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14 16:31:55
序論：在您撰寫古代文學成就時，參考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法；漢語言文學
0前言
中國古代文學是高校中文系的一門必修、基礎課程，中國古代文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最具魅力的一個組成部分，以古代文學發(fā)展的歷史、文學體裁的演變、歷代作家作品、文學流派、文學現(xiàn)象等關系作為學習對象，培養(yǎng)學生的古文功底和對文學作品的鑒賞能力。近年來興起的“國學熱”雖然使中國古代文學課程重新煥發(fā)了活力，但是中國古代文學這個專業(yè)仍然是個冷門專業(yè)，被打上了“不好就業(yè)”“脫離生活”的標簽，使得學生不太愿意靜下心來認真地學習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同時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上也存在著很多的不足，教師往往采取灌輸式教學法，學生在課堂上的參與度不夠，學習的積極性也不高。為適應當今社會的迅速發(fā)展，需要認真地思考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方式，本文就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方法進行探討。
1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重要性
當今高校設置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一方面是因為該課程承擔了弘揚中國古代文化，將古代文化藝術與現(xiàn)代文化、經濟發(fā)展相結合的使命，另一方面該課程在當今為培養(yǎng)學生的人文理念，關注由古至今的文化、經濟發(fā)展提供了途徑，進而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從歷史發(fā)展軌跡來看，中國古代文學的發(fā)展過程，與中國的歷史、文化緊密相連，顯示出民族性、傳承性、時代性的特征。漢民族文學是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主要研究對象，同時兼容地研究了其他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從內容上來看，中國古代的文化作品呈現(xiàn)著創(chuàng)作和理論上的不斷發(fā)展、豐富，日臻完善，每種題材都有其特有的演進歷程，顯示出以中國古代文字為載體的中國古代文學的豐富內涵。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沒有像經濟學一樣提供了明確的一套理論，也不具備會計一樣的記賬準則，它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影響著每個人，塑造著每個人的精神世界，它傳承著我們古代先賢優(yōu)秀的思想，在快節(jié)奏的現(xiàn)代生活中給每個人提供一絲久遠但又格外珍貴的啟發(fā)。而大多進入高校的學生對此門課程總有“是否有用”的疑問，整個教學改革應引導學生理解該門課程的深遠意義，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該課程原本就是“無用之學”，然而“無用之學”有“大用”，通過對這門課的學習，通過對歷史上的眾多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的解讀，讓學生自己去感悟其中的人文情懷，進而內化為自己的優(yōu)秀品質，指導自己的人生方向。
2發(fā)揮教師在教學中的關鍵作用
雖說興趣是最好的教師，但在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學還了解甚少的時候，教師仍需發(fā)揮重要的作用。作為學生學習該課程的引導者，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是教學的第一要務，在教學過程中提高學生對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是基本要求，提高學生對所學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背景的理解程度，以開闊的視野從古代文學這門課程中有所明悟是本課程的最終目的。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有系統(tǒng)而深入的思考，對各專業(yè)學生因材施教，形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讓學生積極參與到課堂中去，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教師可以充分利用現(xiàn)代的高科技進行教學，例如利用現(xiàn)代多媒體教育技術，結合動畫、音樂等方式進行教學，也可以以專題的形式進行教學，讓學生自己組織專題并就專題內容查找資料，各式各樣有趣的專題在學校內的宣傳也為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增添魅力，既讓課堂中的學生有成就感，也帶動整個高校學生對古代文學產生熱愛之情。
