛.中國現(xiàn)代文學基礎理論與批評著作輯要[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p141.
②程千帆.文論十箋[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p3.
③同上.
【關鍵詞】經史、文史、史學、魏晉南北朝
較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長足的發(fā)展,不論是史學著作的種類還是數(shù)量都大大增加了?！端鍟そ浖尽肥凡克惺窌灿嬍?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其中,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shù)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幾乎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1]史學的發(fā)展不是孤立的,它與同一時期的經學、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以下將圍繞著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這兩條線索展開討論,以期把握史學發(fā)展的脈絡。
（一）
這一時期史學發(fā)展的最大特點莫過于史學學科的獨立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據(jù)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于《春秋》經之下,史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fā)生了變化,西晉荀勗作《中經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于乙部?！端鍟そ浖尽凡挥靡也恐f而謂之史部,實質并無變化。
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沒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緒編制《七錄》,其一為經典錄,其二為記傳錄。他解釋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蘩蕪"。[2]阮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漢末至梁代,史籍數(shù)量確實大增,別開一類,勢在必行。但是在西晉,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還不能這樣解釋。
考諸史實,經與史的區(qū)分在目錄分類以外也有反映。《三國志》卷42《尹默傳》：
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于《左氏春秋》。
據(jù)陳壽所說,漢末荊州的學校不僅教授經學,而且也教授史學。對此,我們找不到旁證,姑置不論。但"通諸經史"一語,至少表明在陳壽生活的西晉時期,人們心目中經與史是明明有別的?！段倪x》卷49干寶《晉紀》總論李善注引王隱《晉書》稱:"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王隱是兩晉之際的人,他也用了"經史"一詞,可見陳壽用語不是出自個人的習慣。"經史"在唐修《晉書》中是經常可以見到的,如盧欽"篤志經史",邵續(xù)"博覽經史",王珣"經史明徹"等等。[3]參諸上述晉人用語,這些記載應該是可信的。經史雙修實際上漢代就有,《后漢書》卷64《盧植傳》載,盧植少從大儒馬融受古文經學,后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xù)《漢記》。"我們自然可以說他是"通諸經史",可是當時人并不這樣說。有經史之實而無經史之名,這說明在東漢人的觀念中經與史的區(qū)別尚不明確。[4]西晉人開始頻頻使用"經史"一詞,意味著經與史發(fā)生了分離。
西晉以后,經與史的區(qū)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確體現(xiàn)。《晉書》卷88《劉殷傳》: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豕?博通經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yè)俱興?！稌x書》卷105《石勒載記》下:
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并領經學祭酒,參軍續(xù)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
《宋書》卷93《雷次宗傳》: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師,開館于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并以儒學,監(jiān)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
不論是在官學中或是在私學中,史學都是一個獨立的門類,由此可見,自晉以后人們對經學與史學的區(qū)別是有清楚認識的。荀勗、李充在書籍目錄上把史書從經書中分離出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fā)生的。阮孝緒生活在梁代,他沒有考慮目錄以外的上述歷史變化,而僅僅從史書數(shù)量的增加來解釋目錄分類的改變,似乎還是未達一間。
"經史"一詞的出現(xiàn)、目錄分類的變化、教育中史學科目與經學科目的分別設置都反映了一個共同的事實,那就是,史學確實獨立了。史學擺脫經學而獨立表明人們對經、史的認識有了變化。在這方面,東漢的王充可謂思想上的先行者。《論衡·謝短篇》:
夫儒生之業(yè),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于五經,可也。五經之后,秦漢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于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于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
王充責難儒生只懂五經而不了解古今歷史,這當然是對史學的強調。不過,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敘述方式,他把歷史分為"五經之前"與"五經之后",言外之意,"五經"只是這之間的一段歷史的記載而已,儒生所了解的歷史僅至于此。這實際上已是視經為史了。所以,他又說:"儒者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使?jié)h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經亦史,史亦經,這種大膽的思想使我們在經學泛濫的時代看到了史學振興的可能。余英時先生稱王充為"晚漢思想界之陳涉",[5]其比喻極為恰當。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沒有得到積極回應,但是,從漢魏之際開始,可以明顯感到人們對歷史的興趣是越來越濃厚了。《三國志》卷41《張裔傳》稱蜀郡張裔"博涉《史》、《漢》",卷42《孟光傳》稱河南孟光"銳意三史",卷64《孫峻傳》注引《吳書》稱會稽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6]吳末,右國史華覈上疏道:"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7]《世說新語·言語篇》載,"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人們何以對史書如此感興趣？《三國志》卷54《呂蒙傳》注引《江表傳》:
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喽鄤?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tǒng)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
《三國志》卷59《孫登傳》:
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孫權要呂蒙等"涉獵見往?quot;,"急讀"史書、兵書,以為"大有所益",又讓孫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這些建議都與現(xiàn)實有關。當時的社會正處于劇烈變動之中,經學作為意識形態(tài),因其繁瑣、迷信、荒誕已經喪失生命力。孫權說"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正反映了經學的無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時候,從歷史中,尤其是從近代歷史中總結得失成敗的經驗教訓就成了當務之急。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8]這也是在總結近代歷史的經驗教訓。《隋書·經籍志》載,諸葛亮著有《論前漢事》一卷,大約都是此類內容。
關于史學與經學此消彼長的關系,我們還可以從西漢的歷史中得到應證。西漢之初,面對秦的驟亡,人們也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陸賈著《楚漢春秋》,賈誼寫《過秦論》,以后又有司馬遷的《史記》,但是并沒有因此出現(xiàn)一個史學的,原因在于經學興起了。在漢儒眼中,經學是無所不能的,對于歷史的演進,經學已經給出了答案,對于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問題,漢儒也每每以經義斷事,趙翼說:"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9]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沒有史學的地位?！稘h書·藝文志》將《史記》等史書附于《春秋》經下,在今人看來是貶低了史學,如果就當時而論,倒不如說是抬高了史學。比較兩漢,經史關系一目了然,經學盛則史學衰,經學衰則史學盛,經與史之演變軌跡大致如此。
魏晉以后史學脫離了經學而獨立,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不過,我們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這就是,經學對史學也還有很大的影響。這首先表現(xiàn)在史書語言的使用上?！度龂尽肪?《武帝紀》載曹操語曰:
夫劉備,人杰也,今不擊,必為后患。
注引孫盛《魏氏春秋》云:
劉備,人杰也,將生憂寡人。
裴松之就孫盛改易文字評論道:
凡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當時采用類似的文字處理方式者不止孫盛一人。劉知幾在《史通·模擬篇》中列舉了這方面的大量例證。比如:"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仿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時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劉知幾對貌同心異的模擬極為反感,但對得其神似的模擬卻也不反對:"如《左傳》上言羋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后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除去對經傳的模擬外,篇中還舉出了對《史》、《漢》的模擬,如令狐德棻《周書》模擬《漢書》。最后,劉知幾概括說:"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呀?喜學五經。"他的概括是不準確的,對三史的模擬文中只舉出了《周書》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與"自魏已前"之說自相矛盾;歷史著作對經傳的模擬也不是"從晉已降"才出現(xiàn)的。這個問題,我們在后面還要討論。
經學對史學的影響除語言之外,還表現(xiàn)在史書的名稱與體裁上。這一時期,史書書名常常模仿經書,如袁曄著《獻帝春秋》,孔衍著《魏尚書》、《漢魏春秋》,孫盛著《魏氏春秋》,習鑿齒著《漢晉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吳均著《齊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書》外,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書均屬編年體,顯然是對《春秋》經的模仿,至于《魏尚書》,大約是對《尚書》的模仿,模仿《春秋》遠多于模仿《尚書》,這或許是因為《春秋》原本就是史書,而《尚書》為古代文獻匯編,體裁不適宜模仿。除以春秋為名者外,如上引劉知幾所提到的干寶《晉紀》、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屬編年體。語言模擬現(xiàn)象基本上都是出自這些編年體史書。史學著作在語言、體裁、名稱上都模擬經書,經學對史學的影響不可謂不深。
對于這一時期《春秋》體史書的大量出現(xiàn),《隋書·經籍志》解釋道: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于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fā)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
按此,模擬《春秋左傳》的編年體史書起自漢末的荀悅,不過,《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較強調西晉竹書出土以后所帶來的影響。這與劉知幾所說史書在文字上"從晉已降,喜學五經"不謀而合。經學在漢代盛于晉代,何以模擬之作從晉代始？這是須要加以解釋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體裁,而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模擬,則模擬還可以推得更早?！独m(xù)漢書·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案:胡廣注隆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chuàng),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幾閣,無記錄者,久令二代之業(yè),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子平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為宗正、衛(wèi)尉,平子為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漸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fā)明,足以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為作詁解,各隨其下,綴續(xù)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闕旨,廣前后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10]
胡廣曾作《漢官解詁》,此段議論,是就此作的說明。文中提到"劉千秋",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惠棟說:"劉千秋即劉珍也?！段脑穫鳌吩普渥智飳O,疑《傳》誤?！渑c子平(即張衡)皆南陽人,故云邑子。"檢索《文苑傳》所載劉珍事跡,知惠棟說不誤。胡廣此段敘述十分重要,它說明有意模擬《周禮》撰述漢制已在東漢人的自覺意識之中。由此可以推論,東漢出現(xiàn)的《漢官》、《漢官儀》一類書名正是由模擬《周官》而來。這與前述晉代眾多的模擬《春秋》之作并無區(qū)別。因此,應該說,模擬是從東漢開始的。
此外,在史書的注釋與傳授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模擬的痕跡。自東漢后期開始,對史書的注釋漸多,如延篤有《史記音義》,胡廣有《漢書解詁》,蔡邕有《漢書音義》,服虔有《漢書音訓》,應劭有《漢書集解音義》。周一良先生說:"這些音義注解,大約與漢儒解經相同,多重在訓詁名物方面。"[11]應該說,這也是一種模擬,是注釋方法上的模擬。前引《孫登傳》中稱張昭讀《漢書》"有師法",《隋書·經籍志》稱:"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并有解釋。"我們知道,漢儒讀經最重師法相傳,而讀史居然也要有師法,這又是在傳授方法上對經學的模擬。
由此可知,模擬之風并非始自晉代,從東漢起,在史書的名稱、體例、注釋、傳授諸方面均已有模擬出現(xiàn),在這個階段,因為還沒有形成著史的風氣,所以西晉以后的那種在語言、體裁、書名上全面模擬經傳的眾多史書自然難以見到。
東漢以來,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仔細分析這一時期的經史關系,可以看到,對史學的影響似乎更多地來自于古文經學。我們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經,因此,嚴格地說,《漢官解詁》、《漢紀》一類書只是對古文經的模擬。史書的音義注解,其實也只是對古文經的模擬,因為今文家只講微言大義,并不重訓詁名物,重視訓詁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點。注釋《史》、《漢》的學者如服虔、延篤等,本人都是古文學家,他們以注釋經書的方法來注釋史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關于史學與古文經學的關系,我們還可以通過分析《東觀漢記》的作者來進一步探討?！稏|觀漢記》的修撰是從東漢明帝時開始的,一直持續(xù)到獻帝時,參與者較多?！端膸焯嵋分饕鶕?jù)劉知幾《史通》并參諸《后漢書》,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陳宗、尹敏、孟異、劉珍、李尤、劉騊馬余、伏無忌、黃景、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延篤、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韓說、劉洪。這個名單并不完備。余嘉錫廣為搜求,又補充劉復、賈逵、馬嚴、杜撫、劉毅、王逸、鄧嗣、張華數(shù)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經學家的人相當多?！逗鬂h書》卷64《盧植傳》載植上書稱:
臣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盼目贫?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后來,以廣圣意。
《后漢書》卷24《馬援傳附馬嚴傳》:
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群言。
注引《東觀記》曰:
從司徒祭酒陳元受《春秋左氏》。
《后漢書》卷79上《尹敏傳》:
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后受《古文》,兼善《毛詩》、《谷梁》、《左氏春秋》。
《后漢書》卷64《延篤傳》:
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又從馬融受業(yè),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
以上諸人都是古文學家。還有一些人,史傳中未明言所屬經學派別,但是可以從旁考證。如馬日磾,《三國志》卷6《袁術傳》注引《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yè),以才學進。"按馬融為古文大家,日磾傳融業(yè),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實際上也應是古文家。從《月令問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經學傾向: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假無《周官》、《左氏傳》,《月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并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对铝睢芳鬃?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六種別有騶,故知六騶?！蹲笫蟼鳌?''''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隋書·經籍志》載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嚴可均《全后漢文》卷80以為《月令問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確實屬古文家。
東觀作者中,可以明確為今文家的只有杜撫、伏無忌、楊彪、。杜撫,"受業(yè)于薛漢,定《韓詩章句》"。[13]楊彪系楊震之后,"少傳家學。"[14]楊氏家族世世傳習歐陽《尚書》。伏無忌為伏湛之后,"亦傳家學"[15]伏氏所傳為韓《詩》。杜、楊、伏三家所傳均屬今文經。雖然如此,我們認為這些今文學家及其他學術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經學。《通典》卷26職官8:
漢之蘭臺及后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后于蘭臺置令史十八人,又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秘書,或撰述傳記。
東漢皇家圖書,章、和以前在蘭臺,章、和以后移至南宮東觀。按杜佑所說,蘭臺令史及以他官入東觀者除撰述傳記外,還有典校書籍的任務。考諸史傳,知杜佑此說不誤。如賈逵:"拜為郎,與班固并校秘書,應對左右。"班固:"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撰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劉珍:"永初中,為謁者仆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馬余、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陶馬余作建武已來名臣傳。"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崔寔:"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瓘团c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盧植:"復征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xù)《漢記》。"[16]按校書,即是所謂"整齊脫誤,是正文字"?！锻ǖ洹肪?2職官4引《漢官儀》稱:"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蘭臺令史必須通小學,這是因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務。圖書移至東觀后,這種要求應?靡廊淮嬖?。《说文解讕序詤Q沓逕涎?"慎前以詔書校東觀"。許慎也曾入東觀校書,這應該是因為他精通小學的緣故。蘭臺、東觀校書者通小學,這為我們探尋其經學背景提供了路徑。王國維曾發(fā)現(xiàn),兩漢小學與古文經學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他說:"觀兩漢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蓋可識矣。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學家多出其中。"[17]按此,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而于蘭臺、東觀校書者又必須通小學,是知兼校書、撰史于一任的東觀諸文士必定通曉古文經學。
東觀作者還有一個特點,即不少人好為文章。如班固"能屬文誦詩賦",劉珍"著誄、頌、連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劉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邊韶"以文章知名……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quot;劉復"好學,能文章。"延篤"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蔡邕所著詩賦等"凡百四篇"[18]據(jù)《隋書·經籍志》載,東觀學者中,班固、賈逵、劉騊駼、劉珍、李尤、王逸、邊韶、延篤、崔寔、盧植、蔡邕等皆有文集傳世。文章與小學一樣,也與古文經學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如桓譚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學"。[19]何休《春秋公羊傳》序為此提供了最確切的證據(jù):
傳《春秋》者非一,本據(jù)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何休為今文學家,他將"治古學"與"貴文章"者視為一體。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東觀學者應屬古文學家。
東觀撰史者通小學、能文章,這都是與古文經學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反之東漢一流的今文學家如范升、桓榮、歐陽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備這些學術特徵。由此可知,史學確實是與古文經學聯(lián)系在一起的。
古文經學與史學能夠聯(lián)系起來,是由其本身的特點決定的。古文經學反對微言大義,強調對事實的考訂、補充,這與史學本來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說,古文家對古文經的研究本來就是一種初步的歷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經學只研究經書所限定的時代范圍內的歷史,而史學的研究則要延伸到當代。由考訂古代歷史到撰寫當代歷史,其間只差一步,我們看到,東觀作者終于邁出了這合乎邏輯的一步。
在描述經史分離的進程時,前文曾著意指出,經學的衰落是史學興起的原因。至此,我們可以更準確地說,所謂經學的衰落,主要是指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今文經學而言,就古文經學而言,東漢時期,它不僅沒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經學的繁榮才為史學的發(fā)展打下了基礎。因此,就經史關系而論,今文經學的衰落與古文經學的發(fā)達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構成史學發(fā)展的前提。
前文還曾指出,"經史"一詞的出現(xiàn)意味著經史的分離,至此,還要補充的是,"經史"一詞的出現(xiàn)也同樣意味著經史仍有密切的關系,史學對經學、尤其是對古文經學的模擬正可說明此點。
總之,史學雖然從經學中獨立了出來,但這一轉變過程不可能脫離原有的學術基礎,這個基礎就是經學。史學對經學的模擬,正是史學剛剛脫離經學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悅在《漢紀》卷1《高祖紀》中說:"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他所說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馬遷以來,著史者往往還另有目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自己寫《史記》是"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這一點在魏晉以后得到了繼承。《晉書》卷82《王隱傳》:
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于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憂哉！"
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強調著史以求"沒而不朽"。在王隱看來,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這種認識并不僅僅是王隱個人的看法。陸機撰《吳書》,陸云致陸機信中稱之為"大業(yè)"、"此真不朽事"。[21]一直到南朝,還可以找到類似的說法。《南史》卷33《徐廣傳》:
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shù)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后。宜以為惠。"紹不與。
"流聲于后"與"沒而不朽"為同義語。追根尋源,此說實來自曹丕。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曹丕極重文章,但這里所謂"文章"卻并不能僅僅理解為文學作品。劉邵在《人物志·流業(yè)篇》中說:
蓋人流之業(yè)十有二焉:有清節(jié)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釋是:"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在文末總結處他又扼要地說:"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劉邵只把"文章"與"國史"相聯(lián)系,似乎過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東觀撰史者多擅長文章已經暗示出了二者的聯(lián)系。劉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龍》中將文體分為"明詩"、"樂府"、"詮賦"等二十類,其中第十一類即是"史傳"可見,在當時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寫歷史著作當然也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在這樣的認識下,魏晉以后,文學家著史蔚然成風。如西晉陸機著《晉紀》,東晉袁宏著《后漢紀》、南朝范曄著《后漢書》,謝靈運著《晉書》,沈約著《晉書》、《宋書》,蕭子顯著《晉史草》、《南齊書》等都是如此?！端鍟そ浖尽氛f當時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數(shù)十家"。文士紛紛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導致史書數(shù)量大增。北朝人對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說:
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22]
北朝文史均不發(fā)達,李彪因為不明白"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是與著史以求不朽的風氣有關,所以將其簡單地歸結為"史官之不遇"。
將史納入文的范疇及由此產生的文人著史的風氣給史學著作以很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說:
書之為難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23]
周一良先生對此評論說:"五條之中,三條都是關于文字表達方面。據(jù)本傳,袁山松博學有文章,善音樂,是一個才士。他的修史標準特別著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三國志》卷53《薛綜傳附薛瑩傳》載華覈上疏推薦薛瑩任史職:
……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
薛瑩"文章尤妙",有"記述之才",所以應該擔當史職。這與劉邵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范曄自稱所作《后漢書》"《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25]劉知幾對這種文風深表不滿:《史通·敘事篇》:
自茲(班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云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于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yōu)。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龜茲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于鶩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间┓稌?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后來所作,他皆若斯。如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
文學對史學的影響如此之大,這使得脫離了經學的史學并未獲得完全的獨立,史學若要進一步發(fā)展,還必須劃清與文學的界限。
關于文風改變的時間,劉知幾在以上三段中,時而泛泛說在班馬以后,時而又強調"三史而往"與"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確提出始自范曄。按此,文對于史的影響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從范曄生活的南朝開始,文與史開始了分離的過程。以下由"文史"一詞的使用開始討論。《宋書》卷58《王惠傳》:
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fā)。
《南齊書》卷33《王僧虔傳》: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書》卷25《周捨傳》載普通六年詔書稱:
周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
《陳書》卷34《岑之敬傳》:
之敬始以經業(yè)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
《魏書》卷45《韋閬傳》:
長子榮緒,字子光,頗涉文史。
《顏氏家訓·涉務篇》:
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說,西漢就有,司馬遷說"文史星歷,近乎卜巫之間",[26]東方朔說"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27]其含義是指文書記事而言,與文學、史學無涉。唐修《晉書》中也有文史一說。《晉書》卷62《祖逖傳附祖納傳》:
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
同書卷69《劉隗傳》:
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書卷90《吳隱之傳》:
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晉代已有文學、史學意義上的"文史"之說。這些記載可能不準確?！妒勒f新語·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
"祖納……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覽》卷249引虞預《晉書》:
"劉隗……學涉有具,為秘書郎。"
《藝文類聚》卷50引王隱《晉書》中有吳隱之任廣州刺史事跡,未涉學業(yè)如何。王隱、虞預為晉人,在他們的描述中未見文史一詞。唐修《晉書》是以南朝臧榮緒《晉書》為藍本,《文選》卷4《三都賦序一首》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唐修《晉書》所謂"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來。
不管怎樣,文史一詞被頻繁使用是從南北朝開始的,這與晉代使用的經史一詞相似,也具有雙重含義,既意味著文與史的分離,也意味著文與史還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不過,從發(fā)展趨勢來看,分離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節(jié)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與史如同經與史一樣是各自分開的。蕭統(tǒng)《文選》中收有"史論"若干篇,他在序中論及選文標準說:
至于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文與史的區(qū)別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書中的贊、論等入選只是因為有文采而已。《顏氏家訓·省事篇》:
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于集錄……
這與前引劉邵《人物志》中把"文章"與史混同的觀點已迥然不同,史與"文章"終于區(qū)分開來。到唐代,文與史的分離進一步完成,劉知幾對"文非文,史非史"的責難、唐修《晉書》卷82史學家集傳的出現(xiàn)、《隋書·經籍志》中史部的明確提出都可證明此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會有專門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問世。至此,自晉代開始的史學獨立進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說來,晉代的經史之學與南朝的文史之學可以視之為前后相承的兩個階段。史學歷經兩個階段而走向獨立,這是史學發(fā)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對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計過高。幾百年間學術思潮的演變對史學的發(fā)展也有諸多制約,晉代的玄學、南朝的文學對史學的沖擊是不能低估的?！稌x書》卷50《庾峻傳》:
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同書卷82《庾預傳》:
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發(fā),所以胡虜遍于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余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于世。
據(jù)此可知,經史之學與玄學在西晉是處在對立位置上的,這一點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長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晉時期,玄學等新學風是從河南地區(qū)興起的。[28]與之相反,這一時期的史學家卻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魚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紀》的皇甫謐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譙周、著《三國志》的陳壽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漢書》的謝承、著《后漢記》的薛瑩、著《晉書》的陸機都是吳人,著《后漢書》的華嶠是平原人,著《續(xù)漢書》的司馬彪是河內人,著《魏書》的王沈是太原人。經史之學在文化最發(fā)達的河南地區(qū)不受重視,這對史學的發(fā)展自然是不利的。
東晉以后,學術發(fā)生了變化?！稌x書》卷82《孫盛傳》:
孫盛……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shù)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醫(yī)卜及《易象妙于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稌x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
孫盛為一流玄學名士,同時又模擬經傳著史。與之類似的還有袁宏?！妒勒f新語·輕詆篇》: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而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
袁虎即袁宏,余嘉錫先生《世說新語箋疏》評論道:"然則宏亦祖尚玄虛,服膺夷甫者。"袁宏一方面著《后漢紀》,以為"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29]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虛。孫盛、袁宏的事例表明東晉儒與玄逐漸合流,這使得玄學對經史之學的威脅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發(fā)展的文流又對史學構成了新的威脅。當時文史之學轉盛,但文史兩方面并非勢均力敵,實際重點在文而不在史?！读簳肪?4《江淹任昉傳》末載陳吏部尚書姚察曰:
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
所謂"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參考下文所說"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可知實質僅是指文學而言,在南朝,史學是不受重視的,"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30]以檢驗其能力,而到宋初則是:"諸佐郎并名家年少"[31]顏之推說:"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32]史官任用不重學術而只重門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學的地位。《通典》卷16選舉4引裴子野論曰:
……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繍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文破典,斐爾為曹,無被于管弦,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云,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
留戀經史之學的裴子野對南朝文學的迅猛發(fā)展持消極態(tài)度,而文學之士對他也頗有微辭。蕭綱評價裴子野稱:"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33]沈約初撰《宋書》,論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時竟說"松之已后無聞焉。"[34]裴子野逆風而行,固守傳統(tǒng),"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35]但他終究無力改變潮流的發(fā)展方向?！段男牡颀垺ねㄗ兤氛f:"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劉知幾說"從晉以降,喜學五經",實際上,南朝喜學五經者如裴子野輩畢竟只是少數(shù)。
重文輕史的現(xiàn)實,在文史分離的進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離與經史分離不同,在經史分離中,史學是主動的,它是伴隨著今文經學的衰落而走向獨立。在文史分離中,文學正處于高漲階段,史學處于被動的地位,當時并不是由于對史學的本質有了更多的認識而將文史分開,實際的情況是,人們因為越來越認識到文學的特性,所以才逐漸把史學從文學中排斥出去。換言之,是文學的進一步獨立迫使史學不得不隨之獨立。如果說,魏晉以來對文章的重視客觀上促進了史學的繁榮,那么,南朝文學的深入發(fā)展以及由此而來的重文輕史的風氣則顯然對史學不利。
蕭子顯在《南齊書》卷39傳末說:
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于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yè),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為教衰矣。
此處所論,意在說明經學的衰落原因,但是據(jù)此討論史學也未嘗不可。"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yè)",準確地概括了學術思潮的演變,在這之中沒有史學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學盡管獲得了獨立,也有了較大的發(fā)展,但畢竟不可能達到兩晉之玄學、南朝之文學所達到的高度,這就是本文對這一時期史學的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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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發(fā)展的特點》,載《魏晉南北朝論集續(xù)編》。
[2]《廣弘明集》卷三阮孝緒《七錄序》
[3]分見《晉書》各本傳。
[4]《太平御覽》卷463引范曄《后漢書》載,孔融十二歲時與李膺"談論百家經史,應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曄《后漢書》無此句。
[5]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
[6]"三史",即指《史記》、《漢書》、《東觀漢紀》。參閱程千帆《史通箋記》補注篇
[7]《三國志》卷53《薛綜傳》
[8]《三國志》卷35《諸葛亮傳》
[9]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漢時以經義斷事"條。
[10]文中"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學"、"為"二字倒置。聯(lián)系上文,此句應為:"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為《小學漢官篇》"?！端鍟そ浖尽份d:"《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書名與《續(xù)漢書》所載不同,或許是胡廣作注后為之改名？
[11]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xù)編》
[12]余嘉錫《四庫提要辨正》卷5《別史類》
[13]《后漢書》卷79下《杜撫傳》
[14]《后漢書》卷54《楊彪傳附傳》
[15]《后漢書》卷26《伏湛傳附傳》
[16]分見《后漢書》各本傳
[17]《觀堂集林》卷7《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
[18]分見《后漢書》各本傳[19]《后漢書》卷28上《桓譚傳》
[20]《漢書》卷62《司馬遷傳》[21]《陸士龍文集》卷8
[22]《魏書》卷62《李彪傳》。[23]《史通·模擬篇》
[24]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xù)編》
[25]《宋書》卷69《范曄傳》
[26]《漢書》卷62《司馬遷傳》
[27]《漢書》卷65《東方朔傳》
[28]參唐長孺《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29]《后漢紀》序
[30]《宋書》卷40《百官志》下
[31]《宋書》卷64《何承天傳》
[32]《顏氏家訓·勉學篇》
[33]《梁書》卷49《庾肩吾傳》
【關鍵詞】經史、文史、史學、魏晉南北朝
較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長足的發(fā)展,不論是史學著作的種類還是數(shù)量都大大增加了?！端鍟そ浖尽肥凡克惺窌灿嬍?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其中,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shù)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幾乎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1]史學的發(fā)展不是孤立的,它與同一時期的經學、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以下將圍繞著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這兩條線索展開討論,以期把握史學發(fā)展的脈絡。
（一）
這一時期史學發(fā)展的最大特點莫過于史學學科的獨立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據(jù)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于《春秋》經之下,史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fā)生了變化,西晉荀勗作《中經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于乙部?！端鍟そ浖尽凡挥靡也恐f而謂之史部,實質并無變化。
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沒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緒編制《七錄》,其一為經典錄,其二為記傳錄。他解釋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蘩蕪"。[2]阮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漢末至梁代,史籍數(shù)量確實大增,別開一類,勢在必行。但是在西晉,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還不能這樣解釋。
考諸史實,經與史的區(qū)分在目錄分類以外也有反映。《三國志》卷42《尹默傳》：
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于《左氏春秋》。
據(jù)陳壽所說,漢末荊州的學校不僅教授經學,而且也教授史學。對此,我們找不到旁證,姑置不論。但"通諸經史"一語,至少表明在陳壽生活的西晉時期,人們心目中經與史是明明有別的?！段倪x》卷49干寶《晉紀》總論李善注引王隱《晉書》稱:"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王隱是兩晉之際的人,他也用了"經史"一詞,可見陳壽用語不是出自個人的習慣。"經史"在唐修《晉書》中是經?？梢砸姷降?如盧欽"篤志經史",邵續(xù)"博覽經史",王珣"經史明徹"等等。[3]參諸上述晉人用語,這些記載應該是可信的。經史雙修實際上漢代就有,《后漢書》卷64《盧植傳》載,盧植少從大儒馬融受古文經學,后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xù)《漢記》。"我們自然可以說他是"通諸經史",可是當時人并不這樣說。有經史之實而無經史之名,這說明在東漢人的觀念中經與史的區(qū)別尚不明確。[4]西晉人開始頻頻使用"經史"一詞,意味著經與史發(fā)生了分離。
西晉以后,經與史的區(qū)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確體現(xiàn)。《晉書》卷88《劉殷傳》: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弱冠,博通經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yè)俱興?！稌x書》卷105《石勒載記》下:
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并領經學祭酒,參軍續(xù)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
《宋書》卷93《雷次宗傳》: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師,開館于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并以儒學,監(jiān)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
不論是在官學中或是在私學中,史學都是一個獨立的門類,由此可見,自晉以后人們對經學與史學的區(qū)別是有清楚認識的。荀勗、李充在書籍目錄上把史書從經書中分離出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fā)生的。阮孝緒生活在梁代,他沒有考慮目錄以外的上述歷史變化,而僅僅從史書數(shù)量的增加來解釋目錄分類的改變,似乎還是未達一間。
"經史"一詞的出現(xiàn)、目錄分類的變化、教育中史學科目與經學科目的分別設置都反映了一個共同的事實,那就是,史學確實獨立了。史學擺脫經學而獨立表明人們對經、史的認識有了變化。在這方面,東漢的王充可謂思想上的先行者?！墩摵狻ぶx短篇》:
夫儒生之業(yè),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于五經,可也。五經之后,秦漢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于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于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
王充責難儒生只懂五經而不了解古今歷史,這當然是對史學的強調。不過,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敘述方式,他把歷史分為"五經之前"與"五經之后",言外之意,"五經"只是這之間的一段歷史的記載而已,儒生所了解的歷史僅至于此。這實際上已是視經為史了。所以,他又說:"儒者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使?jié)h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經亦史,史亦經,這種大膽的思想使我們在經學泛濫的時代看到了史學振興的可能。余英時先生稱王充為"晚漢思想界之陳涉",[5]其比喻極為恰當。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沒有得到積極回應,但是,從漢魏之際開始,可以明顯感到人們對歷史的興趣是越來越濃厚了。《三國志》卷41《張裔傳》稱蜀郡張裔"博涉《史》、《漢》",卷42《孟光傳》稱河南孟光"銳意三史",卷64《孫峻傳》注引《吳書》稱會稽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6]吳末,右國史華覈上疏道:"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7]《世說新語·言語篇》載,"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人們何以對史書如此感興趣？《三國志》卷54《呂蒙傳》注引《江表傳》:
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tǒng)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
《三國志》卷59《孫登傳》:
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孫權要呂蒙等"涉獵見往?quot;,"急讀"史書、兵書,以為"大有所益",又讓孫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這些建議都與現(xiàn)實有關。當時的社會正處于劇烈變動之中,經學作為意識形態(tài),因其繁瑣、迷信、荒誕已經喪失生命力。孫權說"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正反映了經學的無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時候,從歷史中,尤其是從近代歷史中總結得失成敗的經驗教訓就成了當務之急。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8]這也是在總結近代歷史的經驗教訓。《隋書·經籍志》載,諸葛亮著有《論前漢事》一卷,大約都是此類內容。
關于史學與經學此消彼長的關系,我們還可以從西漢的歷史中得到應證。西漢之初,面對秦的驟亡,人們也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陸賈著《楚漢春秋》,賈誼寫《過秦論》,以后又有司馬遷的《史記》,但是并沒有因此出現(xiàn)一個史學的,原因在于經學興起了。在漢儒眼中,經學是無所不能的,對于歷史的演進,經學已經給出了答案,對于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問題,漢儒也每每以經義斷事,趙翼說:"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9]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沒有史學的地位?！稘h書·藝文志》將《史記》等史書附于《春秋》經下,在今人看來是貶低了史學,如果就當時而論,倒不如說是抬高了史學。比較兩漢,經史關系一目了然,經學盛則史學衰,經學衰則史學盛,經與史之演變軌跡大致如此。
魏晉以后史學脫離了經學而獨立,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不過,我們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這就是,經學對史學也還有很大的影響。這首先表現(xiàn)在史書語言的使用上?！度龂尽肪?《武帝紀》載曹操語曰:
夫劉備,人杰也,今不擊,必為后患。
注引孫盛《魏氏春秋》云:
劉備,人杰也,將生憂寡人。
裴松之就孫盛改易文字評論道:
凡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當時采用類似的文字處理方式者不止孫盛一人。劉知幾在《史通·模擬篇》中列舉了這方面的大量例證。比如:"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仿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時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劉知幾對貌同心異的模擬極為反感,但對得其神似的模擬卻也不反對:"如《左傳》上言羋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后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除去對經傳的模擬外,篇中還舉出了對《史》、《漢》的模擬,如令狐德棻《周書》模擬《漢書》。最后,劉知幾概括說:"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他的概括是不準確的,對三史的模擬文中只舉出了《周書》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與"自魏已前"之說自相矛盾;歷史著作對經傳的模擬也不是"從晉已降"才出現(xiàn)的。這個問題,我們在后面還要討論。
經學對史學的影響除語言之外,還表現(xiàn)在史書的名稱與體裁上。這一時期,史書書名常常模仿經書,如袁曄著《獻帝春秋》,孔衍著《魏尚書》、《漢魏春秋》,孫盛著《魏氏春秋》,習鑿齒著《漢晉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吳均著《齊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書》外,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書均屬編年體,顯然是對《春秋》經的模仿,至于《魏尚書》,大約是對《尚書》的模仿,模仿《春秋》遠多于模仿《尚書》,這或許是因為《春秋》原本就是史書,而《尚書》為古代文獻匯編,體裁不適宜模仿。除以春秋為名者外,如上引劉知幾所提到的干寶《晉紀》、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屬編年體。語言模擬現(xiàn)象基本上都是出自這些編年體史書。史學著作在語言、體裁、名稱上都模擬經書,經學對史學的影響不可謂不深。
對于這一時期《春秋》體史書的大量出現(xiàn),《隋書·經籍志》解釋道: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于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fā)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
按此,模擬《春秋左傳》的編年體史書起自漢末的荀悅,不過,《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較強調西晉竹書出土以后所帶來的影響。這與劉知幾所說史書在文字上"從晉已降,喜學五經"不謀而合。經學在漢代盛于晉代,何以模擬之作從晉代始？這是須要加以解釋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體裁,而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模擬,則模擬還可以推得更早?！独m(xù)漢書·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案:胡廣注隆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chuàng),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幾閣,無記錄者,久令二代之業(yè),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子平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為宗正、衛(wèi)尉,平子為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漸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fā)明,足以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為作詁解,各隨其下,綴續(xù)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闕旨,廣前后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10]
胡廣曾作《漢官解詁》,此段議論,是就此作的說明。文中提到"劉千秋",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惠棟說:"劉千秋即劉珍也?！段脑穫鳌吩普渥智飳O,疑《傳》誤?！渑c子平(即張衡)皆南陽人,故云邑子。"檢索《文苑傳》所載劉珍事跡,知惠棟說不誤。胡廣此段敘述十分重要,它說明有意模擬《周禮》撰述漢制已在東漢人的自覺意識之中。由此可以推論,東漢出現(xiàn)的《漢官》、《漢官儀》一類書名正是由模擬《周官》而來。這與前述晉代眾多的模擬《春秋》之作并無區(qū)別。因此,應該說,模擬是從東漢開始的。
此外,在史書的注釋與傳授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模擬的痕跡。自東漢后期開始,對史書的注釋漸多,如延篤有《史記音義》,胡廣有《漢書解詁》,蔡邕有《漢書音義》,服虔有《漢書音訓》,應劭有《漢書集解音義》。周一良先生說:"這些音義注解,大約與漢儒解經相同,多重在訓詁名物方面。"[11]應該說,這也是一種模擬,是注釋方法上的模擬。前引《孫登傳》中稱張昭讀《漢書》"有師法",《隋書·經籍志》稱:"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并有解釋。"我們知道,漢儒讀經最重師法相傳,而讀史居然也要有師法,這又是在傳授方法上對經學的模擬。
由此可知,模擬之風并非始自晉代,從東漢起,在史書的名稱、體例、注釋、傳授諸方面均已有模擬出現(xiàn),在這個階段,因為還沒有形成著史的風氣,所以西晉以后的那種在語言、體裁、書名上全面模擬經傳的眾多史書自然難以見到。
東漢以來,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仔細分析這一時期的經史關系,可以看到,對史學的影響似乎更多地來自于古文經學。我們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經,因此,嚴格地說,《漢官解詁》、《漢紀》一類書只是對古文經的模擬。史書的音義注解,其實也只是對古文經的模擬,因為今文家只講微言大義,并不重訓詁名物,重視訓詁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點。注釋《史》、《漢》的學者如服虔、延篤等,本人都是古文學家,他們以注釋經書的方法來注釋史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關于史學與古文經學的關系,我們還可以通過分析《東觀漢記》的作者來進一步探討。《東觀漢記》的修撰是從東漢明帝時開始的,一直持續(xù)到獻帝時,參與者較多?！端膸焯嵋分饕鶕?jù)劉知幾《史通》并參諸《后漢書》,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陳宗、尹敏、孟異、劉珍、李尤、劉騊馬余、伏無忌、黃景、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延篤、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韓說、劉洪。這個名單并不完備。余嘉錫廣為搜求,又補充劉復、賈逵、馬嚴、杜撫、劉毅、王逸、鄧嗣、張華數(shù)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經學家的人相當多?！逗鬂h書》卷64《盧植傳》載植上書稱:
臣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盼目贫?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后來,以廣圣意。
《后漢書》卷24《馬援傳附馬嚴傳》:
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群言。
注引《東觀記》曰:
從司徒祭酒陳元受《春秋左氏》。
《后漢書》卷79上《尹敏傳》:
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后受《古文》,兼善《毛詩》、《谷梁》、《左氏春秋》。
《后漢書》卷64《延篤傳》:
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又從馬融受業(yè),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
以上諸人都是古文學家。還有一些人,史傳中未明言所屬經學派別,但是可以從旁考證。如馬日磾,《三國志》卷6《袁術傳》注引《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yè),以才學進。"按馬融為古文大家,日磾傳融業(yè),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實際上也應是古文家。從《月令問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經學傾向: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假無《周官》、《左氏傳》,《月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对铝睢放c《周官》并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对铝睢芳鬃?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于《周官》?！吨芄佟诽熳玉R六種。六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隋書·經籍志》載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嚴可均《全后漢文》卷80以為《月令問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確實屬古文家。
東觀作者中,可以明確為今文家的只有杜撫、伏無忌、楊彪、。杜撫,"受業(yè)于薛漢,定《韓詩章句》"。[13]楊彪系楊震之后,"少傳家學。"[14]楊氏家族世世傳習歐陽《尚書》。伏無忌為伏湛之后,"亦傳家學"[15]伏氏所傳為韓《詩》。杜、楊、伏三家所傳均屬今文經。雖然如此,我們認為這些今文學家及其他學術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經學?！锻ǖ洹肪?6職官8:
漢之蘭臺及后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后于蘭臺置令史十八人,又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秘書,或撰述傳記。
東漢皇家圖書,章、和以前在蘭臺,章、和以后移至南宮東觀。按杜佑所說,蘭臺令史及以他官入東觀者除撰述傳記外,還有典校書籍的任務。考諸史傳,知杜佑此說不誤。如賈逵:"拜為郎,與班固并校秘書,應對左右。"班固:"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撰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劉珍:"永初中,為謁者仆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馬余、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陶馬余作建武已來名臣傳。"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崔寔:"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瓘团c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盧植:"復征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xù)《漢記》。"[16]按校書,即是所謂"整齊脫誤,是正文字"?！锻ǖ洹肪?2職官4引《漢官儀》稱:"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蘭臺令史必須通小學,這是因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務。圖書移至東觀后,這種要求應該依然存在?！墩f文解字》序載許沖上言:"慎前以詔書校東觀"。許慎也曾入東觀校書,這應該是因為他精通小學的緣故。蘭臺、東觀校書者通小學,這為我們探尋其經學背景提供了路徑。王國維曾發(fā)現(xiàn),兩漢小學與古文經學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他說:"觀兩漢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蓋可識矣。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學家多出其中。"[17]按此,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而于蘭臺、東觀校書者又必須通小學,是知兼校書、撰史于一任的東觀諸文士必定通曉古文經學。
東觀作者還有一個特點,即不少人好為文章。如班固"能屬文誦詩賦",劉珍"著誄、頌、連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劉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邊韶"以文章知名……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quot;劉復"好學,能文章。"延篤"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蔡邕所著詩賦等"凡百四篇"[18]據(jù)《隋書·經籍志》載,東觀學者中,班固、賈逵、劉騊駼、劉珍、李尤、王逸、邊韶、延篤、崔寔、盧植、蔡邕等皆有文集傳世。文章與小學一樣,也與古文經學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如桓譚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學"。[19]何休《春秋公羊傳》序為此提供了最確切的證據(jù):
傳《春秋》者非一,本據(jù)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何休為今文學家,他將"治古學"與"貴文章"者視為一體。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東觀學者應屬古文學家。
東觀撰史者通小學、能文章,這都是與古文經學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反之東漢一流的今文學家如范升、桓榮、歐陽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備這些學術特徵。由此可知,史學確實是與古文經學聯(lián)系在一起的。
古文經學與史學能夠聯(lián)系起來,是由其本身的特點決定的。古文經學反對微言大義,強調對事實的考訂、補充,這與史學本來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說,古文家對古文經的研究本來就是一種初步的歷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經學只研究經書所限定的時代范圍內的歷史,而史學的研究則要延伸到當代。由考訂古代歷史到撰寫當代歷史,其間只差一步,我們看到,東觀作者終于邁出了這合乎邏輯的一步。
在描述經史分離的進程時,前文曾著意指出,經學的衰落是史學興起的原因。至此,我們可以更準確地說,所謂經學的衰落,主要是指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今文經學而言,就古文經學而言,東漢時期,它不僅沒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經學的繁榮才為史學的發(fā)展打下了基礎。因此,就經史關系而論,今文經學的衰落與古文經學的發(fā)達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構成史學發(fā)展的前提。
前文還曾指出,"經史"一詞的出現(xiàn)意味著經史的分離,至此,還要補充的是,"經史"一詞的出現(xiàn)也同樣意味著經史仍有密切的關系,史學對經學、尤其是對古文經學的模擬正可說明此點。
總之,史學雖然從經學中獨立了出來,但這一轉變過程不可能脫離原有的學術基礎,這個基礎就是經學。史學對經學的模擬,正是史學剛剛脫離經學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悅在《漢紀》卷1《高祖紀》中說:"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他所說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馬遷以來,著史者往往還另有目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自己寫《史記》是"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這一點在魏晉以后得到了繼承?！稌x書》卷82《王隱傳》:
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于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憂哉！"
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強調著史以求"沒而不朽"。在王隱看來,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這種認識并不僅僅是王隱個人的看法。陸機撰《吳書》,陸云致陸機信中稱之為"大業(yè)"、"此真不朽事"。[21]一直到南朝,還可以找到類似的說法?！赌鲜贰肪?3《徐廣傳》:
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shù)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后。宜以為惠。"紹不與。
"流聲于后"與"沒而不朽"為同義語。追根尋源,此說實來自曹丕。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曹丕極重文章,但這里所謂"文章"卻并不能僅僅理解為文學作品。劉邵在《人物志·流業(yè)篇》中說:
蓋人流之業(yè)十有二焉:有清節(jié)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釋是:"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在文末總結處他又扼要地說:"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劉邵只把"文章"與"國史"相聯(lián)系,似乎過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東觀撰史者多擅長文章已經暗示出了二者的聯(lián)系。劉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龍》中將文體分為"明詩"、"樂府"、"詮賦"等二十類,其中第十一類即是"史傳"可見,在當時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寫歷史著作當然也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在這樣的認識下,魏晉以后,文學家著史蔚然成風。如西晉陸機著《晉紀》,東晉袁宏著《后漢紀》、南朝范曄著《后漢書》,謝靈運著《晉書》,沈約著《晉書》、《宋書》,蕭子顯著《晉史草》、《南齊書》等都是如此?！端鍟そ浖尽氛f當時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數(shù)十家"。文士紛紛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導致史書數(shù)量大增。北朝人對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說:
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22]
北朝文史均不發(fā)達,李彪因為不明白"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是與著史以求不朽的風氣有關,所以將其簡單地歸結為"史官之不遇"。
將史納入文的范疇及由此產生的文人著史的風氣給史學著作以很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說:
書之為難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23]
周一良先生對此評論說:"五條之中,三條都是關于文字表達方面。據(jù)本傳,袁山松博學有文章,善音樂,是一個才士。他的修史標準特別著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三國志》卷53《薛綜傳附薛瑩傳》載華覈上疏推薦薛瑩任史職:
……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
薛瑩"文章尤妙",有"記述之才",所以應該擔當史職。這與劉邵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范曄自稱所作《后漢書》"《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25]劉知幾對這種文風深表不滿:《史通·敘事篇》:
自茲(班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云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于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yōu)。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龜茲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于鶩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间┓稌?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后來所作,他皆若斯。如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
文學對史學的影響如此之大,這使得脫離了經學的史學并未獲得完全的獨立,史學若要進一步發(fā)展,還必須劃清與文學的界限。
關于文風改變的時間,劉知幾在以上三段中,時而泛泛說在班馬以后,時而又強調"三史而往"與"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確提出始自范曄。按此,文對于史的影響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從范曄生活的南朝開始,文與史開始了分離的過程。以下由"文史"一詞的使用開始討論。《宋書》卷58《王惠傳》:
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fā)。
《南齊書》卷33《王僧虔傳》: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書》卷25《周捨傳》載普通六年詔書稱:
周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
《陳書》卷34《岑之敬傳》:
之敬始以經業(yè)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
《魏書》卷45《韋閬傳》:
長子榮緒,字子光,頗涉文史。
《顏氏家訓·涉務篇》:
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說,西漢就有,司馬遷說"文史星歷,近乎卜巫之間",[26]東方朔說"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27]其含義是指文書記事而言,與文學、史學無涉。唐修《晉書》中也有文史一說?！稌x書》卷62《祖逖傳附祖納傳》:
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
同書卷69《劉隗傳》:
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書卷90《吳隱之傳》:
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晉代已有文學、史學意義上的"文史"之說。這些記載可能不準確。《世說新語·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
"祖納……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覽》卷249引虞預《晉書》:
"劉隗……學涉有具,為秘書郎。"
《藝文類聚》卷50引王隱《晉書》中有吳隱之任廣州刺史事跡,未涉學業(yè)如何。王隱、虞預為晉人,在他們的描述中未見文史一詞。唐修《晉書》是以南朝臧榮緒《晉書》為藍本,《文選》卷4《三都賦序一首》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唐修《晉書》所謂"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來。
不管怎樣,文史一詞被頻繁使用是從南北朝開始的,這與晉代使用的經史一詞相似,也具有雙重含義,既意味著文與史的分離,也意味著文與史還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不過,從發(fā)展趨勢來看,分離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節(jié)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與史如同經與史一樣是各自分開的。蕭統(tǒng)《文選》中收有"史論"若干篇,他在序中論及選文標準說:
至于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文與史的區(qū)別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書中的贊、論等入選只是因為有文采而已?！额伿霞矣枴な∈缕?
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于集錄……
這與前引劉邵《人物志》中把"文章"與史混同的觀點已迥然不同,史與"文章"終于區(qū)分開來。到唐代,文與史的分離進一步完成,劉知幾對"文非文,史非史"的責難、唐修《晉書》卷82史學家集傳的出現(xiàn)、《隋書·經籍志》中史部的明確提出都可證明此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會有專門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問世。至此,自晉代開始的史學獨立進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說來,晉代的經史之學與南朝的文史之學可以視之為前后相承的兩個階段。史學歷經兩個階段而走向獨立,這是史學發(fā)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對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計過高。幾百年間學術思潮的演變對史學的發(fā)展也有諸多制約,晉代的玄學、南朝的文學對史學的沖擊是不能低估的。《晉書》卷50《庾峻傳》:
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同書卷82《庾預傳》:
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發(fā),所以胡虜遍于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余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于世。
據(jù)此可知,經史之學與玄學在西晉是處在對立位置上的,這一點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長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晉時期,玄學等新學風是從河南地區(qū)興起的。[28]與之相反,這一時期的史學家卻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魚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紀》的皇甫謐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譙周、著《三國志》的陳壽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漢書》的謝承、著《后漢記》的薛瑩、著《晉書》的陸機都是吳人,著《后漢書》的華嶠是平原人,著《續(xù)漢書》的司馬彪是河內人,著《魏書》的王沈是太原人。經史之學在文化最發(fā)達的河南地區(qū)不受重視,這對史學的發(fā)展自然是不利的。
東晉以后,學術發(fā)生了變化?！稌x書》卷82《孫盛傳》:
孫盛……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shù)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醫(yī)卜及《易象妙于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稌x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
孫盛為一流玄學名士,同時又模擬經傳著史。與之類似的還有袁宏?！妒勒f新語·輕詆篇》: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而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
袁虎即袁宏,余嘉錫先生《世說新語箋疏》評論道:"然則宏亦祖尚玄虛,服膺夷甫者。"袁宏一方面著《后漢紀》,以為"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29]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虛。孫盛、袁宏的事例表明東晉儒與玄逐漸合流,這使得玄學對經史之學的威脅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發(fā)展的文流又對史學構成了新的威脅。當時文史之學轉盛,但文史兩方面并非勢均力敵,實際重點在文而不在史。《梁書》卷14《江淹任昉傳》末載陳吏部尚書姚察曰:
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
所謂"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參考下文所說"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可知實質僅是指文學而言,在南朝,史學是不受重視的,"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30]以檢驗其能力,而到宋初則是:"諸佐郎并名家年少"[31]顏之推說:"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32]史官任用不重學術而只重門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學的地位?！锻ǖ洹肪?6選舉4引裴子野論曰:
……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繍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文破典,斐爾為曹,無被于管弦,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云,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
留戀經史之學的裴子野對南朝文學的迅猛發(fā)展持消極態(tài)度,而文學之士對他也頗有微辭。蕭綱評價裴子野稱:"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33]沈約初撰《宋書》,論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時竟說"松之已后無聞焉。"[34]裴子野逆風而行,固守傳統(tǒng),"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35]但他終究無力改變潮流的發(fā)展方向?！段男牡颀垺ねㄗ兤氛f:"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劉知幾說"從晉以降,喜學五經",實際上,南朝喜學五經者如裴子野輩畢竟只是少數(shù)。
重文輕史的現(xiàn)實,在文史分離的進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離與經史分離不同,在經史分離中,史學是主動的,它是伴隨著今文經學的衰落而走向獨立。在文史分離中,文學正處于高漲階段,史學處于被動的地位,當時并不是由于對史學的本質有了更多的認識而將文史分開,實際的情況是,人們因為越來越認識到文學的特性,所以才逐漸把史學從文學中排斥出去。換言之,是文學的進一步獨立迫使史學不得不隨之獨立。如果說,魏晉以來對文章的重視客觀上促進了史學的繁榮,那么,南朝文學的深入發(fā)展以及由此而來的重文輕史的風氣則顯然對史學不利。
蕭子顯在《南齊書》卷39傳末說:
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于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yè),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為教衰矣。
此處所論,意在說明經學的衰落原因,但是據(jù)此討論史學也未嘗不可。"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yè)",準確地概括了學術思潮的演變,在這之中沒有史學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學盡管獲得了獨立,也有了較大的發(fā)展,但畢竟不可能達到兩晉之玄學、南朝之文學所達到的高度,這就是本文對這一時期史學的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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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發(fā)展的特點》,載《魏晉南北朝論集續(xù)編》。
[2]《廣弘明集》卷三阮孝緒《七錄序》
[3]分見《晉書》各本傳。
[4]《太平御覽》卷463引范曄《后漢書》載,孔融十二歲時與李膺"談論百家經史,應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曄《后漢書》無此句。
[5]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
[6]"三史",即指《史記》、《漢書》、《東觀漢紀》。參閱程千帆《史通箋記》補注篇
[7]《三國志》卷53《薛綜傳》
[8]《三國志》卷35《諸葛亮傳》
[9]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漢時以經義斷事"條。
[10]文中"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學"、"為"二字倒置。聯(lián)系上文,此句應為:"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為《小學漢官篇》"?！端鍟そ浖尽份d:"《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書名與《續(xù)漢書》所載不同,或許是胡廣作注后為之改名？
[11]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xù)編》
[12]余嘉錫《四庫提要辨正》卷5《別史類》
[13]《后漢書》卷79下《杜撫傳》
[14]《后漢書》卷54《楊彪傳附傳》
[15]《后漢書》卷26《伏湛傳附傳》
[16]分見《后漢書》各本傳
[17]《觀堂集林》卷7《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
[18]分見《后漢書》各本傳[19]《后漢書》卷28上《桓譚傳》
[20]《漢書》卷62《司馬遷傳》[21]《陸士龍文集》卷8
[22]《魏書》卷62《李彪傳》。[23]《史通·模擬篇》
[24]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xù)編》
[25]《宋書》卷69《范曄傳》
[26]《漢書》卷62《司馬遷傳》
[27]《漢書》卷65《東方朔傳》
[28]參唐長孺《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29]《后漢紀》序
[30]《宋書》卷40《百官志》下
[31]《宋書》卷64《何承天傳》
[32]《顏氏家訓·勉學篇》
[33]《梁書》卷49《庾肩吾傳》
【關鍵詞】經史、文史、史學、魏晉南北朝
較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長足的發(fā)展,不論是史學著作的種類還是數(shù)量都大大增加了。《隋書·經籍志》史部所列史書共計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其中,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shù)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幾乎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1]史學的發(fā)展不是孤立的,它與同一時期的經學、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以下將圍繞著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這兩條線索展開討論,以期把握史學發(fā)展的脈絡。
（一）
這一時期史學發(fā)展的最大特點莫過于史學學科的獨立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據(jù)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于《春秋》經之下,史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fā)生了變化,西晉荀勗作《中經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于乙部?！端鍟そ浖尽凡挥靡也恐f而謂之史部,實質并無變化。
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沒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緒編制《七錄》,其一為經典錄,其二為記傳錄。他解釋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蘩蕪"。[2]阮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漢末至梁代,史籍數(shù)量確實大增,別開一類,勢在必行。但是在西晉,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還不能這樣解釋。
考諸史實,經與史的區(qū)分在目錄分類以外也有反映?！度龂尽肪?2《尹默傳》：
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于《左氏春秋》。
據(jù)陳壽所說,漢末荊州的學校不僅教授經學,而且也教授史學。對此,我們找不到旁證,姑置不論。但"通諸經史"一語,至少表明在陳壽生活的西晉時期,人們心目中經與史是明明有別的。《文選》卷49干寶《晉紀》總論李善注引王隱《晉書》稱:"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王隱是兩晉之際的人,他也用了"經史"一詞,可見陳壽用語不是出自個人的習慣。"經史"在唐修《晉書》中是經?？梢砸姷降?如盧欽"篤志經史",邵續(xù)"博覽經史",王珣"經史明徹"等等。[3]參諸上述晉人用語,這些記載應該是可信的。經史雙修實際上漢代就有,《后漢書》卷64《盧植傳》載,盧植少從大儒馬融受古文經學,后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xù)《漢記》。"我們自然可以說他是"通諸經史",可是當時人并不這樣說。有經史之實而無經史之名,這說明在東漢人的觀念中經與史的區(qū)別尚不明確。[4]西晉人開始頻頻使用"經史"一詞,意味著經與史發(fā)生了分離。