3具體的教學方法
作為商洛學院語言文化傳播學院中文系一名多年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教師，在認真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概括出以下幾種教學方法：
3.1引導式教學法
引導式教學法發(fā)揮了教師的關鍵作用，教師要在教學中根據(jù)教育部的教學任務和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特點，還要結合學生的特點來進行教學。最大限度地引導學生自主獨立地進行學習，可以多給學生提問的機會，或者是給學生留下針對所講內容或下次課內容的課后作業(yè)?？梢圆捎谜n前提問的方式進行教學，每次課開始的時候，學生都要對教師即將講授的內容提出自己的疑問，然后教師就學生所提的問題進行講解，這樣可以讓學生先行自學課本。引導式教學法可以激發(fā)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和積極性，可以提高課程教學效率。
3.2情境教學法
情境教學法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根據(jù)教學內容設定一個有人物、事件的場景，可以選擇再現(xiàn)古代文學中所描述的場景，也可以根據(jù)古代文學所描述的場景，然后結合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狀況來創(chuàng)造新的場景，讓學生自由選擇場景的人物和事件，這樣可以幫助學生理解古代文學課程所講的內容，有種身臨其境的感受，提高學生對古代文學課程的興趣。同時也可以提高學生對古代文學課程的參與度和積極性。情景教學法可以讓古代文學課程中的情景再現(xiàn)，提高了這門課程的教學成效。
3.3演講辯論法
演講和辯論都可以增加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理解度。演講就是對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中的某種觀點或方法發(fā)表自己的見解，這樣不僅可以鍛煉學生的語言組織能力和口頭表達能力，也可以幫助學生掌握演講的技巧并鍛煉學生人前演講的勇氣。所謂辯論法，即就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中的某個問題分為正反兩種觀點，然后將學生分為正反兩組，圍繞這一觀點進行一場辯論賽。這樣學生需要翻閱大量的資料，認真準備，并對問題進行深層次的剖析，大家相互討論相互學習，例如就可以對《三字經》中“人之初，性本善”進行辯論，分為“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本無性”兩個觀點進行辯論。演講辯論法可以很好地拓展學生的思維，提高教學效率。
3.4研究性教學法
所謂研究性教學法，即教師將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中的有關內容集合起來形成專題，以專題的形式進行教學。教師通過專題可以引導學生獨立查閱相關知識，研究現(xiàn)階段其他學者專家的研究成果，掌握現(xiàn)階段該問題的進展，同時也可以集合所有學生的見解，進行專題討論。這種研究性教學法可以擴大學生的知識面，也可以加深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與認識。
3.5分類教學法
中國上下五千年，歷史源遠流長，形成了很多具有時代特點的文學作品。每個時代都有其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每個時代文學作品的特點也不盡相同，要深入了解這些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特點的文學作品，需要結合不同的時代特征，這就需要教師根據(jù)不同時代的文學作品進行分類教學。還有另外一種分類教學方式，即按照高校學生的年級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教學方式，因為每個年級學生的文學功底、知識面都不同，按分類教學法來進行教學可以提高教學效率。
4總結
教材是用于向學生傳授知識、技能和思想的材料，是教師教學的依據(jù)，同時也是學生學習的依據(jù)。教材的呈現(xiàn)方式對教師的教學方式有著內在的規(guī)定性，往往決定著教師的執(zhí)教方式，決定學生的學習方式，因而有著非常重要的導向作用。對于民族高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yè)來講，由于生源地域文化與基礎知識背景的不同，不光要選擇適合學生知識結構的基礎教材，同時更需要編訂具有民族文化特點的針對性、實用性的教材。錢穆說:“一民族文字文學之成績，每與其民族之文化造詣，如影隨形，不啻一體之兩面?！撝袊褡鍌鹘y(tǒng)文化之獨特與優(yōu)美，莫如以中國民族之文字與文學為之證?！保?］強調了文學對于民族文化的重要承載作用。盡管目前已有的各類版本的《中國文學史》逐步將文化與歷史滲透到文學發(fā)展的歷程當中，但對于反映民族習俗、民族文化、民族歷史的文學現(xiàn)象并沒有明確而又形象的突顯。事實上，不同時代、時期的文學史都留下了深深的民族印跡。如古代神話中黃帝與蚩尤之間戰(zhàn)爭的記述，正是中國民族文化起始;《詩經•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這五篇詩史記述了各民族的發(fā)展歷史;屈原的《離騷》帶有濃厚的古代南方的歷史文化與地域風情;中國各民族自古代就有演唱民歌的習俗，漢代的樂府民歌中濃厚的生活氣息均來自于民間，并將南北的地域文化與民族習俗融合在一起，從而透顯出真率誠摯的情感;唐代的邊塞詩展現(xiàn)了雄奇壯闊的邊塞風光，以及由民族戰(zhàn)爭而激發(fā)出來的民族精神，從而將少數(shù)民族與中原王朝的交融得以客觀真實的展現(xiàn);宋代更是一個多民族交融的時代，在宋王朝統(tǒng)治的329年的歷史過程中，其始終與西夏、遼、金、蒙古相對峙，并最終被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所取代，宋代的詩詞、散文均對此時期的民族關系進行了詳盡的記述;元朝建立以后，實現(xiàn)了空前的大統(tǒng)一，內地和邊疆各民族之間多方面的聯(lián)系進一步加強，促進了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發(fā)展，民族文學在此期也呈現(xiàn)繁榮的景象，產生了許多少數(shù)民族散曲家、詩人和詞人，薩都剌、馬九皋、貫云石就是其中的代表;明清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束期，民族關系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共同奉行“文化多元”的民族政策，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融合，回族文人李贄、滿漢文化交融的結晶———《紅樓夢》，都是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杰出產物。由上可見，民族之間的交流融合是增強文學時代感的重要因素，文學史的演進正是伴隨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與成熟過程;從作家的個性風貌與時代、民族風貌之間的關系來看，時代與民族風貌的共性是寓于作家風格的個性之中的。正如有學者說的那樣:“文學的民族特點與作家創(chuàng)作個性之間的關系是整體與部分、共性與個性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離開整個民族特點、民族風格來評論作家作品，作家風格就成為一些孤立的、零星的文學現(xiàn)象，無助于說明它植根于民族生活土壤，受到民族心理習慣和文學傳統(tǒng)制約的本質特征。每一個時代的文人的個性中都滲透著一定的民族意識和民族心理，最終必然會折射到文學創(chuàng)作中。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王昌齡、李賀、李商隱、范仲淹、歐陽修、蘇軾、辛棄疾、陸游、文天祥、曹雪芹、羅貫中這些耳熟能詳?shù)慕浀渥骷?，他們的?chuàng)作無不是時代民族風貌的展現(xiàn)，民族地理、民族心理、民族觀念、民族文化、民族經濟的特點均能在歷代作家的作品中找到連貫性的印記?？傊诮y(tǒng)一的多民族并存的社會形態(tài)中，文學創(chuàng)作與民族關系始終處在一種互動關系中。正是由于民族間的交往，文學反映的內容范疇擴大了，文學的地域民族特征加強了，風格更加多樣化了，情感類型也更為豐富了，文學自身為了適應民族融合的需要而不斷創(chuàng)建新的表現(xiàn)領域與表達方式的要求。由于各種客觀和主觀的原因，民族高校也和其他綜合性院校一樣選用“權威”教材(現(xiàn)在比較通用的是袁行霈的《中國文學史》)，然而這些教材卻不適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學生的文化和知識水平。為了能夠更加有針對性地指導學生學習，應該編寫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學生實際情況的、適合多民族學生多元文化背景的中國文學史教材，從而讓民族文學回到課堂中，使學生樹立多民族的文化觀與文學觀，以此去認識中國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并擔負起弘揚和傳承民族精神的重任。