西晉以后,經與史的區(qū)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確體現(xiàn)?！稌x書》卷88《劉殷傳》: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豕?博通經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yè)俱興?！稌x書》卷105《石勒載記》下:
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并領經學祭酒,參軍續(xù)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
《宋書》卷93《雷次宗傳》: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師,開館于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并以儒學,監(jiān)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
不論是在官學中或是在私學中,史學都是一個獨立的門類,由此可見,自晉以后人們對經學與史學的區(qū)別是有清楚認識的。荀勗、李充在書籍目錄上把史書從經書中分離出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fā)生的。阮孝緒生活在梁代,他沒有考慮目錄以外的上述歷史變化,而僅僅從史書數(shù)量的增加來解釋目錄分類的改變,似乎還是未達一間。
"經史"一詞的出現(xiàn)、目錄分類的變化、教育中史學科目與經學科目的分別設置都反映了一個共同的事實,那就是,史學確實獨立了。史學擺脫經學而獨立表明人們對經、史的認識有了變化。在這方面,東漢的王充可謂思想上的先行者?！墩摵狻ぶx短篇》:
夫儒生之業(yè),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于五經,可也。五經之后,秦漢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于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于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
王充責難儒生只懂五經而不了解古今歷史,這當然是對史學的強調。不過,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敘述方式,他把歷史分為"五經之前"與"五經之后",言外之意,"五經"只是這之間的一段歷史的記載而已,儒生所了解的歷史僅至于此。這實際上已是視經為史了。所以,他又說:"儒者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使?jié)h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經亦史,史亦經,這種大膽的思想使我們在經學泛濫的時代看到了史學振興的可能。余英時先生稱王充為"晚漢思想界之陳涉",[5]其比喻極為恰當。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沒有得到積極回應,但是,從漢魏之際開始,可以明顯感到人們對歷史的興趣是越來越濃厚了?！度龂尽肪?1《張裔傳》稱蜀郡張裔"博涉《史》、《漢》",卷42《孟光傳》稱河南孟光"銳意三史",卷64《孫峻傳》注引《吳書》稱會稽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6]吳末,右國史華覈上疏道:"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7]《世說新語·言語篇》載,"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人們何以對史書如此感興趣？《三國志》卷54《呂蒙傳》注引《江表傳》:
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喽鄤?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tǒng)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
《三國志》卷59《孫登傳》:
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孫權要呂蒙等"涉獵見往?quot;,"急讀"史書、兵書,以為"大有所益",又讓孫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這些建議都與現(xiàn)實有關。當時的社會正處于劇烈變動之中,經學作為意識形態(tài),因其繁瑣、迷信、荒誕已經喪失生命力。孫權說"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正反映了經學的無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時候,從歷史中,尤其是從近代歷史中總結得失成敗的經驗教訓就成了當務之急。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8]這也是在總結近代歷史的經驗教訓?！端鍟そ浖尽份d,諸葛亮著有《論前漢事》一卷,大約都是此類內容。
關于史學與經學此消彼長的關系,我們還可以從西漢的歷史中得到應證。西漢之初,面對秦的驟亡,人們也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陸賈著《楚漢春秋》,賈誼寫《過秦論》,以后又有司馬遷的《史記》,但是并沒有因此出現(xiàn)一個史學的,原因在于經學興起了。在漢儒眼中,經學是無所不能的,對于歷史的演進,經學已經給出了答案,對于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問題,漢儒也每每以經義斷事,趙翼說:"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9]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沒有史學的地位?！稘h書·藝文志》將《史記》等史書附于《春秋》經下,在今人看來是貶低了史學,如果就當時而論,倒不如說是抬高了史學。比較兩漢,經史關系一目了然,經學盛則史學衰,經學衰則史學盛,經與史之演變軌跡大致如此。
魏晉以后史學脫離了經學而獨立,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不過,我們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這就是,經學對史學也還有很大的影響。這首先表現(xiàn)在史書語言的使用上。《三國志》卷1《武帝紀》載曹操語曰:
夫劉備,人杰也,今不擊,必為后患。
注引孫盛《魏氏春秋》云:
劉備,人杰也,將生憂寡人。
裴松之就孫盛改易文字評論道:
凡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當時采用類似的文字處理方式者不止孫盛一人。劉知幾在《史通·模擬篇》中列舉了這方面的大量例證。比如:"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仿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時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劉知幾對貌同心異的模擬極為反感,但對得其神似的模擬卻也不反對:"如《左傳》上言羋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后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除去對經傳的模擬外,篇中還舉出了對《史》、《漢》的模擬,如令狐德棻《周書》模擬《漢書》。最后,劉知幾概括說:"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他的概括是不準確的,對三史的模擬文中只舉出了《周書》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與"自魏已前"之說自相矛盾;歷史著作對經傳的模擬也不是"從晉已降"才出現(xiàn)的。這個問題,我們在后面還要討論。
經學對史學的影響除語言之外,還表現(xiàn)在史書的名稱與體裁上。這一時期,史書書名常常模仿經書,如袁曄著《獻帝春秋》,孔衍著《魏尚書》、《漢魏春秋》,孫盛著《魏氏春秋》,習鑿齒著《漢晉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吳均著《齊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書》外,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書均屬編年體,顯然是對《春秋》經的模仿,至于《魏尚書》,大約是對《尚書》的模仿,模仿《春秋》遠多于模仿《尚書》,這或許是因為《春秋》原本就是史書,而《尚書》為古代文獻匯編,體裁不適宜模仿。除以春秋為名者外,如上引劉知幾所提到的干寶《晉紀》、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屬編年體。語言模擬現(xiàn)象基本上都是出自這些編年體史書。史學著作在語言、體裁、名稱上都模擬經書,經學對史學的影響不可謂不深。
對于這一時期《春秋》體史書的大量出現(xiàn),《隋書·經籍志》解釋道: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于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fā)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
按此,模擬《春秋左傳》的編年體史書起自漢末的荀悅,不過,《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較強調西晉竹書出土以后所帶來的影響。這與劉知幾所說史書在文字上"從晉已降,喜學五經"不謀而合。經學在漢代盛于晉代,何以模擬之作從晉代始？這是須要加以解釋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體裁,而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模擬,則模擬還可以推得更早?！独m(xù)漢書·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案:胡廣注隆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chuàng),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幾閣,無記錄者,久令二代之業(yè),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子平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為宗正、衛(wèi)尉,平子為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漸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fā)明,足以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為作詁解,各隨其下,綴續(xù)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闕旨,廣前后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10]
胡廣曾作《漢官解詁》,此段議論,是就此作的說明。文中提到"劉千秋",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惠棟說:"劉千秋即劉珍也。《文苑傳》云珍字秋孫,疑《傳》誤。……珍與子平(即張衡)皆南陽人,故云邑子。"檢索《文苑傳》所載劉珍事跡,知惠棟說不誤。胡廣此段敘述十分重要,它說明有意模擬《周禮》撰述漢制已在東漢人的自覺意識之中。由此可以推論,東漢出現(xiàn)的《漢官》、《漢官儀》一類書名正是由模擬《周官》而來。這與前述晉代眾多的模擬《春秋》之作并無區(qū)別。因此,應該說,模擬是從東漢開始的。
此外,在史書的注釋與傳授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模擬的痕跡。自東漢后期開始,對史書的注釋漸多,如延篤有《史記音義》,胡廣有《漢書解詁》,蔡邕有《漢書音義》,服虔有《漢書音訓》,應劭有《漢書集解音義》。周一良先生說:"這些音義注解,大約與漢儒解經相同,多重在訓詁名物方面。"[11]應該說,這也是一種模擬,是注釋方法上的模擬。前引《孫登傳》中稱張昭讀《漢書》"有師法",《隋書·經籍志》稱:"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并有解釋。"我們知道,漢儒讀經最重師法相傳,而讀史居然也要有師法,這又是在傳授方法上對經學的模擬。
由此可知,模擬之風并非始自晉代,從東漢起,在史書的名稱、體例、注釋、傳授諸方面均已有模擬出現(xiàn),在這個階段,因為還沒有形成著史的風氣,所以西晉以后的那種在語言、體裁、書名上全面模擬經傳的眾多史書自然難以見到。
東漢以來,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仔細分析這一時期的經史關系,可以看到,對史學的影響似乎更多地來自于古文經學。我們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經,因此,嚴格地說,《漢官解詁》、《漢紀》一類書只是對古文經的模擬。史書的音義注解,其實也只是對古文經的模擬,因為今文家只講微言大義,并不重訓詁名物,重視訓詁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點。注釋《史》、《漢》的學者如服虔、延篤等,本人都是古文學家,他們以注釋經書的方法來注釋史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關于史學與古文經學的關系,我們還可以通過分析《東觀漢記》的作者來進一步探討。《東觀漢記》的修撰是從東漢明帝時開始的,一直持續(xù)到獻帝時,參與者較多。《四庫提要》主要根據(jù)劉知幾《史通》并參諸《后漢書》,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陳宗、尹敏、孟異、劉珍、李尤、劉騊馬余、伏無忌、黃景、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延篤、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韓說、劉洪。這個名單并不完備。余嘉錫廣為搜求,又補充劉復、賈逵、馬嚴、杜撫、劉毅、王逸、鄧嗣、張華數(shù)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經學家的人相當多?！逗鬂h書》卷64《盧植傳》載植上書稱:
臣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盼目贫?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后來,以廣圣意。
《后漢書》卷24《馬援傳附馬嚴傳》:
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群言。
注引《東觀記》曰:
從司徒祭酒陳元受《春秋左氏》。
《后漢書》卷79上《尹敏傳》:
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后受《古文》,兼善《毛詩》、《谷梁》、《左氏春秋》。
《后漢書》卷64《延篤傳》:
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又從馬融受業(yè),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
以上諸人都是古文學家。還有一些人,史傳中未明言所屬經學派別,但是可以從旁考證。如馬日磾,《三國志》卷6《袁術傳》注引《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yè),以才學進。"按馬融為古文大家,日磾傳融業(yè),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實際上也應是古文家。從《月令問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經學傾向: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假無《周官》、《左氏傳》,《月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对铝睢放c《周官》并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对铝睢芳鬃?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于《周官》?！吨芄佟诽熳玉R六種。六種別有騶,故知六騶?！蹲笫蟼鳌?''''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隋書·經籍志》載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嚴可均《全后漢文》卷80以為《月令問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確實屬古文家。
東觀作者中,可以明確為今文家的只有杜撫、伏無忌、楊彪、。杜撫,"受業(yè)于薛漢,定《韓詩章句》"。[13]楊彪系楊震之后,"少傳家學。"[14]楊氏家族世世傳習歐陽《尚書》。伏無忌為伏湛之后,"亦傳家學"[15]伏氏所傳為韓《詩》。杜、楊、伏三家所傳均屬今文經。雖然如此,我們認為這些今文學家及其他學術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經學。《通典》卷26職官8:
漢之蘭臺及后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后于蘭臺置令史十八人,又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秘書,或撰述傳記。
東漢皇家圖書,章、和以前在蘭臺,章、和以后移至南宮東觀。按杜佑所說,蘭臺令史及以他官入東觀者除撰述傳記外,還有典校書籍的任務?？贾T史傳,知杜佑此說不誤。如賈逵:"拜為郎,與班固并校秘書,應對左右。"班固:"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撰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劉珍:"永初中,為謁者仆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馬余、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陶馬余作建武已來名臣傳。"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崔寔:"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盧植:"復征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xù)《漢記》。"[16]按校書,即是所謂"整齊脫誤,是正文字"?！锻ǖ洹肪?2職官4引《漢官儀》稱:"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蘭臺令史必須通小學,這是因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務。圖書移至東觀后,這種要求應該依然存在。《說文解字》序載許沖上言:"慎前以詔書校東觀"。許慎也曾入東觀校書,這應該是因為他精通小學的緣故。蘭臺、東觀校書者通小學,這為我們探尋其經學背景提供了路徑。王國維曾發(fā)現(xiàn),兩漢小學與古文經學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他說:"觀兩漢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蓋可識矣。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學家多出其中。"[17]按此,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而于蘭臺、東觀校書者又必須通小學,是知兼校書、撰史于一任的東觀諸文士必定通曉古文經學。
東觀作者還有一個特點,即不少人好為文章。如班固"能屬文誦詩賦",劉珍"著誄、頌、連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劉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邊韶"以文章知名……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quot;劉復"好學,能文章。"延篤"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蔡邕所著詩賦等"凡百四篇"[18]據(jù)《隋書·經籍志》載,東觀學者中,班固、賈逵、劉騊駼、劉珍、李尤、王逸、邊韶、延篤、崔寔、盧植、蔡邕等皆有文集傳世。文章與小學一樣,也與古文經學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如桓譚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學"。[19]何休《春秋公羊傳》序為此提供了最確切的證據(jù):
傳《春秋》者非一,本據(jù)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何休為今文學家,他將"治古學"與"貴文章"者視為一體。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東觀學者應屬古文學家。
東觀撰史者通小學、能文章,這都是與古文經學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反之東漢一流的今文學家如范升、桓榮、歐陽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備這些學術特徵。由此可知,史學確實是與古文經學聯(lián)系在一起的。
古文經學與史學能夠聯(lián)系起來,是由其本身的特點決定的。古文經學反對微言大義,強調對事實的考訂、補充,這與史學本來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說,古文家對古文經的研究本來就是一種初步的歷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經學只研究經書所限定的時代范圍內的歷史,而史學的研究則要延伸到當代。由考訂古代歷史到撰寫當代歷史,其間只差一步,我們看到,東觀作者終于邁出了這合乎邏輯的一步。
在描述經史分離的進程時,前文曾著意指出,經學的衰落是史學興起的原因。至此,我們可以更準確地說,所謂經學的衰落,主要是指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今文經學而言,就古文經學而言,東漢時期,它不僅沒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經學的繁榮才為史學的發(fā)展打下了基礎。因此,就經史關系而論,今文經學的衰落與古文經學的發(fā)達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構成史學發(fā)展的前提。
前文還曾指出,"經史"一詞的出現(xiàn)意味著經史的分離,至此,還要補充的是,"經史"一詞的出現(xiàn)也同樣意味著經史仍有密切的關系,史學對經學、尤其是對古文經學的模擬正可說明此點。
總之,史學雖然從經學中獨立了出來,但這一轉變過程不可能脫離原有的學術基礎,這個基礎就是經學。史學對經學的模擬,正是史學剛剛脫離經學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悅在《漢紀》卷1《高祖紀》中說:"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他所說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馬遷以來,著史者往往還另有目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自己寫《史記》是"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這一點在魏晉以后得到了繼承。《晉書》卷82《王隱傳》:
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于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憂哉！"
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強調著史以求"沒而不朽"。在王隱看來,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這種認識并不僅僅是王隱個人的看法。陸機撰《吳書》,陸云致陸機信中稱之為"大業(yè)"、"此真不朽事"。[21]一直到南朝,還可以找到類似的說法?！赌鲜贰肪?3《徐廣傳》:
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shù)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后。宜以為惠。"紹不與。
"流聲于后"與"沒而不朽"為同義語。追根尋源,此說實來自曹丕。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曹丕極重文章,但這里所謂"文章"卻并不能僅僅理解為文學作品。劉邵在《人物志·流業(yè)篇》中說:
蓋人流之業(yè)十有二焉:有清節(jié)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釋是:"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在文末總結處他又扼要地說:"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劉邵只把"文章"與"國史"相聯(lián)系,似乎過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東觀撰史者多擅長文章已經暗示出了二者的聯(lián)系。劉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龍》中將文體分為"明詩"、"樂府"、"詮賦"等二十類,其中第十一類即是"史傳"可見,在當時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寫歷史著作當然也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在這樣的認識下,魏晉以后,文學家著史蔚然成風。如西晉陸機著《晉紀》,東晉袁宏著《后漢紀》、南朝范曄著《后漢書》,謝靈運著《晉書》,沈約著《晉書》、《宋書》,蕭子顯著《晉史草》、《南齊書》等都是如此?！端鍟そ浖尽氛f當時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數(shù)十家"。文士紛紛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導致史書數(shù)量大增。北朝人對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說:
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22]
北朝文史均不發(fā)達,李彪因為不明白"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是與著史以求不朽的風氣有關,所以將其簡單地歸結為"史官之不遇"。
將史納入文的范疇及由此產生的文人著史的風氣給史學著作以很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說:
書之為難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23]
周一良先生對此評論說:"五條之中,三條都是關于文字表達方面。據(jù)本傳,袁山松博學有文章,善音樂,是一個才士。他的修史標準特別著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三國志》卷53《薛綜傳附薛瑩傳》載華覈上疏推薦薛瑩任史職:
……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
薛瑩"文章尤妙",有"記述之才",所以應該擔當史職。這與劉邵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范曄自稱所作《后漢書》"《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25]劉知幾對這種文風深表不滿:《史通·敘事篇》:
自茲(班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云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于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yōu)。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龜茲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于鶩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间┓稌?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后來所作,他皆若斯。如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
文學對史學的影響如此之大,這使得脫離了經學的史學并未獲得完全的獨立,史學若要進一步發(fā)展,還必須劃清與文學的界限。
關于文風改變的時間,劉知幾在以上三段中,時而泛泛說在班馬以后,時而又強調"三史而往"與"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確提出始自范曄。按此,文對于史的影響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從范曄生活的南朝開始,文與史開始了分離的過程。以下由"文史"一詞的使用開始討論?！端螘肪?8《王惠傳》:
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fā)。
《南齊書》卷33《王僧虔傳》: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書》卷25《周捨傳》載普通六年詔書稱:
周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
《陳書》卷34《岑之敬傳》:
之敬始以經業(yè)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
《魏書》卷45《韋閬傳》:
長子榮緒,字子光,頗涉文史。
《顏氏家訓·涉務篇》:
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說,西漢就有,司馬遷說"文史星歷,近乎卜巫之間",[26]東方朔說"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27]其含義是指文書記事而言,與文學、史學無涉。唐修《晉書》中也有文史一說。《晉書》卷62《祖逖傳附祖納傳》:
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
同書卷69《劉隗傳》:
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書卷90《吳隱之傳》:
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晉代已有文學、史學意義上的"文史"之說。這些記載可能不準確?！妒勒f新語·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
"祖納……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覽》卷249引虞預《晉書》:
"劉隗……學涉有具,為秘書郎。"
《藝文類聚》卷50引王隱《晉書》中有吳隱之任廣州刺史事跡,未涉學業(yè)如何。王隱、虞預為晉人,在他們的描述中未見文史一詞。唐修《晉書》是以南朝臧榮緒《晉書》為藍本,《文選》卷4《三都賦序一首》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唐修《晉書》所謂"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來。
不管怎樣,文史一詞被頻繁使用是從南北朝開始的,這與晉代使用的經史一詞相似,也具有雙重含義,既意味著文與史的分離,也意味著文與史還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不過,從發(fā)展趨勢來看,分離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節(jié)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與史如同經與史一樣是各自分開的。蕭統(tǒng)《文選》中收有"史論"若干篇,他在序中論及選文標準說:
至于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文與史的區(qū)別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書中的贊、論等入選只是因為有文采而已?！额伿霞矣枴な∈缕?