二、加強記憶理解，重視學生基本功的培養(yǎng)
目前，包括中央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大學、北方民族大學等民族高校已經實現(xiàn)了面向全國各個省市、各個民族的招生，由于地域經濟文化發(fā)展的不平衡，學生的知識基礎與能力也隨之呈現(xiàn)出不同的差異性，尤其是來自于山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學生的漢語基礎也存在一些問題?；谝陨弦蛩兀Z言基礎是民族院校學生的必備工具。如果漢語言的基礎不足，學習各類專業(yè)知識將必然會面臨許多困難，肯定會影響到他們的專業(yè)學習和研究。而古代文學又是一門融語言、文化、歷史、審美于一體的綜合性學科，如若沒有良好的語言與文學功底，那么由文學現(xiàn)象而延伸出來的文化內涵就更是無從談起。因此對于民族高校的古代文學專業(yè)而言，必須在全面講解本課程基本內容的基礎上，能夠突出重點、難點，狠抓學生的基本功(例如背誦作品、字詞句講解、古文翻譯等)訓練，從而打下牢固的專業(yè)基礎。在解決字、詞、意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學生對古代文學文獻的閱讀和理解能力。以詩、詞為主的韻文文體是古代文學的重要講解內容，古代詩人常用雙聲、疊韻、疊字、比喻、對偶等修辭方法，以及煉句、煉字、構造意境等藝術手段，以此增強詩詞的藝術感染力。因此，對于生僻字句、篇章格式、聲韻句律的掌握是學生學習詩詞內涵的基本途徑。清人吳喬在其《圍爐詩話》卷四中云:“讀詩與作詩，用心各別。讀詩心須細密，察作者用意如何，布局如何，措辭如何。如織者機梭，一絲不紊，而后有得于古人。只取好句，無益也。作詩須將古今人詩一帚掃卻，空曠其心，于茫然中忽得一意而后成篇，定有可觀。”這其中涉及到了創(chuàng)作與閱讀之間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每一部作品的產生都有創(chuàng)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旨，但作品一旦產生，最終的解讀權利就交給了讀者，讀者也就占據(jù)了解讀過程的主導地位。如若把握創(chuàng)作者的真實意圖，以及作品本身所折射出的審美特性，就必須“察作者用意如何，布局如何，措辭如何”，其中“措辭”無疑是理解作者“布局”、“用意”的基礎，同時也是避免讀者誤讀甚至曲解作者創(chuàng)作思想的基本要義。詩詞作品是作者感情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而語言則恰恰是情感表現(xiàn)的最重要載體，詩詞語言不僅精練含蓄，富有形象性和暗示性，而且講究音韻、節(jié)奏，詩人的情感氣質和詩歌的意境韻味都是通過特定的語言表達出來的。正因如此，反復的吟詠、誦讀也就成為我們解讀詩詞的的重要途徑之一。然后再聯(lián)系作者當時的創(chuàng)作情境，體驗作品的審美意境，通過潛心體驗將作者的藝術創(chuàng)造力內化為自己的審美修養(yǎng)，最終獲得超越字句音律之上的美感體驗和情感共鳴。在此基礎之上，加強學生對所理解作品的記憶背誦，增加知識儲備，以此培養(yǎng)他們深厚扎實的文學功底，從而實現(xiàn)從誦讀—理解—記憶—運用的有效的學習過程。因此說，對于民族高校的古代文學教學來講，應采取由夯實基礎到能力培養(yǎng)這樣一個循序漸進的教學方式，這是符合民族高校自身實際情況的。
三、重視人格培養(yǎng)，發(fā)揮古代文學的人文精神
近年來，受市場經濟全球化、高科技的快速發(fā)展，以及大眾娛樂消費文化急劇膨脹等外部環(huán)境的影響，包括哲學、歷史、文學等在內的人文學科受到嚴重沖擊，漸次退出社會需求的主流地位，甚至出現(xiàn)邊緣化的危機。與此同時，經濟大潮、文化危機也給當代大學生帶來了價值迷茫、精神空虛、心靈浮躁等現(xiàn)實問題，民族高校的學生同樣面臨著這樣的困惑。作為蘊涵豐富精神內涵與情感體驗的古代文學，應該充分發(fā)揮其美育與德育作用，將文化感知、情感體驗、境界提升等人文精神融貫到文學史的講解過程中，從而在精神層面起到現(xiàn)實的引導作用。這既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從內部激發(fā)古代文學學科活力的有效途徑。古代文學作品中所蘊含的歷史思考、心靈感悟、價值思索、人生智慧等精神理念對當代的大學生有著現(xiàn)實的教育、啟發(fā)和借鑒意義。所謂文學即人學。在以歷史背景為依托的前提下，古代文學作品最終向后人展現(xiàn)的是文人的價值取向、心靈歷程、人生追求等內心情感世界。盡管古今時境不同，但對于生存價值與人生意義的追尋卻是人類共同的精神皈依。文人們創(chuàng)作品味的界定往往取決于他們的價值觀念，人生態(tài)度、思想境界，并由此呈現(xiàn)出光耀千古的個性風采。