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于集錄……
這與前引劉邵《人物志》中把"文章"與史混同的觀點已迥然不同,史與"文章"終于區(qū)分開來。到唐代,文與史的分離進一步完成,劉知幾對"文非文,史非史"的責難、唐修《晉書》卷82史學家集傳的出現(xiàn)、《隋書·經籍志》中史部的明確提出都可證明此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會有專門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問世。至此,自晉代開始的史學獨立進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說來,晉代的經史之學與南朝的文史之學可以視之為前后相承的兩個階段。史學歷經兩個階段而走向獨立,這是史學發(fā)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對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計過高。幾百年間學術思潮的演變對史學的發(fā)展也有諸多制約,晉代的玄學、南朝的文學對史學的沖擊是不能低估的?！稌x書》卷50《庾峻傳》:
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同書卷82《庾預傳》:
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發(fā),所以胡虜遍于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余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于世。
據(jù)此可知,經史之學與玄學在西晉是處在對立位置上的,這一點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長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晉時期,玄學等新學風是從河南地區(qū)興起的。[28]與之相反,這一時期的史學家卻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魚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紀》的皇甫謐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譙周、著《三國志》的陳壽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漢書》的謝承、著《后漢記》的薛瑩、著《晉書》的陸機都是吳人,著《后漢書》的華嶠是平原人,著《續(xù)漢書》的司馬彪是河內人,著《魏書》的王沈是太原人。經史之學在文化最發(fā)達的河南地區(qū)不受重視,這對史學的發(fā)展自然是不利的。
東晉以后,學術發(fā)生了變化?！稌x書》卷82《孫盛傳》:
孫盛……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shù)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醫(yī)卜及《易象妙于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⒑V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稌x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
孫盛為一流玄學名士,同時又模擬經傳著史。與之類似的還有袁宏?！妒勒f新語·輕詆篇》: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而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
袁虎即袁宏,余嘉錫先生《世說新語箋疏》評論道:"然則宏亦祖尚玄虛,服膺夷甫者。"袁宏一方面著《后漢紀》,以為"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29]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虛。孫盛、袁宏的事例表明東晉儒與玄逐漸合流,這使得玄學對經史之學的威脅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發(fā)展的文流又對史學構成了新的威脅。當時文史之學轉盛,但文史兩方面并非勢均力敵,實際重點在文而不在史?！读簳肪?4《江淹任昉傳》末載陳吏部尚書姚察曰:
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
所謂"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參考下文所說"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可知實質僅是指文學而言,在南朝,史學是不受重視的,"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30]以檢驗其能力,而到宋初則是:"諸佐郎并名家年少"[31]顏之推說:"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32]史官任用不重學術而只重門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學的地位。《通典》卷16選舉4引裴子野論曰:
……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繍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文破典,斐爾為曹,無被于管弦,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云,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
留戀經史之學的裴子野對南朝文學的迅猛發(fā)展持消極態(tài)度,而文學之士對他也頗有微辭。蕭綱評價裴子野稱:"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33]沈約初撰《宋書》,論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時竟說"松之已后無聞焉。"[34]裴子野逆風而行,固守傳統(tǒng),"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35]但他終究無力改變潮流的發(fā)展方向?！段男牡颀垺ねㄗ兤氛f:"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劉知幾說"從晉以降,喜學五經",實際上,南朝喜學五經者如裴子野輩畢竟只是少數(shù)。
重文輕史的現(xiàn)實,在文史分離的進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離與經史分離不同,在經史分離中,史學是主動的,它是伴隨著今文經學的衰落而走向獨立。在文史分離中,文學正處于高漲階段,史學處于被動的地位,當時并不是由于對史學的本質有了更多的認識而將文史分開,實際的情況是,人們因為越來越認識到文學的特性,所以才逐漸把史學從文學中排斥出去。換言之,是文學的進一步獨立迫使史學不得不隨之獨立。如果說,魏晉以來對文章的重視客觀上促進了史學的繁榮,那么,南朝文學的深入發(fā)展以及由此而來的重文輕史的風氣則顯然對史學不利。
蕭子顯在《南齊書》卷39傳末說:
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于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yè),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為教衰矣。
此處所論,意在說明經學的衰落原因,但是據(jù)此討論史學也未嘗不可。"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yè)",準確地概括了學術思潮的演變,在這之中沒有史學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學盡管獲得了獨立,也有了較大的發(fā)展,但畢竟不可能達到兩晉之玄學、南朝之文學所達到的高度,這就是本文對這一時期史學的基本認識。
[1]參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發(fā)展的特點》,載《魏晉南北朝論集續(xù)編》。
[2]《廣弘明集》卷三阮孝緒《七錄序》
[3]分見《晉書》各本傳。
[4]《太平御覽》卷463引范曄《后漢書》載,孔融十二歲時與李膺"談論百家經史,應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曄《后漢書》無此句。
[5]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
[6]"三史",即指《史記》、《漢書》、《東觀漢紀》。參閱程千帆《史通箋記》補注篇
[7]《三國志》卷53《薛綜傳》
[8]《三國志》卷35《諸葛亮傳》
[9]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漢時以經義斷事"條。
[10]文中"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學"、"為"二字倒置。聯(lián)系上文,此句應為:"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為《小學漢官篇》"?！端鍟そ浖尽份d:"《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書名與《續(xù)漢書》所載不同,或許是胡廣作注后為之改名？
[11]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xù)編》
[12]余嘉錫《四庫提要辨正》卷5《別史類》
[13]《后漢書》卷79下《杜撫傳》
[14]《后漢書》卷54《楊彪傳附傳》
[15]《后漢書》卷26《伏湛傳附傳》
[16]分見《后漢書》各本傳
[17]《觀堂集林》卷7《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
[18]分見《后漢書》各本傳[19]《后漢書》卷28上《桓譚傳》
[20]《漢書》卷62《司馬遷傳》[21]《陸士龍文集》卷8
[22]《魏書》卷62《李彪傳》。[23]《史通·模擬篇》
[24]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xù)編》
[25]《宋書》卷69《范曄傳》
[26]《漢書》卷62《司馬遷傳》
[27]《漢書》卷65《東方朔傳》
[28]參唐長孺《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29]《后漢紀》序
[30]《宋書》卷40《百官志》下
[31]《宋書》卷64《何承天傳》
[32]《顏氏家訓·勉學篇》
[33]《梁書》卷49《庾肩吾傳》
弄清南朝文學的形式美學傾向的成因和它導致的結果，是重新認識這一現(xiàn)象的關鍵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學哲學在思維上的語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趨勢中，佛經翻譯對語言與文體的探索風氣的直接影響，因而有著深刻的哲學思想變革的背景。眾所周知，東晉南朝時期，社會文化較西晉有很大的變化。從根本上說，先秦以來中國哲學在實踐中體味哲理的思維方式，在玄學哲學中發(fā)生了趨向于形而上學的轉變。正是這一轉變，使具體的社會規(guī)范與人間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和追問，世界萬物的終極性問題被凸現(xiàn)出來。湯用彤曾指出，從漢末到魏晉，思想和議論從“具體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進是學問演進的必然趨勢③。宇宙萬物、社會倫常等實體性問題不再是哲學家關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與終極的依據(jù)就成了核心話題，而“有”與“無”、“言”與“意”就成了思想史的關鍵性詞語。思想界形成了熱衷于探討宇宙本原等形而上問題的風氣。依照哲學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性，哲學思想的形而上學傾向，必然會引發(fā)人們對于表達思想的工具——語言的重新認知這一時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躍，掙脫了一尊儒學與一統(tǒng)帝國文化統(tǒng)治的十字轉換思維角度，從群體轉向個體，從共性轉向個性……生動地顯示了時人對于宇宙間物質多樣性法則的特殊注意。這種致思趨向，引發(fā)了人們對于兩漢以來掩蔽于經學羽翼，桎梏于儒學一統(tǒng)格局的文化各門類的全新認識，從而推動文學、藝術乃至史學進入本體獨立發(fā)展的軌道④。玄學哲學的語言策略，即玄學家通過對傳統(tǒng)經典的重新詮釋活動而完成對玄學哲學體系的建構。玄學家大多借助于對經典（儒家經典如《論語》、《周易》等，道家經典如《老子》、《莊子》等）的再詮釋而闡明己說。玄學在對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與調和中，發(fā)展了文士的語言邏輯思辨能力，并把語言從業(yè)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經典章句注疏）和內容（禮教）中徹底解放出來，使之成為玄學體認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龐蒂說：“只有通過語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維和自己的實存?！雹菪W家正是借助于語言這一媒介，經過對經典語義層面的顛覆，進行對傳統(tǒng)哲學觀的改造。玄學清談的形而上學特征，導致哲學對語言問題的高度關注；后期玄學甚至發(fā)展到不重視談論的內容，而專注于其語言形式⑥。談者出言須“辭約而旨達”，言語特別注重簡約，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學不再是處于原創(chuàng)階段的思想，真誠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漸淡化，更多的是作為語言訓練式的思辨游戲和表達人生態(tài)度的文學演練。東晉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進一步本土化，使“禮教”與“性情”之爭、儒學與玄學之爭終于以彼此和解告終，推動大規(guī)模的漢譯佛經以及梵唄誦經活動。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館；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陰陽五部。齊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譯經、說法及唱導誦贊活動⑧，上層文人如謝靈運、顏延之、沈約、王融、張融等都熱心參與。譯經文體常在不失原義的前提下，采用漢文學的形式⑨。梵唄與唱導歌贊，俱為佛法傳入以后產生的宗教詩歌，它們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據(jù)載南朝時有些唱導師在齋會上從事唱導，競能連續(xù)詠唱出一長串五、七言歌贊。他們宣唱的歌辭體制鋪張恢廓，聲音貫若連珠，往往達到使聽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強的文學色彩⑩。這從聲韻、詞匯、語法、及文體風格等諸多方面影響及于文學文體11。玄學哲學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過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無限的世界本體。佛教本土化的關鍵也倚重于語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詮釋、談說、論辯、譯經、著述等語言活動為策略對“有無”、“形神”等命題進行邏輯推論?？梢娝枷虢绲母锩鼘嶋H上是從語言的革命開始，又是以語言功能的分化與廓清為終結的。在這一人潮流中，以詩賦為主的文學的本體特點，從語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來越明晰的界定。文學語言沒有了載道宗經、敘事記言的種種束縛，進發(fā)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學語言形式的探索為焦點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確立了語言形式在文學藝術中的主導地位。沈約、王融、劉勰、鐘嶸、蕭繹、簫綱等人以文學語言形式的演變?yōu)槌叨瓤疾?、評價此前及當時的文學，并建立了以形式為主要視點的文學觀，并提出了對詩賦創(chuàng)作的具體要求。
二形式美學觀照下的
文學觀、語言觀南朝哲學思維的語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創(chuàng)作中對語言潛在表現(xiàn)功能的進一步發(fā)掘。在先秦學術的“自家爭鳴”和秦漢以來文學創(chuàng)作積累的經驗的基礎上，受玄學思辨及佛經的轉譯等風氣的影響，南朝文人對語言和社會文化、思想情感的表達之關系有了充分的認識。漢語的語法特點、表現(xiàn)功能在和梵文的對比中更加明確。玄學講“寄言出意”，佛教也以為“非言無以暢義”?！把砸狻标P系是重要的玄學命題。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雖認為語言只不過是表達手段，但意的表達義不得不依靠語言。所以他們雖然在理論上講“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認為“名”“言”皆非實相，但實際仍很重視語言。歐陽建、王導等主言能盡意論的一派則充分肯定語言對哲學實踐的重要性，認為是語言給了人認知世界的契機。歐陽建《言盡意論》云：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fā)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
與為二矣。這段話十分精辟地說明了語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關系：理得于心，非言不暢，二者猶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導“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yǎng)生、言盡意三理而已”，這是東晉南朝文人清談經常涉及
的論題。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語言問題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討的重要問題。僧肇曰：“斯則無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是以對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13慧遠亦云：“非言無
以暢一詣之感?！?4釋僧從佛經翻譯的經驗出發(fā)，進一步深入地探討了上述問題。其《梵漢譯經同異記》云：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跡，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為言蹄，言為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跡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作者從語言運用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這些結論，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語言在人認識世界中“彌綸寧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語言重要性的表述啟發(fā)，南朝文學觀和語言觀的建構呈現(xiàn)出明顯的形式主義傾向：首先，文學為“言之業(yè)”，語言形式的創(chuàng)新是文學創(chuàng)新的關鍵。南齊張融《海賦序》云：“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內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業(yè)也?！?6張融認為，文學語言的作用，就是給情感以表現(xiàn)形式。作家的創(chuàng)作就是為所抒發(fā)的情感尋找適當?shù)谋憩F(xiàn)形式。文學為“言之業(yè)”，即語言形式為文學本體的核心要素。其次，語言形式的創(chuàng)新，是文體創(chuàng)新的關鍵。張融謂“大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正當使常有其體?！?7張氏自謂“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故“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币驗槭苄鹫Z言觀之啟發(fā)、影響而善于創(chuàng)為新體，故其著文作詩方可“文體英絕，變而屢奇”18。
劉勰批評南朝辭人一味追求文學語言形式的創(chuàng)新：“自近代詞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
耳”（《文心雕龍?定勢》）。由此反觀，可見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關鍵在于語言姿態(tài)、體式的創(chuàng)新，即所謂顛倒文句等手段。這些手段正是佛經譯文文體的特點，受其啟發(fā)，近代辭人才在詩賦創(chuàng)作中追求句法的伸縮自如、句中語序的靈活性及語言的反正好奇等。劉勰對語言形式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語言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也有正面的論述：“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蓖踉赋觯核^“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是對于語言與思想關系問題的根本觀點。他在分析具體作品時，也同樣貫徹了這種主張?！段锷贩Q《詩經》“皎日慧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清楚地說明了語言文字是可以窮理窮形的。……從言盡意觀點出發(fā)，必然認學藝術的內容與形式的統(tǒng)一。19
劉勰顯然也是十分重視語言形式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作用的，這也與南朝文學本體觀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觀點的來源仍然是玄學的言能盡意論。再次，詩、賦、駢文的語言形式技巧主要圍繞“駢偶”的修辭手段展開。聯(lián)語在楚辭體中即已形成，但正式從形式技巧理論的角度提出這一概念則是在南朝。沈約論詩賦格律的安排技巧說：“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0“一簡之內”“兩句之中”即指聯(lián)而言。又說：“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21“十字之文”，則是五言詩的“聯(lián)”。一聯(lián)中子句的語詞單位及組合方式十分靈活，富于彈性。除此之外，詩、賦、駢文創(chuàng)作中以修辭為造句中心。句中語序比較靈活，其詞序隨表達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強調節(jié)奏，追求語言本身的音樂性，以誦讀是否上口為準23。這樣在表達效果的統(tǒng)帥下
，形成豐富多彩的句型模式。因為更多地來自于創(chuàng)作實踐，所以南朝形式主義文學語言觀帶有濃厚經驗性和實踐色彩，常常體現(xiàn)在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筆法、格律、詞藻等具體規(guī)范的表述當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學那樣將文學語言技巧上升到哲學的層面，從世界觀的高度概括語言的審美本質。但這只是中國形式美學自身的特點所在。
三形式美學傾向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實踐
以上簡單說明了南朝士人對于文學語言形式的探索，這是文學創(chuàng)作凸現(xiàn)形式的主要基點。詩、賦、駢文等的語體模式的建構，實際上就是漢語詩性表現(xiàn)潛質的逐步澄清。前人認為，形式主義的弊病是大多數(shù)作品“內容的空泛病態(tài)”和“形式的堆砌浮腫”24，這是對的，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幾乎全力用來努力于裁對隸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創(chuàng)作上，尤其是在藝術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如果分析形式主義思潮造成的詩、賦及駢文在整體上的藝術創(chuàng)新和境界的提升，就會發(fā)現(xiàn)它也不是一無是處。南朝詩歌是近體詩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尤其是齊梁詩歌的格律化、駢偶化等形式美
學特征為近體詩之奠基。這方面已有論著專門探討26，茲不辭費。此處擬以賦為例說明在形式主義文學思潮在形式的創(chuàng)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實績?！段男牡颀?詮賦》對賦的文體風格進行了理論概括：“物以情觀，故辭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敝鲝堎x要睹物興情，語言形式要“巧麗”。其實到劉勰的時代，賦的抒情化，與言辭形式的“巧麗”傾向已很明顯?？梢暈閷碚撎剿鞯幕貞＞唧w說，就是賦的駢偶化、律化和詩化現(xiàn)象。關于前兩種傾向，前人有明確的表述。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云：“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于一代。辭愈上則情愈短而味愈淺……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