為理想而殉身的屈原為我們留下了“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堅定信念;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以他淡定平和的心態(tài)，在與自然界相親相合之中構建了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狂放中不失天真的的李白在經歷了理想與現(xiàn)實的打擊后，依然高唱“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去還復來”的豪邁之音;被封建社會遺棄的落拓詞人柳永，毅然以“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的人生宣言昭示后人，其理路與現(xiàn)代人“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的說法如出一轍;歷經人生坎坷險些失去生命的一代文豪蘇軾，在面臨人生坎坷挫折與困境時，永遠都保持著一顆平常心態(tài)，直面人生的風風雨雨。被貶嶺南，他卻高吟“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歷經自然界的生死榮枯，他并沒有象大多數(shù)文士那樣流露傷春悲秋的感傷情懷，而是以“花退殘紅青杏小”、“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的生命力量取代了毫無意義的無聲嘆息;當和親人長時間離別不能相見時，蘇軾卻能夠超越一己之感傷，而上升到對人類普遍情感的哲理性思考，從而以“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美好祝愿消解了后人內心中的離別感傷。應該說蘇軾以其隨緣自適、超然物外、曠達樂觀的人格精神戰(zhàn)勝了人生中的挫折與困境，而這正是感發(fā)后人的生命力量所在。有鑒于此，教師在因循文學史客觀發(fā)展線索的基礎之上，對作家作品的解讀應該著重于對這種生命力量的傳達，讓學生本著與古人進行心靈對話的目的走入到作品中，在感悟生命的過程中構建自己的生存智慧，在今天這個日新月異、壓力巨大的現(xiàn)代社會中，民族高校的的大學生和其他綜合性高校的學生一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zhàn)。除了專業(yè)知識與技能的掌握外，擁有一個健康良好的心理狀態(tài)，積極樂觀的人生態(tài)度無疑是破解人生種種難題的制勝法寶。而古代文學中蘊藏的文人的精神境界與人生態(tài)度，則為大學生在氣質品格的塑造，自我人格的完善，心理素質的提升，以及人生智慧的積累等方面會起到積極有效的現(xiàn)實引導作用。
四、力求學以致用，培養(yǎng)學生的實際應用能力
在通識教育培養(yǎng)的基礎之上，創(chuàng)新意識、創(chuàng)新思維、創(chuàng)新能力是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培養(yǎng)的最終目標。在競爭力日益激烈的今天，民族高校的大學生也和其他高校的學生一樣站在同一起點上，共同接受社會的考驗。因此，具備實際的應用能力也是民族高校古代文學專業(yè)所要思考和面臨的根本問題。所謂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應用能力無外乎表現(xiàn)在聽、說、讀、寫等方面，即表達、寫作、理解、溝通等與社會要求相關的層面。當下社會對學生綜合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假如民族高校的學生缺乏漢語言的表達、理解和書寫能力，當面對社會的公平競爭和選擇時，必然會承受比別人更大更多的就業(yè)壓力。有鑒于此，古代文學在培養(yǎng)學生的審美能力、鑒賞能力、思考能力、文化素質教育等方面的同時，也應該與社會的需求緊密結合起來，做到知古通今、古為今用，從而實現(xiàn)對知識的實際運用。筆者認為古代文學的實際應運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方面:
(一)積累語言材料，提高寫作水平不論是表達還是寫作，都需要擁有豐富的語言材料，而古代詩詞散文中的一些優(yōu)美語句、經典句意都會成為學生藉以表達的豐富語匯。