八病起，而俳體又入于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lián)，以為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為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賦至南朝而辭愈工，是正確的，而就此認為一定是“辭愈工則情愈短”，卻不盡然。南朝的一些賦在狀物抒情方面的細膩、深切程度明顯超過漢魏，而且在體制形式上的變革也完全不同于漢魏，日趨精致與新奇。前人不能擺脫載道宗經、諷諫美刺的文學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評價南朝文學時，對其有所指責是可以理解的。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賦》云：“夫俳賦尚辭，而失于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趣，不可以言則已”?！度簳鴤淇?賦》也說南朝賦“比偶為工，新聲競爽，詞賦之漫衍，陸、謝、江、鮑之波漸也”。這時賦的創(chuàng)作在用典、句法、聲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漸波及到賦的字句錘煉，謀篇布局。清王芑孫《讀賦卮言?謀篇》云：“賦最重發(fā)端。漢魏晉三朝，意思樸略，頗同軌轍，齊梁間始有標新立異者。”程廷祚《騷賦論》指出南朝賦的精于煉字說：“宋齊以下，義取其纖，詞尚其巧，奏新聲于士女雜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場。”這些近乎反面的評價，恰恰說明南朝賦在語言形式方面的竭盡才力和勇于創(chuàng)新?！拔穆蛇\周，日新其業(yè)。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裰破?，參古定法?！?7正是在這種變通的形式主義思潮的推動下，南朝賦的文學境界與藝術感染力也較漢魏時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的抒情小賦大多具有“詩化”的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營造28，這都是形式主義傾向的必然產物。
在審美標準多元化的今天，文學研究也應適應時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視角。載道宗經不再是今天文學研究者必須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評標準。因此對南朝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文學的形式主義傾向，應給予重新評價。形式主義美學家英國的克萊夫?貝爾認為：“‘有意味的形式''''是藝術品的根本性質”?！皩冃问降挠^賞使我們產生了一種如癡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脫了與生活有關的一切觀念……可以假設說，使我們產生審美的感情是由創(chuàng)造形式的藝術家通過我們觀賞的形式傳導給我們的”29。形式是審美活動的起始點，形式本身就是審美對象。當我們面對南朝詩、賦及駢文等文學作品時，首先打動我們的正是那雕繪滿眼、音韻流利的純形式的美。形式主義美學只強調“有意味的形式”，雖然有其片面性30，但對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視藝術形式的創(chuàng)新、藝術本體的方面具有啟示作用。文學作品的形式，是一種寄寓著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態(tài)。古羅馬美學家普羅提諾認為，石塊與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藝術家賦予了石頭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藝術家的創(chuàng)造和生氣，本身就是美的顯現(xiàn)31。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說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對當時文士來說，因為生活體驗的相對貧弱，若從內容方面追求“新變”，不啻登天之難。因此他們把注意力和才力傾注于形式創(chuàng)新這相對易于達成的一途，實際上帶有一定的必然性。就這一點來說，此時文士努力追求的，實際上是一個可以等同于“文學”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這種形式的文學，在當時達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說明了文學一旦擺脫了束縛之后散發(fā)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學對文體探索的影響
南朝的文學的形式美傾向的重要價值，還表現(xiàn)為對文體研究的影響。當時大多數(shù)重要文人都參與文體問題討論，更加細致地辨別和探索文學文體的實質問題。這種風氣的形成，除了文體自身日趨豐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經翻譯對譯經語言形式和譯經文體的理論對文人論文的影響也不可低估。首先，文體分類方面較前有了很大的進步。以代表性的著作來看，《文選》的分文體為三十七類，是在總結前人文體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jù)時代的要求提出來的32?！段男牡颀垺穭t將文體分為三十五種，各種之下，子類繁多，共論及文體七十八類之多，分析十分細致33。比起此前《獨斷》、《典論?論文》、《文賦》等文體分類理論，要完備得多。這與當時文學文體與應用文體的發(fā)展狀況是相適應的。
其次，對各種文體的特征、演變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龍》五十篇，其中文體論部分占二十篇，詳論文體三十三種。以其論證之詳盡、之賅備而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可謂我國古代文體論發(fā)展的高峰。更為重要的是，此時還出現(xiàn)了專論某一文體的文體論專書（如《詩品》的專論詩歌即是）和專論某種文體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特征的專論（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等）。從研究的視角來看，既有對文體問題的共時性研究，以明確不同文體之間的異同；也有對同一文體的歷時性研究，探索文體演變中關鍵性因素與社會文化的互動規(guī)律。這些論著在論文體方面都已涉及到現(xiàn)代文體學的許多核心內容，表現(xiàn)得具有相當?shù)目茖W性。
再次，對文學文體的語體風格的描述更清晰，對其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總結更系統(tǒng)。當時文學文體主要有詩、賦及其它各體文章。對詩、賦、駢文文體語言形式特征的探討，主要集中在語言形式的“文”“質”構成方面。王運熙先生指出：文與質在中國中古時期是一對重要的文學概念，絕大多數(shù)場合指作品語言的文華與質樸和以此為基礎的作品整體風貌。南朝劉勰、鐘嶸均主張作品應以文質兼?zhèn)錇槔硐霕藴剩渚唧w化則是文采與明朗剛健的風骨相結合。蕭統(tǒng)、蕭綱、蕭繹等人雖更重視文采，主張“詩賦欲麗”，但均以文質彬彬為批評標準34。詩賦欲麗之說，發(fā)端于曹丕，到南朝時有了更為豐富的內涵，成為各代文學批評語境中的主流話語35。西晉以來形成的譯經文體理論探索至南朝時期走向成熟，普遍為僧眾及文士認可，佛經傳譯對譯經文體的論也主要集中在文質問題上。如鳩摩羅什談譯經即云“兩釋異音，交辯文質”36。慧皎評安世高所譯文體“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而不倦焉”37?；圻h論譯經文體亦云：“靜尋由來，以求其體，則知圣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應質，則疑者眾；以質應文，則悅者寡……令文質有體，義無所越?！?8這些關于文質問題的深層次討論，影響到文壇上不同流派對詩歌語言形式及表現(xiàn)藝術的討論39。南朝梁代文壇即有趨新、守舊與折衷之別40。其差異也表現(xiàn)在他們對于魏晉以來形成的詩歌的“麗”的文體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質問題的看法。趨新派以蕭綱、蕭繹、徐陵、庾信等為代表，追求形式華美，講究聲律、對偶，注意篇章結構，喜歡擺脫常規(guī)，自出“新意”。守舊派以蕭衍、裴子野、劉之遴等為代表，主張詩歌創(chuàng)作要熔鑄經典語言，追求典雅壯麗的風格。折衷派則以劉勰為代表，主張應“資故實”、“酌新聲”，
“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括乎雅俗之際”（《文心雕龍?通變》），擷取兩派之長，避免其短，寫出既“典”且“華”的作品?！胞悺北臼侵饕卦娰x形式的，根據(jù)當時文人的表述來看，它具體指“文翰”、“文采”、“采藻”、“聲”、“體裁”等語言形式的特征。如劉勰說“宋代逸才，辭翰林萃”（《文心雕龍?才略》），特指文采；沈約說“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飆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宋書?謝靈運傳論》），特指語體和聲韻；蕭子顯則云“顏、謝并起，乃各擅奇；休、鮑后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齊書?文學傳論》），則指詞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雜體詩序》、裴子野的《雕蟲論》等都細致地討論了詩歌文體或語言形式方面的問題。
除此之外，形式主義思潮對文體的關注還體現(xiàn)在新文體的創(chuàng)造方面。以詩歌為例，南朝文士普遍認為“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對詩歌表現(xiàn)藝術的努力探索，在詩體上不斷創(chuàng)新：從個體風格方面說，有所謂“何遜體”、“吳均體”等；從語言形式方面，有所謂“永明體”、“宮體”，可謂新體疊出。這方面前人所論甚為詳贍，茲不贅述。
由上所述之文體分類、文學文體特征研究以及文體風格描述的細化趨勢來看，形式主義美學傾向所引發(fā)的文體探索在深度和廣度上，無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評范疇的建立南朝文學的形式主義美學傾向的影響，還表現(xiàn)為這一時期文學批評方面形式批評范疇的建立。換言之，就是文學批評實踐和理論從基本方法和范疇的建構方面，在不割裂形式與社會文化內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現(xiàn)出對文學語言形式的重視。和西方形式主義批評過分倚重文學作品語言結構的靜態(tài)、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現(xiàn)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整體觀。
首先，建立了釋名彰義，原始表末，敷理舉統(tǒng)，考鏡源流的文體研究模式。在東漢以來文體大備的情況下，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和李充的《翰林論》在分別文章體制風格的基礎上探討各體文章源流。南朝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龍》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動機是不滿于當時“文體解散”，“離本彌甚，將遂訛濫”的局面，想彌補論文體“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的缺陷。從《明詩》到《書記》二十篇，通過對文體及作家的分析綜合對相關文體的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進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僅如此，其批評標準主要也是在結合時代背景的前提下，側重于形式與結構。其批評方法則是《別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及《漢書?藝文志》以來形成的“考鏡源流”的方法43。鐘嶸《詩品》的著述動機，也主要是不滿于魏晉以來論文“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yōu)劣”的情況，而要品第古今詩人的高下及其詩體風格的源流。鐘氏所用的批評方法，主要有比較批評法、歷史批評法、摘句法、本事批評法、知人論世批評法、形象喻示批評法等44。而其批評的標準，也是在重視詩歌內容的前提下，強調其形式及藝術表現(xiàn)手法?！对娖贰菲返谠娂遥嘤谩绑w”、“文體”、“辭”、“語”、“辭采”等范疇，就是最好的說明。這就具有相當?shù)目茖W性和現(xiàn)代意味。其次，形成了以句法為核心的文體批評標準。以《文心雕龍》為例，如《明詩篇》云：故鋪觀列代……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劣谌s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fā)，則明于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lián)句共韻，則柏梁余制。巨細或殊，情理同致。劉勰立足當時系統(tǒng)總結了此前以詩歌的句式特點為準討論詩體的理論，并用之于批評實踐，表現(xiàn)出重視詩歌語言的形式批評理念?！稑犯氛撘魳泛透柙~的配合，指出增損歌詞、確定句法對于樂府詩的意義，認為樂府“聲來被辭，辭繁難節(jié)”，歌辭形式因素很重要45?！对徺x篇》探討賦的源流也十分重視賦的語言形式和結構因素。這種代表著一代風氣的形式主義，在其創(chuàng)作論和批評論中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如《情采篇》論述文學作品構成說：“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睆摹拔摹钡谋玖x來看，“情文”、“形文”和“聲文”均側重于語言形式的概念46。此外，《熔裁》、《聲律》、《章句》、《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煉字》等篇，還詳細論述了文學創(chuàng)作中形式和結構的問題，包括語詞搭配、句法結構、調聲制韻、隸事用典結構剪裁等多方面。構建了從總結語言運用出發(fā)揭示文學創(chuàng)作常法的頗具現(xiàn)代特點的理論模式。亦以文學的語言形式和結構，即所謂形文、聲文和情文為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出發(fā)點。再次，樹立了以語言形式為標準的文學與非文學的觀念。中國古代文學與非文學的存在著交叉現(xiàn)象，僅憑內容很難劃分其界限。貫穿整個中古時期的“文”、“筆”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語言的有韻與否47。這個主要從語言形式為出發(fā)點探討文學與非文學界限的嘗試，既照顧到古代文學的實際，解決了文體劃分的難題，同時也表現(xiàn)出形式為先的文學思想，體現(xiàn)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民族特色?？傊问绞且磺姓J知和審美活動的起始點，一定的內容總是會外在地表現(xiàn)為特定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作品的語言形式、結構就是文學作品的本體顯現(xiàn)。從這一角度看，南朝文學批評思想中有意凸現(xiàn)形式的傾向是具有科學性的。東晉南朝時期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的實質是思想、哲學的劇變所引發(fā)的對于語言功能的自覺意識，其具體表現(xiàn)是詩、賦、文的駢偶化、律化傾向；形式主義思潮的結果是文學的語言質素被充分地呈
現(xiàn)，本體得到確立。借用俄國形式主義的代表人物羅曼?雅格布遜的話說：“形式主義”“這種說法造成一種不變的、完美的教條的錯覺，這個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標簽，是那些對分析語言的詩歌功能
進行詆毀的人提出來的?！?8南朝形式主義文學思想是有其自身價值的，不應否定或漠視它。
注釋：
①形式主義（formalism）這個概念，是由瑞士語言哲學家索緒爾首先提出的，受其語言哲學的影響，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在俄國形成形式主義美學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遜等人認為“文學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與語言結構，他們致力于論證這個“文學性”，以作為評價文學的標準。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迅速傳到歐洲各國，出現(xiàn)了布拉格學派、結構主義等重要的美學和批
評流派。這一流派的主張雖有偏頗，但對于文學本體論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意義。中國文學研究中的“形式主義”特指創(chuàng)作中過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義傾向，與西方文藝理論中的“形式主義”略
有不問。
②就筆者所見，一般的文學史著作和相關論著對此大都一筆帶過或避而不談。袁濟喜從美學角度出發(fā)提出形式美的論點，并且對其價值有明確的評價。見袁著《六朝美學》第九章“形式美理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頁。趙《西方形式美學——關于形式的美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國形式美學與‘道''''”對中國形式美學的理論形態(tài)作了簡要概括。但
因論題所限，對于南朝形式美學的成因、具體內容、重要影響等尚未作專門研究。
③參湯用彤《讀人物志》，《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遠——公元三世紀的思想轉變》，《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貝。
⑤轉引自涂紀亮《現(xiàn)代西方語言哲學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頁。
⑥湯用彤認為玄學的發(fā)展可以粗略分為四期：“（一）正始時期，在理論上多以《周易》、《老子》為根據(jù)，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時期，在思想上多受《莊子》學的影響，‘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時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時期‘溫和派''''的態(tài)度，而有‘新莊學''''，以向秀、郭象為代表。（四）東晉時期，亦可稱‘佛學時期''''?！币姟稖猛畬W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304頁。
⑦如《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晉陽秋》說：“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⑧參方立天《梁武帝蕭衍與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陳允吉《古典文學佛教溯緣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
11參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翻譯文學與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頁；陳寅恪《四聲三問》，收《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經?本事品》說：“善知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文辭、章句?！饼垬洹洞笾嵌日摗吩疲骸笆侨舨_蜜因語言文字章句可得其義，是故佛以般若經卷殷勤囑累阿難……語言能持義如是，
若失語言，則義不可得。”
13見《般若無知論》，《肇論吳中集解》。
14《與隱士劉遺民等書》，《廣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見《出三藏記集》卷一。
16見《南齊書》本傳，引文據(jù)中華書局點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記”引黃侃校記。此段文字的解釋參郁沅、張明高之說。見所編《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張融條之“附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頁。
17張融《門律自序》，見《南齊書?張融傳》，引文據(jù)中華書局點校本。
18《南齊書?張融傳》引張融語。
19見王元化《文心雕龍講疏》附錄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引文據(jù)中華書局標點本。21沈約《答陸厥書》，見《南齊書?陸厥傳》。
22郭紹虞《駢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語言文字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頁。
23參啟功《漢語現(xiàn)象論叢》，中華書局1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997年版，第52頁。
2425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詳參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龍?通變?贊》。
28參拙文《南朝賦的詩化傾向的文體學思考》，刊《文學評論》2001年第5期。
29貝爾《藝術》，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頁。30參朱立元、張德興《西方美學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頁。
31普羅提諾《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節(jié)，見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頁。
32穆克宏《蕭統(tǒng)〈文選〉三題》，《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羅宗強《劉勰文體論識微》，刊《文心雕龍學刊》第6輯。
34參王運熙《文質論與中國中古文學批評》，刊《文學遺產》2002年第5期。
35參張方《說麗》，見其《中國詩學的基本觀念》，東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頁。36僧?！洞笃方浶颉罚冻鋈赜浖肪戆?。
37梁釋慧皎《高僧傳》卷一，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論鈔序》，《出三藏記集》卷十。
39蔣述卓指出佛經翻譯于東晉劉宋為盛，對于譯經文體的討論也有偏于質（直譯）、偏于文（意譯）、折中（文質相兼）三派之別，梁代文論三派與此有關。見其《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頁。
40周勛初《梁代文論三派述要》，載《中華文史論從》第5輯，中華書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張德興《西方美學通史?二十世紀美學》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龍》之外，劉宋傅亮的《續(xù)文章志》、邱淵之的《文章錄》、顏峻的《詩例錄》、沈約的《宋世文章志》與《文苑》、任《文章始》、張率《文衡》、姚察的《續(xù)文章志》等，均以選
文錄詩、以立范式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對文學語言形式的重視。43傅剛曾以“始”、“源”、“本”為關鍵詞，對《文心雕龍》中使用“考鏡源流”的方法探討文體的實踐進行總結，得14例，
說明“考鏡源流”是劉勰論文體的主要方法。參傅著《〈昭明文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頁。
44參曹旭《詩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頁。張伯偉《鐘嶸詩品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鐘氏批評方法為：品第高下、推尋源流、較量同異、博喻意象
、知人論世、尋章摘句六種。其中對推尋源流的方法及其對后世詩文批評的影響論述尤詳。
45參楊明師《釋〈文心雕龍?樂府〉中的幾個問題——兼談劉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學遺產》2000年第2期。
46參張法令《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第七章“文與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審美對象結構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頁。
47逯欽立《說文筆》，收其《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371頁。
文本閱讀的“辨體”擔負三重任務：一是辨語體，識表達；二是辨文體，識模體和變體；三是辨“道體”，識大體。對經典作品進行文體定位，既要兼顧內容、表達和功能三個維度，又要兼顧分類的層級性、差異性和相對性。評價孔子、曾子、子思創(chuàng)建文體的歷史貢獻，必須了解春秋戰(zhàn)國前后的文體演變史。單看《論語》“悖體閱讀”的歷史教訓，就知道要普及“適體閱讀”，提高到“跨體閱讀”，還要走多么長的路程！
《論語》是什么文體？從表達語體看，確定為“談話語錄體”毫無疑義。單是“子曰”（包括“孔子對曰”）就超過400句（只有《鄉(xiāng)黨》《微子》《子張》三篇空白），占全書80%的篇幅。加上眾弟子與時人的對話，語錄在90%以上?！墩撜Z》的“語錄形式”大體有“個人獨論、二人對話、多人對話、客觀敘述”四種類型，其雅言和俗語共融，具有平易隨和、瑯瑯上口、生動活潑、簡練質樸、概括力強、用意深遠等特點，開先秦“諸子語錄體”之先風。從思想內容看，《論語》20篇博大精深，集中體現(xiàn)了孔子的思想，包含天命鬼神思想、政治思想、道德修養(yǎng)思想、教育思想，等等。欲提要鉤玄，無非是“為學、為人、為政”三大方面，中心是“為人”。由此將《論語》判定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也毫無疑義。然而《論語》的文體定位問題并不如此簡單，追本溯源，你會發(fā)現(xiàn)，漫長的《論語》閱讀史竟是一部曲折復雜的文體明辨史。
翻閱《論語》古代閱讀史，自先秦到晚清，兩千余年的《論語》讀者，尤其是高層次的《論語》學者，如（魏）王弼的《論語釋疑》、何晏的《論語集解》、（梁）皇侃的《論語義疏》、（唐）韓愈和李翱的《論語筆解》、（宋）邢m的《論語注疏》、朱熹的《論語集注》、（元）金履祥的《論語集注考證》、易培吉的《論語集解》、（清）毛奇齡的《論語稽求篇》、康有為的《論語注》、劉寶楠的《論語正義》等，不論采用哪種注釋方法，他們都把《論語》視為儒家的經典文章。①