如表達友情時，就有“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等;表達愛情的詞句有“執(zhí)子之手，與子偕老”(《詩經•邶風•擊鼓》)、“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陣陣，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漢樂府民歌《上邪》)、“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歐陽修《玉樓春》)、“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秦觀《鵲橋仙》)等;表達親情的則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張九齡《望月懷遠》)、“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水調歌頭》)、“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孟郊《游子吟》)等等;表達時間易逝，光陰不再的詩句有“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朱熹《偶成》)、“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李商隱《登樂游園》)等等。此外，諸如“博觀而約取，后積而薄發(fā)”(蘇軾《送張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李白《長歌行》)、“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陸游《冬夜讀書示子聿》)等具有人生啟示作用的名言警句更是比比皆是。除了這些警句外，象“雨雪霏霏”、“綠肥紅瘦”、“驟雨初歇”、“山抹微云”、“金風玉露”、“煙柳畫橋”、“綠楊芳草”、“紅藕香殘”等等以寫景狀物來表達內心情感的優(yōu)美詞句俯仰皆是，不僅增加了學生的審美感受，同時也成為啟發(fā)創(chuàng)作靈感，豐富藝術表現(xiàn)力的絕佳語言材料。學生通過理解背誦，不僅可以增加文學素養(yǎng)，積累文化底蘊，而且在表達和寫作時可以信手拈來，大大提高了寫作水平和語言表達能力，因而具有積極的現(xiàn)實應運作用。
(二)引導多元問題意識，培養(yǎng)創(chuàng)新思維方式古代文學作品不僅具有感性、審美的外在藝術形式，同時也包涵著理性、邏輯化的關照方式。它體現(xiàn)著內部與外部結合、歷史與邏輯結合、宏觀與微觀結合、感悟與思辨結合的多重思維模式。所謂內部與外部體現(xiàn)在作品本身的審美內涵與其外在的現(xiàn)實意義之關系上;歷史與邏輯結合則是文學發(fā)展的歷史與客觀時代歷史的同步與錯位之關系;宏觀與微觀結合是文學整體的發(fā)展線索與斷代文學，以及個體作家作品之間的包容關系;感悟與思辨結合則是指作品的感官審美形式與理性關照之間彼此滲透的關系。學生在圍繞這幾層關系在把握文學史的內部與外部規(guī)律時，就會通過認識某一種文學現(xiàn)象的時候不斷追問為什么，如“為什么每個時代的文流不一樣”、“為什么邊塞詩會在唐代而興盛”、“為什么李白一生都在憤懣當中”、“為什么詩歌和詞體所承擔的功能不一樣”等等諸如此類上升到理性思考層面的問題。學生有了敏感的多元問題意識，并形成一種思維習慣的話，那么當他面對現(xiàn)實問題的時候，就會從多個層面進行思考，且自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高度。能夠立體化、多層面的看待問題，也就具備了創(chuàng)新思維的基礎。
五、結語
實行學分制之前,古代文學只開設了一門課程,即《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的教學內容包括“中國古代文學史”(以下簡稱文學史)和“歷代文學作品選讀”(以下簡稱“作品選讀”)兩大部分。學生手頭的教材既有《中國文學史》,又有《歷代文學作品選》。這門課的教學目的是既要讓學生掌握中國文學發(fā)生、發(fā)展的過程,了解中國文學發(fā)展演變的一般規(guī)律,熟悉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學流派、文學現(xiàn)象和文學思潮等;又要培養(yǎng)學生閱讀分析鑒賞古典文學作品的能力。但因教學內容太多(從先秦文學一直到近代文學)而課時有限(300個學時左右),在實際教學中,教師講授的主要是《中國文學史》,而《歷代文學作品選》講得很少(只有先秦文學因語言文字古奧難懂,講讀了部分作品)。實際上“作品選讀”應單獨作為一門課程,與文學史同時開課,有的高校尤其是一些本科院校就是這樣做的,但因?？茖W校學制較短學時較少,還難以將它獨立開課,一般都是把它與文學史合并為一門課程。然而僅文學史的內容要在300個左右的學時里講完,時間就比較緊張,而它又是《中國古代文學》這門專業(yè)基礎課的基礎,不能講得太簡單,更不能不講,在這種情況下,就只好把“作品選讀”舍棄一旁了。所以,教師在教學中一般只對為講授文學史的需要而不得不講的少數(shù)作品作簡要分析,而更多的作品只能留待學生課后自學,這勢必影響學生解讀文學作品能力的提高,不利于培養(yǎng)他們的文學鑒賞素質,同時也使得他們對文學史的理解僅停留在淺層深入不下去。這種“重史(文學史)輕文(文學作品)”而不利于培養(yǎng)學生的綜合素質的問題,在當時得不到解決。然而,實行學分制后,這個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在中文系最近制定的《漢語言文學教育專業(yè)教學計劃》(以下簡稱《教學計劃》)中,除了“專業(yè)必修課程”(即原來的專業(yè)主干基礎課程)之外,還增設了不少“專業(yè)選修課程”,古代文學既有必修課程《中國古代文學》,又設置了《唐詩研究》、《宋詞技法研究》、《〈紅樓夢〉與中國文化》等幾門選修課程。