再翻查近、現(xiàn)、當代的《論語》閱讀史，一個多世紀以來，《論語》的大多數(shù)學者，例如，程樹德的《論語集釋》、楊樹達的《論語疏證》、趙紀彬的《論語新探》、錢穆的《論語新解》、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南懷瑾的《論語別裁》、李學勤的《論語注疏》、李澤厚的《論語今讀》、李零的《喪家狗――我讀〈論語〉》、安德義的《論語解讀》、黃懷信主撰的《論語匯校集釋》、閆合作的《論語說》、于文斌的《論語類解》、程翔的《論語譯注》、錢寧的《新論語》、楊朝明主編的《論語詮解》、唐明貴、劉偉的《論語研探》、楊義的《論語還原》……依然堅守著“文章閱讀”的光榮傳統(tǒng)。
可是，隨著西方文學觀念體系的東輸，20世紀百年來的《論語》閱讀既受益匪淺，又受害頗深。反映在文體閱讀上，至今，不少專家的《論語》解讀，高校的《中國文學史》，中小學語文教材中的《論語》教學，社會文化教育界乃至中外“孔子學院”，都將《論語》視為“散文”。而“散文”是個飄忽不定的彈性很大的模糊概念，向來存在多角鑒別：一是與“韻文”對舉的，通篇押韻的稱為韻文，基本不押韻的稱為散文。這個以語言聲律有韻無韻為標準的劃界還夠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文體分類。二是與“詩歌、小說、戲劇”相對的一種文學文體。把除詩歌、小說、戲劇以外的稍帶文學性的作品全都歸入散文范疇，這種“廣義散文觀”實際還是“無類的集合”，其寬泛性和自由性否定了文體分類的大小層級性和相對穩(wěn)定性。我們說，文章和文學是文字作品的第一層次分類，散文作為文學的一大家族乃是文本的第二層次分類；即使再把《論語》細分為“說理散文”“議散文”“哲理散文”“學術散文”或“諸子散文”，它們仍屬于文本的第三層次分類。因為“說理”“議論”“哲理”“學術”“諸子”等只是定語，均從屬于中心詞“散文”，依然歸入“文學”的范疇。如果歸入“文學”的“狹義散文”保持其“沉思翰藻”“獨抒性靈”的特性，限制在“美文”的小范圍，那樣與“實用文章”的界線還較為明晰。而包容學術、政論、史論、傳記、志異、公文、駢文、辭賦……的“廣義散文”則與“實用文章”混淆不清，結果失去了文體規(guī)范的實際操作意義。
一、視《論語》為文學散文，陷入“悖體閱讀”
所謂“悖體閱讀”是違背文體特性和文體思維法則的陰差陽錯的閱讀。如《于丹〈論語〉心得》（中華書局2006年版）總體上把《論語》當作文學作品來解讀，“視之為一眼溫暖的‘問病泉’”。她未能適應文章體裁的閱讀方略，堅守“理論思維為主”和“科學闡釋為上”的原則，而是習慣于藝術思維和超驗想象，以印象描述頂替理性分析，以虛幻故事論述人生哲理，結果把“活著的時候頗吃了苦頭”（魯迅語）的孔子誤讀成一個只顧“修己”而不重“濟世”的“快樂孔子”。②這并非無關大雅的個例，而是污染社會書香的“自由化誤讀”的典型?？杀氖?，這種自由化誤讀被許多文論家和大眾媒體熱捧而不自知受其害。
百年來對《論語》的散文藝術研究，不少學者從語言藝術、人物形象、文體品類、修辭手法、詩性文化等方面發(fā)掘其文學成就，將《論語》說成“散文詩”“哲理化的詩”“傳記文學的祖型”“‘世說體’小說的濫觴”，視孔子為“喜劇角色”，“追求目的與歷史發(fā)展不協(xié)調，做了最滑稽可笑的事情時卻像演著悲劇那樣嚴肅”。這些賞析對感悟《論語》的審美價值不無裨益，但是其“文體品類”的判斷卻不切合文本全豹。他們在研究《論語》的語言藝術時，沒有把科學的“文章語言”（特點是“質樸無華、辭達而已”）和藝術的“文學語言”區(qū)分開來；他們在研究《論語》的人物形象時，也沒有把“主用‘以言寫人’的文章”和“主用‘以行寫人’的文學”區(qū)別開來；他們在研究《論語》中的片斷對話或敘事單元時，沒有把局部的“文學華章”和整體的“文學佳構”區(qū)分開來。一句話，他們沒有把“文學性”與“文學”嚴格區(qū)分開來。他們所使用的文體術語和評判標準基本上是從歐美移植過來的，丟棄了文體學的民族特色，沒有對準《論語》的文體特性。我們一再強調，文體反映了從形式到內容的整體特點，必須從整體上把握，才能看準該作品的體裁樣式。舍此，抓住作品的語言片段、對話單元、人物形象側面等局部文學性，就去肯定整部《論語》是文學作品，必然陷入“悖體閱讀”的泥坑。
二、視《論語》為學術文章，才算“適體閱讀”
所謂“適體閱讀”是適應文體特性和文體思維法則的返璞歸真的原形閱讀。簡潔地說就是：把文章當作文章來讀；把文學當作文學來讀。一些學者在研究《論語》的文學價值時，發(fā)覺書中的“零章碎節(jié)，沒有人物性格的演變過程”，作者“不是通過具體的感性形象形式來反映客觀事物，而是著力于分析具體的個別現(xiàn)象的一般性質，運用邏輯概括來反映世界的，整部《論語》充溢著學術論文的氣息”。“《論語》主要記述的是孔門的哲學思想和政治主張，雖然不可否認從中可以窺見人物的音容笑貌乃至性格，但畢竟是粗略的、片斷的，與后世小說、戲劇等敘事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尚難同日而語”。因而不得不承認《論語》是“雜文學”，而不是“純文學”。于是意識到單用文學眼光來解讀《論語》“是把路子走窄了”，具有文學價值與文學作品畢竟有所區(qū)別。的確《論語》中有一些當之無愧的文學華章：如《先進》篇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季氏》篇中的“季氏將伐顓頊”章，《微子》篇中的“楚狂接輿”章、“長沮桀溺耦而耕”章、“子路從而后”章……。然而《論語》的文學性終究是局部的，有限度的，不宜夸張失真。以表達論，全書五分之四以上的篇章屬于說理性質，分別運用直言、假言、選言等判斷形式和比、譬、援、推等論證方法，絕大多數(shù)篇章條貫清晰，具有較強的邏輯性。以內容論，《論語》以孔子為中心，記述了數(shù)量可觀的155人，包括孔門弟子29人和其他125人，無論是孔子以前的或與孔子同時的，有名的或無名的，極少是傳說的人，基本恪守真人真事，沒有虛構；《論語》的主要任務是表達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而不是塑造孔子的人物形象?！笆铝系恼鎸崱焙汀耙庵嫉孽r明”這兩個基本點恰好體現(xiàn)了文章的本質特性?；诖?，我們應敢于說“《論語》不是文學作品，而是帶文學性的文章作品！
把《論語》判為“學術文章”是對文本的第三層次分類。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認為周秦時期“所謂‘文學’，是和學術分不開的，文即是學，學不離文，所以兼有‘文章’‘博學’兩重意義?！背謴V義文學觀的學者早就看出周秦“文章”與“學術”的密不可分。郭預衡的《中國散文史》認為《論語》“是最能代表孔子思想，也最能代表儒家學派早期的文章”。③持廣義散文觀的學者也透視到《論語》不是塑造孔子形象的文學佳作，而是表達孔子思想的文章名篇。程福寧的《中國文章史要略》認為戰(zhàn)國至西漢“子史期”的文章有“學術文、應用文、審美文”三大文體，因而把《論語》歸入“學術文”。④持狹義文章觀的學者程福寧在《文章學基礎》一書里明確宣示“文章的本質在于給出思想?！彼谩皩W術文”給《論語》文體定位是理所當然的事。這里有必要指出，“學術文章”與“說理散文”兩個概念有本質的不同，中心詞的轉換意味著“學術文章”是文章學術語，“說理散文”是文藝學術語。
三、銳意把文章《論語》當作文學來讀，屬于“跨體閱讀”
所謂“跨體閱讀”是在“適體閱讀”基礎上“郢書燕說”的超原形閱讀。簡潔地說就是：銳意把文章當作文學來讀；把文學當作文章來讀。若問“跨體閱讀”與“適體閱讀”、“悖體閱讀”有何區(qū)別和聯(lián)系？在理念上須知：讀文首先要“入格”，適體閱讀的規(guī)定性是針對悖體閱讀的嚴重性提出來的，旨在強化閱讀的文體意識；讀文還要學會“出格”，跨體閱讀的靈活性又是依據(jù)適體閱讀的相對性提出來的，旨在淡化文體的“楚河漢界”。以《論語》辨體為例，表面看，“悖體閱讀”和“跨體閱讀”都是把《論語》當文學來讀，實質看，悖體的“?！笔钦`把《論語》文章看成文學作品，只探求《論語》的文學藝術價值，不探求《論語》的文章科學價值。如有些學者專寫《論語》的藝術成就，卻頻頻用“文章”的術語，他們眼里的“文章”不是與文學并列的“狹義文章”，而是與“廣義散文”混淆不清的“廣義文章”；他們不知道狹義文章也有文學性，甚至不知道《論語》除了“文學價值”之外還有“文章價值”?！拔恼聝r值”不被文論家所用，反證出他們既沒有“文字作品大別為文章和文學”的“雙文論”自覺，更沒有“文章評論”的基本術語。這些都是文體意識單一、淡薄、模糊的表現(xiàn)，乃至陷入“悖體閱讀”而不自知，進入“跨體閱讀”而不自覺?？珞w的“跨”是明知《論語》屬于文章，卻又不讓“適體閱讀”絕對化，而有意訓練文體閱讀的雜交藝術，實行“閱讀克隆”，不但用文章眼光探求《論語》的文章價值，對作品做“科學闡釋的批評”和“社會歷史的批評”，而且進一步用文學眼光探求《論語》的文學價值，對作品做“審美鑒賞的批評”?？珞w閱讀的主客觀條件是：一方面讀者要有“文章眼光”和“文學眼光”的雙重視角，充分發(fā)揮閱讀創(chuàng)造的主體精神；另一方面要準確估量文本內在的文章因素和文學因素及其比重，以便依據(jù)其客體容量決定“是把文章當作文學來讀，還是把文學當作文章來讀”。以《論語》文章的“跨體閱讀”為例，讀者必須依據(jù)《論語》中的文學語言、文學華章、文學旨趣和詩性文化等因素去發(fā)掘文本的審美價值。
1.品味《論語》中的文學語言?！蹲雍薄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時光像日夜奔騰的流水一樣生生不息，感悟生命哲學。“子曰：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毖栽趪篮简炛腥员３峙f葉未謝、新枝已萌的常青狀態(tài)，比喻堅守節(jié)操。二者都是“立象寓理”的格言。
2.賞析《論語》中的人物性格。《先進》篇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寫出了孔子師徒閑談時活潑從容的氣象，不但“各言其志”，而且“各顯其性”：子路率直中有浮夸，曾點活潑中顯瀟灑，冉求從容中見明智，公西華謙和中懂禮讓；而孔子態(tài)度親切，循循善誘，張揚個性，胸襟開闊。
3.把玩《論語》的文學旨趣。如學者林堅（《〈論語〉的文學趣味性初探》，《鹽城師專學報》1983年第2期）認為“講學語”與文學趣味性的融合是該書的一大成功：常常借助于口語化、形象化的文學語言所造成的理趣、情趣和諧趣，使得行文風趣自然、生雍蓄，讀來毫無枯燥、晦澀之感，在作者平易近人、娓娓動人的敘述中，領略到文章所宣示的旨趣甚至是深奧的哲理。
4.深識《論語》的詩性文化，應視為“跨體閱讀”獲得“詩學”涵養(yǎng)的又一任務?？鬃拥摹拔慕獭睗B透著“詩教”。《陽貨》篇的“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要求發(fā)揮詩的感化功能；《季氏》篇的“不學詩，無以言”又要用詩句去交往應對。“以詩為經”就是讓情感教育和思想教育融為一爐。
綜上可知，《論語》閱讀中的文體意識要把握好強化和弱化的辯證法。當有人以偏概全誤判《論語》為文學散文陷入“悖體閱讀”時，就要強調“適體閱讀”，堅守文章眼光的本真閱讀；當有人認準《論語》為學術文章懂得“適體閱讀”時，又要強調“跨體閱讀”，學會用文學眼光去鑒賞其部分文學華章的審美情愫，創(chuàng)造性地去圓識《論語》的科學內涵和人文精神。
《論語》的文體定位及其閱讀悖體、適體、跨體之爭，不是孤立的個案，它對于閱讀《孟子》《莊子》等諸子百家的經典作品，具有引領和示范的作用。文章學家和文藝學家應走出古代廣義文章觀和現(xiàn)代廣義文學觀（廣義散文觀）的混沌，超越將“文體學”隘化為“文學文體學”的局限，樹立“文本二分法”的“雙文觀”，既承認文章和文學的分野，又推進文章和文學的融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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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曾祥芹：《曾祥芹文選?漢文閱讀學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③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南朝時期以注重文學形式創(chuàng)新為特征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根源于當時哲學思維方式的轉變引發(fā)的對語言價值的探索，玄學和佛教哲學的建構都倚重于語言策略（經典再詮釋、清談、譯經、梵唄唱導等
）。受其影響，當時文人形成了重視文學語言形式審美價值的文學本體觀念，認為文學是“言之業(yè)”，文學創(chuàng)新的關鍵是語言形式的創(chuàng)新。這種形式主義美學傾向促進了詩的近體化與賦、文的駢化，以
及文體研究的深入、形式批評范疇的形成，并促成了中國古代詩文創(chuàng)作與批評中的形式美學傳統(tǒng)。
南朝時期的作家“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文心雕龍?明詩》），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思想方面都有凸現(xiàn)形式的傾向。齊梁及隋唐以來，以訖近代，由于儒
家宗經載道文學觀的影響，對上述傾向的批評之聲不絕于耳。晚近以來的文學史研究者多稱之為“形式主義”①，并持否定態(tài)度。在文體、語言形式日益受到文學研究重視的今天，如何從文學本體意識
建構的角度重新審視這一現(xiàn)象?如何評價所謂“形式主義”?這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②。本文認為，南朝“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的背后，隱藏著一個導致新的文學本體論形成的哲學、語言學背景。玄學
的勃興和佛教的本土化進程，導致了哲學家從經典語言再詮釋入手的對此前儒家哲學的顛覆。漢譯佛經，重建經典，清談玄理，梵唄唱導等促使文士空前重視語言?！拔摹?、“筆”之辯，“四聲”的理
論概括在創(chuàng)作中運用等現(xiàn)象，標志著經學的載道、史學的敘述等功能從文學語言中分離出去，語言的審美功能、文學的本體得以澄清，形成了文學為“言之業(yè)”的觀念。這必然以理念和經驗的方式去影
響當時和后來，促成詩、賦、文的創(chuàng)作與批評方面的形式美學傳統(tǒng)。
一南朝文學形式美學傾向的哲學基礎
弄清南朝文學的形式美學傾向的成因和它導致的結果，是重新認識這一現(xiàn)象的關鍵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學哲學在思維上的語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趨勢中，佛經翻譯對語言
與文體的探索風氣的直接影響，因而有著深刻的哲學思想變革的背景。
眾所周知，東晉南朝時期，社會文化較西晉有很大的變化。從根本上說，先秦以來中國哲學在實踐中體味哲理的思維方式，在玄學哲學中發(fā)生了趨向于形而上學的轉變。正是這一轉變，使具體的社
會規(guī)范與人間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和追問，世界萬物的終極性問題被凸現(xiàn)出來。湯用彤曾指出，從漢末到魏晉，思想和議論從“具體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進是學問演進的必然趨勢③。宇宙萬
物、社會倫常等實體性問題不再是哲學家關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與終極的依據(jù)就成了核心話題，而“有”與“無”、“言”與“意”就成了思想史的關鍵性詞語。思想界形成了熱衷于探討宇宙本原等
形而上問題的風氣。依照哲學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性，哲學思想的形而上學傾向，必然會引發(fā)人們對于表達思想的工具——語言的重新認知。
這一時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躍，掙脫了一尊儒學與一統(tǒng)帝國文化統(tǒng)治的十字轉換思維角度，從群體轉向個體，從共性轉向個性……生動地顯示了時人對于宇宙間物質多樣性法則的特殊注意。這種致思
趨向，引發(fā)了人們對于兩漢以來掩蔽于經學羽翼，桎梏于儒學一統(tǒng)格局的文化各門類的全新認識，從而推動文學、藝術乃至史學進入本體獨立發(fā)展的軌道④。玄學哲學的語言策略，即玄學家通過對傳統(tǒng)
經典的重新詮釋活動而完成對玄學哲學體系的建構。玄學家大多借助于對經典（儒家經典如《論語》、《周易》等，道家經典如《老子》、《莊子》等）的再詮釋而闡明己說。玄學在對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與調和中，發(fā)展了文士的語言邏輯思辨能力，并把語言從業(yè)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經典章句注疏）和內容（禮教）中徹底解放出來，使之成為玄學體認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龐蒂說：
“只有通過語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維和自己的實存?！雹菪W家正是借助于語言這一媒介，經過對經典語義層面的顛覆，進行對傳統(tǒng)哲學觀的改造。
玄學清談的形而上學特征，導致哲學對語言問題的高度關注；后期玄學甚至發(fā)展到不重視談論的內容，而專注于其語言形式⑥。談者出言須“辭約而旨達”，言語特別注重簡約，要能片言析理⑦。
玄學不再是處于原創(chuàng)階段的思想，真誠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漸淡化，更多的是作為語言訓練式的思辨游戲和表達人生態(tài)度的文學演練。
東晉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進一步本土化，使“禮教”與“性情”之爭、儒學與玄學之爭終于以彼此和解告終，推動大規(guī)模的漢譯佛經以及梵唄誦經活動。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館；宋明帝
立儒、道、文、史、陰陽五部。齊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譯經、說法及唱導誦贊活動⑧，上層文人如謝靈運、顏延之、沈約、王融、張融等都熱心參與。譯經文體常在不失原義的前提下
，采用漢文學的形式⑨。梵唄與唱導歌贊，俱為佛法傳入以后產生的宗教詩歌，它們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據(jù)載南朝時有些唱導師在齋會上從事唱導，競能連續(xù)詠唱出一長串
五、七言歌贊。他們宣唱的歌辭體制鋪張恢廓，聲音貫若連珠，往往達到使聽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強的文學色彩⑩。這從聲韻、詞匯、語法、及文體風格等諸多方面影響及于文學文體11。
玄學哲學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過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無限的世界本體。佛教本土化的關鍵也倚重于語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詮釋、談說、論辯、譯經、著述等語言
活動為策略對“有無”、“形神”等命題進行邏輯推論?？梢娝枷虢绲母锩鼘嶋H上是從語言的革命開始，又是以語言功能的分化與廓清為終結的。在這一人潮流中，以詩賦為主的文學的本體特點，從語
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來越明晰的界定。文學語言沒有了載道宗經、敘事記言的種種束縛，進發(fā)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學語言形式的
探索為焦點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確立了語言形式在文學藝術中的主導地位。沈約、王融、劉勰、鐘嶸、蕭繹、簫綱等人以文學語言形式的演變?yōu)槌叨瓤疾臁⒃u價此前及當時的文學，并建立了
以形式為主要視點的文學觀，并提出了對詩賦創(chuàng)作的具體要求。
二形式美學觀照下的
文學觀、語言觀
南朝哲學思維的語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創(chuàng)作中對語言潛在表現(xiàn)功能的進一步發(fā)掘。在先秦學術的“自家爭鳴”和秦漢以來文學創(chuàng)作積累的經驗的基礎上，受玄學思辨及佛經的轉譯等風氣的影響，南
朝文人對語言和社會文化、思想情感的表達之關系有了充分的認識。漢語的語法特點、表現(xiàn)功能在和梵文的對比中更加明確。
玄學講“寄言出意”，佛教也以為“非言無以暢義”?！把砸狻标P系是重要的玄學命題。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雖認為語言只不過是表達手段，但意的表達義不得不依靠語言。所以他們雖然在理論
上講“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認為“名”“言”皆非實相，但實際仍很重視語言。歐陽建、王導等主言能盡意論的一派則充分肯定語言對哲學實踐的重要性，認為是語言給了人認知世界的契機。
歐陽建《言盡意論》云：
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fā)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
與為二矣。
這段話十分精辟地說明了語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關系：理得于心，非言不暢，二者猶如形影，不能分割。王導“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yǎng)生、言盡意三理而已”，這是東晉南朝文人清談經常涉及
的論題。
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語言問題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討的重要問題。僧肇曰：“斯則無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是以對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3慧遠亦云：“非言無
以暢一詣之感?！?4釋僧從佛經翻譯的經驗出發(fā)，進一步深入地探討了上述問題。其《梵漢譯經同異記》云：
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跡，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為言蹄，言為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跡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
作者從語言運用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這些結論，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語言在人認識世界中“彌綸寧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語言重要性的表述啟發(fā)，南朝文學觀和語言觀的建構呈現(xiàn)出明顯的形式主義傾向：
首先，文學為“言之業(yè)”，語言形式的創(chuàng)新是文學創(chuàng)新的關鍵。南齊張融《海賦序》云：“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內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業(yè)也。”16張融認為，文學
語言的作用，就是給情感以表現(xiàn)形式。作家的創(chuàng)作就是為所抒發(fā)的情感尋找適當?shù)谋憩F(xiàn)形式。文學為“言之業(yè)”，即語言形式為文學本體的核心要素。
其次，語言形式的創(chuàng)新，是文體創(chuàng)新的關鍵。張融謂“大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正當使常有其體?！?7張氏自謂“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故“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币驗槭苄鹫Z言觀之啟發(fā)、影響而善于創(chuàng)為新體，故其著文作詩方可“文體英絕，變而屢奇”18。
劉勰批評南朝辭人一味追求文學語言形式的創(chuàng)新：“自近代詞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
耳”（《文心雕龍?定勢》）。由此反觀，可見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關鍵在于語言姿態(tài)、體式的創(chuàng)新，即所謂顛倒文句等手段。這些手段正是佛經譯文文體的特點，受其啟發(fā)，近代辭人才在詩賦創(chuàng)作中追
求句法的伸縮自如、句中語序的靈活性及語言的反正好奇等。
劉勰對語言形式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語言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也有正面的論述：“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蓖踉赋觯?/p>
所謂“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是對于語言與思想關系問題的根本觀點。他在分析具體作品時，也同樣貫徹了這種主張?！段锷贩Q《詩經》“皎日慧星，一言窮理
，參差沃若，兩字窮形”，清楚地說明了語言文字是可以窮理窮形的。……從言盡意觀點出發(fā)，必然認為文學藝術的內容與形式的統(tǒng)一。19
劉勰顯然也是十分重視語言形式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作用的，這也與南朝文學本體觀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觀點的來源仍然是玄學的言能盡意論。
再次，詩、賦、駢文的語言形式技巧主要圍繞“駢偶”的修辭手段展開。聯(lián)語在楚辭體中即已形成，但正式從形式技巧理論的角度提出這一概念則是在南朝。沈約論詩賦格律的安排技巧說：“一簡
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0“一簡之內”“兩句之中”即指聯(lián)而言。又說：“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
……”21“十字之文”，則是五言詩的
“聯(lián)”。一聯(lián)中子句的語詞單位及組合方式十分靈活，富于彈性。
除此之外，詩、賦、駢文創(chuàng)作中以修辭為造句中心。句中語序比較靈活，其詞序隨表達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強調節(jié)奏，追求語言本身的音樂性，以誦讀是否上口為準23。這樣在表達效果的統(tǒng)帥下
，形成豐富多彩的句型模式。
因為更多地來自于創(chuàng)作實踐，所以南朝形式主義文學語言觀帶有濃厚經驗性和實踐色彩，常常體現(xiàn)在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筆法、格律、詞藻等具體規(guī)范的表述當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學那樣
將文學語言技巧上升到哲學的層面，從世界觀的高度概括語言的審美本質。但這只是中國形式美學自身的特點所在。
三形式美學傾向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實踐
以上簡單說明了南朝士人對于文學語言形式的探索，這是文學創(chuàng)作凸現(xiàn)形式的主要基點。詩、賦、駢文等的語體模式的建構，實際上就是漢語詩性表現(xiàn)潛質的逐步澄清。前人認為，形式主義的弊病
是大多數(shù)作品“內容的空泛病態(tài)”和“形式的堆砌浮腫”24，這是對的，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幾乎全力用來努力于裁對隸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創(chuàng)作上
，尤其是在藝術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
如果分析形式主義思潮造成的詩、賦及駢文在整體上的藝術創(chuàng)新和境界的提升，就會發(fā)現(xiàn)它也不是一無是處。南朝詩歌是近體詩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尤其是齊梁詩歌的格律化、駢偶化等形式美
學特征為近體詩之奠基。這方面已有論著專門探討26，茲不辭費。此處擬以賦為例說明在形式主義文學思潮在形式的創(chuàng)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實績。
《文心雕龍?詮賦》對賦的文體風格進行了理論概括：“物以情觀，故辭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敝鲝堎x
要睹物興情，語言形式要“巧麗”。其實到劉勰的時代，賦的抒情化，與言辭形式的“巧麗”傾向已很明顯。可視為對理論探索的回應。具體說，就是賦的駢偶化、律化和詩化現(xiàn)象。關于前兩種傾向，
前人有明確的表述。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云：“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于一代。辭愈上則情愈短而味愈淺……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
八病起，而俳體又入于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lián)，以為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為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賦至南朝而辭愈工，是正確的，而就此認為一定是“辭愈工則情愈短”，卻
不盡然。南朝的一些賦在狀物抒情方面的細膩、深切程度明顯超過漢魏，而且在體制形式上的變革也完全不同于漢魏，日趨精致與新奇。前人不能擺脫載道宗經、諷諫美刺的文學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評
價南朝文學時，對其有所指責是可以理解的。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賦》云：“夫俳賦尚辭，而失于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趣，不可以言則已”?！度簳鴤淇?賦》也說南朝賦“比偶為工，新聲競爽，
詞賦之漫衍，陸、謝、江、鮑之波漸也”。這時賦的創(chuàng)作在用典、句法、聲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漸波及到賦的字句錘煉，謀篇布局。清王芑孫《讀賦卮言?謀篇》云：“賦最重發(fā)端。漢魏晉三朝，
意思樸略，頗同軌轍，齊梁間始有標新立異者?！背掏㈧瘛厄}賦論》指出南朝賦的精于煉字說：“宋齊以下，義取其纖，詞尚其巧，奏新聲于士女雜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場?！边@些近乎反面的
評價，恰恰說明南朝賦在語言形式方面的竭盡才力和勇于創(chuàng)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yè)。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裰破?，參古定法?！?7正是在這種變通的形式主義思潮的推動下，南朝賦的文學境界與藝術感染力也較漢魏時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
的抒情小賦大多具有“詩化”的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營造28，這都是形式主義傾向的必然產物。
在審美標準多元化的今天，文學研究也應適應時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視角。載道宗經不再是今天文學研究者必須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評標準。因此對南朝文學的形式主義傾向，應給予重新評
價。形式主義美學家英國的克萊夫?貝爾認為：“‘有意味的形式''''是藝術品的根本性質”?！皩冃问降挠^賞使我們產生了一種如癡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脫了與生活有關的一切觀念……可以
假設說，使我們產生審美的感情是由創(chuàng)造形式的藝術家通過我們觀賞的形式傳導給我們的”29。形式是審美活動的起始點，形式本身就是審美對象。當我們面對南朝詩、賦及駢文等文學作品時，首
先打動我們的正是那雕繪滿眼、音韻流利的純形式的美。形式主義美學只強調“有意味的形式”，雖然有其片面性30，但對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視藝術形式的創(chuàng)新、藝術本體的方面具有啟示作用。
文學作品的形式，是一種寄寓著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態(tài)。古羅馬美學家普羅提諾認為，石塊與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藝術家賦予了石頭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藝術家的
創(chuàng)造和生氣，本身就是美的顯現(xiàn)31。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說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對當時文士來說，因
為生活體驗的相對貧弱，若從內容方面追求“新變”，不啻登天之難。因此他們把注意力和才力傾注于形式創(chuàng)新這相對易于達成的一途，實際上帶有一定的必然性。就這一點來說，此時文士努力追
求的，實際上是一個可以等同于“文學”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這種形式的文學，在當時達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說明了文學一旦擺脫了束縛之后散發(fā)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學對文體探索的影響
南朝的文學的形式美傾向的重要價值，還表現(xiàn)為對文體研究的影響。當時大多數(shù)重要文人都參與文體問題討論，更加細致地辨別和探索文學文體的實質問題。這種風氣的形成，除了文體自身日趨豐
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經翻譯對譯經語言形式和譯經文體的理論對文人論文的影響也不可低估。
首先，文體分類方面較前有了很大的進步。以代表性的著作來看，《文選》的分文體為三十七類，是在總結前人文體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jù)時代的要求提出來的32?！段男牡颀垺穭t將文體分為三
十五種，各種之下，子類繁多，共論及文體七十八類之多，分析十分細致33。比起此前《獨斷》、《典論?論文》、《文賦》等文體分類理論，要完備得多。這與當時文學文體與應用文體的發(fā)展狀況是相
適應的。
其次，對各種文體的特征、演變的研究更加深入?！段男牡颀垺肺迨?，其中文體論部分占二十篇，詳論文體三十三種。以其論證之詳盡、之賅備而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可謂我國古代文體論
發(fā)展的高峰。更為重要的是，此時還出現(xiàn)了專論某一文體的文體論專書（如《詩品》的專論詩歌即是）和專論某種文體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特征的專論（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等）。從研究的視角來
看，既有對文體問題的共時性研究，以明確不同文體之間的異同；也有對同一文體的歷時性研究，探索文體演變中關鍵性因素與社會文化的互動規(guī)律。這些論著在論文體方面都已涉及到現(xiàn)代文體學的許
多核心內容，表現(xiàn)得具有相當?shù)目茖W性。
再次，對文學文體的語體風格的描述更清晰，對其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總結更系統(tǒng)。當時文學文體主要有詩、賦及其它各體文章。對詩、賦、駢文文體語言形式特征的探討，主要集中在語言形式的“文”“
質”構成方面。王運熙先生指出：文與質在中國中古時期是一對重要的文學概念，絕大多數(shù)場合指作品語言的文華與質樸和以此為基礎的作品整體風貌。南朝劉勰、鐘嶸均主張作品應以文質兼?zhèn)錇槔硐?/p>
標準，其具體化則是文采與明朗剛健的風骨相結合。蕭統(tǒng)、蕭綱、蕭繹等人雖更重視文采，主張“詩賦欲麗”，但均以文質彬彬為批評標準34。詩賦欲麗之說，發(fā)端于曹丕，到南朝時有了更為豐富的內
涵，成為各代文學批評語境中的主流話語35。西晉以來形成的譯經文體理論探索至南朝時期走向成熟，普遍為僧眾及文士認可，佛經傳譯對譯經文體的討論也主要集中在文質問題上。如鳩摩羅什談譯經
即云“兩釋異音，交辯文質”36。慧皎評安世高所譯文體“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而不倦焉”37?；圻h論譯經文體亦云：“靜尋由來，以求其體，則知圣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應
質，則疑者眾；以質應文，則悅者寡……令文質有體，義無所越?！?8這些關于文質問題的深層次討論，影響到文壇上不同流派對詩歌語言形式及表現(xiàn)藝術的討論39。南朝梁代文壇即有趨新、守舊與折
衷之別40。其差異也表現(xiàn)在他們對于魏晉以來形成的詩歌的“麗”的文體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質問題的看法。趨新派以蕭綱、蕭繹、徐陵、庾信等為代表，追求形式華美，講究聲律、對偶，注意
篇章結構，喜歡擺脫常規(guī)，自出“新意”。守舊派以蕭衍、裴子野、劉之遴等為代表，主張詩歌創(chuàng)作要熔鑄經典語言，追求典雅壯麗的風格。折衷派則以劉勰為代表，主張應“資故實”、“酌新聲”，
“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括乎雅俗之際”（《文心雕龍?通變》），擷取兩派之長，避免其短，寫出既“典”且“華”的作品。
“麗”本是主要偏重詩賦形式的，根據(jù)當時文人的表述來看，它具體指“文翰”、“文采”、“采藻”、“聲”、“體裁”等語言形式的特征。如劉勰說“宋代逸才，辭翰林萃”（《文心雕龍?才略
》），特指文采；沈約說“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飆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宋書?謝靈運傳論》），特指語體和聲韻；蕭子顯則云“顏、謝并起，乃各擅奇；休、鮑后出，咸亦標世。朱藍
共妍，不相祖述”（《齊書?文學傳論》），則指詞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雜體詩序》、裴子野的《雕蟲論》等都細致地討論了詩歌文體或語言形式方面的問題。
除此之外，形式主義思潮對文體的關注還體現(xiàn)在新文體的創(chuàng)造方面。以詩歌為例，南朝文士普遍認為“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對詩歌表現(xiàn)藝術的努力探索，在詩體上不斷創(chuàng)新：從個
體風格方面說，有所謂“何遜體”、“吳均體”等；從語言形式方面，有所謂“永明體”、“宮體”，可謂新體疊出。這方面前人所論甚為詳贍，茲不贅述。
由上所述之文體分類、文學文體特征研究以及文體風格描述的細化趨勢來看，形式主義美學傾向所引發(fā)的文體探索在深度和廣度上，無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評范疇的建立南朝文學的形式主義
美學傾向的影響，還表現(xiàn)為這一時期文學批評方面形式批評范疇的建立。換言之，就是文學批評實踐和理論從基本方法和范疇的建構方面，在不割裂形式與社會文化內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現(xiàn)出對文學語
言形式的重視。和西方形式主義批評過分倚重文學作品語言結構的靜態(tài)、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現(xiàn)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整體觀。
首先，建立了釋名彰義，原始表末，敷理舉統(tǒng)，考鏡源流的文體研究模式。在東漢以來文體大備的情況下，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和李充的《翰林論》在分別文章體制風格的基礎上探討各體
文章源流。南朝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龍》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動機是不滿于當時“文體解散”，“離本彌甚，將遂訛濫”的局面，想彌補論文體“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
”的缺陷。從《明詩》到《書記》二十篇，通過對文體及作家的分析綜合對相關文體的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進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僅如此，其批評標準主要也是在結合時代背景的前提下，側重于形
式與結構。其批評方法則是《別錄》及《漢書?藝文志》以來形成的“考鏡源流”的方法43。鐘嶸《詩品》的著述動機，也主要是不滿于魏晉以來論文“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yōu)劣”的情況，而要品第古今
詩人的高下及其詩體風格的源流。鐘氏所用的批評方法，主要有比較批評法、歷史批評法、摘句法、本事批評法、知人論世批評法、形象喻示批評法等44。而其批評的標準，也是在重視詩歌內容的前提
下，強調其形式及藝術表現(xiàn)手法?！对娖贰菲返谠娂遥嘤谩绑w”、“文體”、“辭”、“語”、“辭采”等范疇，就是最好的說明。這就具有相當?shù)目茖W性和現(xiàn)代意味。
其次，形成了以句法為核心的文體批評標準。以《文心雕龍》為例，如《明詩篇》云：
故鋪觀列代……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劣谌s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fā)，則明于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lián)句共韻，則柏梁余制。巨細或殊，情理同致。
劉勰立足當時系統(tǒng)總結了此前以詩歌的句式特點為準討論詩體的理論，并用之于批評實踐，表現(xiàn)出重視詩歌語言的形式批評理念?！稑犯氛撘魳泛透柙~的配合，指出增損歌詞、確定句法對于樂
府詩的意義，認為樂府“聲來被辭，辭繁難節(jié)”，歌辭形式因素很重要45?！对徺x篇》探討賦的源流也十分重視賦的語言形式和結構因素。這種代表著一代風氣的形式主義，在其創(chuàng)作論和批評論中表現(xiàn)
得更為突出，如《情采篇》論述文學作品構成說：“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睆摹拔摹钡谋玖x來看，“情文”、“形文”和“聲文
”均側重于語言形式的概念46。
此外，《熔裁》、《聲律》、《章句》、《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煉字》等篇，還詳細論述了文學創(chuàng)作中形式和結構的問題，包括語詞搭配、句法結構、調聲制韻、隸事用典
結構剪裁等多方面。構建了從總結語言運用出發(fā)揭示文學創(chuàng)作常法的頗具現(xiàn)代特點的理論模式。亦以文學的語言形式和結構，即所謂形文、聲文和情文為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出發(fā)點。
再次，樹立了以語言形式為標準的文學與非文學的觀念。中國古代文學與非文學的存在著交叉現(xiàn)象，僅憑內容很難劃分其界限。貫穿整個中古時期的“文”、“筆”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語言的有韻
與否47。這個主要從語言形式為出發(fā)點探討文學與非文學界限的嘗試，既照顧到古代文學的實際，解決了文體劃分的難題，同時也表現(xiàn)出形式為先的文學思想，體現(xiàn)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民族特色。
總之，形式是一切認知和審美活動的起始點，一定的內容總是會外在地表現(xiàn)為特定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作品的語言形式、結構就是文學作品的本體顯現(xiàn)。從這一角度看，南朝文學批評思
想中有意凸現(xiàn)形式的傾向是具有科學性的。
東晉南朝時期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的實質是思想、哲學的劇變所引發(fā)的對于語言功能的自覺意識，其具體表現(xiàn)是詩、賦、文的駢偶化、律化傾向；形式主義思潮的結果是文學的語言質素被充分地呈
現(xiàn)，本體得到確立。借用俄國形式主義的代表人物羅曼?雅格布遜的話說：“形式主義”“這種說法造成一種不變的、完美的教條的錯覺，這個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標簽，是那些對分析語言的詩歌功能
進行詆毀的人提出來的。”48南朝形式主義文學思想是有其自身價值的，不應否定或漠視它。
注釋：
①形式主義（formalism）這個概念，是由瑞士語言哲學家索緒爾首先提出的，受其語言哲學的影響，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在俄國形成形式主義美學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遜等人認為“文學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與語言結構，他們致力于論證這個“文學性”，以作為評價文學的標準。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迅速傳到歐洲各國，出現(xiàn)了布拉格學派、結構主義等重要的美學和批
評流派。這一流派的主張雖有偏頗，但對于文學本體論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意義。中國文學研究中的“形式主義”特指創(chuàng)作中過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義傾向，與西方文藝理論中的“形式主義”略
有不問。
②就筆者所見，一般的文學史著作和相關論著對此大都一筆帶過或避而不談。袁濟喜從美學角度出發(fā)提出形式美的論點，并且對其價值有明確的評價。見袁著《六朝美學》第九章“形式美理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頁。趙《西方形式美學——關于形式的美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國形式美學與‘道''''”對中國形式美學的理論形態(tài)作了簡要概括。但
因論題所限，對于南朝形式美學的成因、具體內容、重要影響等尚未作專門研究。
③參湯用彤《讀人物志》，《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遠——公元三世紀的思想轉變》，《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貝。
⑤轉引自涂紀亮《現(xiàn)代西方語言哲學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頁。
⑥湯用彤認為玄學的發(fā)展可以粗略分為四期：“（一）正始時期，在理論上多以《周易》、《老子》為根據(jù)，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時期，在思想上多受《莊子》學的影響，‘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時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時期‘溫和派''''的態(tài)度，而有‘新莊學''''，以向秀、郭象為代表。（四）東晉時期，亦可稱‘佛學時期''''?！币姟稖猛畬W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304頁。
⑦如《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晉陽秋》說：“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⑧參方立天《梁武帝蕭衍與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陳允吉《古典文學佛教溯緣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
11參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翻譯文學與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頁；陳寅恪《四聲三問》，收《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經?本事品》說：“善知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文辭、章句?！饼垬洹洞笾嵌日摗吩疲骸笆侨舨_蜜因語言文字章句可得其義，是故佛以般若經卷殷勤囑累阿難……語言能持義如是，
若失語言，則義不可得?！?/p>
13見《般若無知論》，《肇論吳中集解》。
14《與隱士劉遺民等書》，《廣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見《出三藏記集》卷一。
16見《南齊書》本傳，引文據(jù)中華書局點校本卷四十一“?？庇洝币S侃校記。此段文字的解釋參郁沅、張明高之說。見所編《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張融條之“附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頁。
17張融《門律自序》，見《南齊書?張融傳》，引文據(jù)中華書局點校本。
18《南齊書?張融傳》引張融語。
19見王元化《文心雕龍講疏》附錄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引文據(jù)中華書局標點本。21沈約《答陸厥書》，見《南齊書?陸厥傳》。
22郭紹虞《駢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語言文字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頁。
23參啟功《漢語現(xiàn)象論叢》，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52頁。
2425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詳參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龍?通變?贊》。
28參拙文《南朝賦的詩化傾向的文體學思考》，刊《文學評論》2001年第5期。
29貝爾《藝術》，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頁。30參朱立元、張德興《西方美學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頁。
31普羅提諾《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節(jié)，見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頁。
32穆克宏《蕭統(tǒng)〈文選〉三題》，《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羅宗強《劉勰文體論識微》，刊《文心雕龍學刊》第6輯。
34參王運熙《文質論與中國中古文學批評》，刊《文學遺產》2002年第5期。
35參張方《說麗》，見其《中國詩學的基本觀念》，東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頁。36僧?！洞笃方浶颉罚冻鋈赜浖肪戆?。
37梁釋慧皎《高僧傳》卷一，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論鈔序》，《出三藏記集》卷十。
39蔣述卓指出佛經翻譯于東晉劉宋為盛，對于譯經文體的討論也有偏于質（直譯）、偏于文（意譯）、折中（文質相兼）三派之別，梁代文論三派與此有關。見其《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頁。
40周勛初《梁代文論三派述要》，載《中華文史論從》第5輯，中華書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張德興《西方美學通史?二十世紀美學》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龍》之外，劉宋傅亮的《續(xù)文章志》、邱淵之的《文章錄》、顏峻的《詩例錄》、沈約的《宋世文章志》與《文苑》、任《文章始》、張率《文衡》、姚察的《續(xù)文章志》等，均以選
文錄詩、以立范式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對文學語言形式的重視。43傅剛曾以“始”、“源”、“本”為關鍵詞，對《文心雕龍》中使用“考鏡源流”的方法探討文體的實踐進行總結，得14例，
說明“考鏡源流”是劉勰論文體的主要方法。參傅著《〈昭明文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頁。
44參曹旭《詩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頁。張伯偉《鐘嶸詩品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鐘氏批評方法為：品第高下、推尋源流、較量同異、博喻意象
、知人論世、尋章摘句六種。其中對推尋源流的方法及其對后世詩文批評的影響論述尤詳。
45參楊明師《釋〈文心雕龍?樂府〉中的幾個問題——兼談劉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學遺產》2000年第2期。
46參張法令《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第七章“文與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審美對象結構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