由于增設的“專業(yè)選修課程”擠占了大量的學時,使得“專業(yè)必修課程”的學時被大大壓縮。實行學分制之前,《中國古代文學》有300個左右的學時,現(xiàn)在一下子被銳減為216學時。本來《歷代文學作品選》就沒法安排課時去講,學時減少后就更沒時間了。新開設的選修課程都是研究性課程,也不可能大量講讀作品,而且只有很少的3門,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另外,學生學習研究性課程既需要有比較全面的文學史知識,又需要有較大的作品閱讀量和較強的作品解讀能力,所以這個依然存在的“輕文”問題,如果還不解決,也必然妨礙新開設的選修課程的教學,不利于教學質量的提高。
問題之二:怎樣合理調整文學史的教學內容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學時減少后,教師不僅沒有更多的時間去引導學生閱讀鑒賞作品,而且連講授文學史的課時也變得緊張起來,這樣就需要壓縮調整文學史的教學內容,使其既能讓教師在規(guī)定的學時里講完,又能讓學生全面系統(tǒng)而又有重點地掌握。如果不調整,教師仍然按過去的內容、步驟、節(jié)奏授課,只能是講一半丟一半,缺乏系統(tǒng)性和完整性,這必然影響學生學習的效果,降低教學質量。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文學教研室在2003級學生開課之前形成了一個初步意見,即將文學史重新分段,以便更加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課時。過去我們是把文學史分為四段,即先秦文學、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唐宋文學、元明清文學,每段用一個學期來上。很明顯,后三段每一段的內容都比第一段多,因此先秦文學單獨作為一段似乎不太合理,所占課時似乎多了。重新分段后我們把整個文學史分成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唐代文學、宋元文學、明清文學四段,還是一學期上一段,四學期上完。與以前相比最大的變化是第一段的時間跨度增大了,而第二、三、四段的時間跨度減小了。這主要是考慮到先秦兩漢是中國文學的自發(fā)時期,而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剛剛進入自覺的時代,從整體上來說,六朝之前的文學其文學性不及唐以后的文學,故分配的學時少一些,以便將更多的學時放在唐以后,將有限的學時用在更需要的地方。但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筆者發(fā)現(xiàn)這種分段方法不利于學生的學習。問題首先出在第一段,第一段從先秦至六朝,歷時太長內容豐富復雜,雖然對授課教師來說,要把原本豐富復雜的教學內容重新調整精簡再系統(tǒng)化,并在一學期內的48學時(16周每周期3學時)講完,問題也許不大,但對學生來說,要在這么短的時間里系統(tǒng)地掌握這么多的內容,卻非易事。這是因為:一方面,這一段的內容一般是放在一年級的第一學期來上,接受對象是剛剛走進大學校門的新生,他們還沒有適應大學的學習環(huán)境,還沒有完全從中學那種圍繞高考穩(wěn)扎穩(wěn)打的學習方法中轉變過來,一下子還不適應這樣快節(jié)奏的學習方式。另一方面,因受學時限制,教師在課堂上主要講文學史很少導讀作品(過去在講先秦文學時還選讀少量的作品,現(xiàn)在基本上不講),然而,不讀懂作品,學生對文學史也只能是一知半解無法深入下去,這樣,他們就需要利用足夠的課外時間來閱讀理解作品,幫助消化吸收課堂上所學的內容,但實際上留給學生消化吸收的時間太少。以《詩經》為例,實行學分制之前,我們要用十幾個課時來講這一章的內容,歷時3—4周,學生可以利用這幾周的時間慢慢消化吸收課堂上所學的內容,甚至自學一些課堂上沒有講到的東西。而現(xiàn)在這一章的內容我們僅安排了3—4個課時,留給學生的課外時間不到兩周,雖然教學內容精簡了對學生的要求降低了,但要學生在這么短的時間里掌握這一章的內容,確實有難度。當這一章的內容學生還未完全消化吸收時,教師已開始講新的內容,學生又不得不匆匆忙忙地跟著學習新的內容。所以,這兩方面的因素肯定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另外,唐之前的文學雖然其文學性不及唐之后的文學,但它是后來的中國古代文學發(fā)展的基礎,對后世文學有著深遠的影響,所以,其內容也不能講得過于簡單?？紤]到這些因素,我們臨時又把第一段的內容作了調整,改為“先秦兩漢文學”,而將“魏晉南北朝文學”納入第二段。盡管如此,學生的期末考試成績還是不理想。試題的難易程度與以往相當,考試成績卻普遍下降,03級兩個班每班都有十幾人不及格,這種情況過去從末出現(xiàn)過。所以文學史的教學分段問題,還要進一步討論,既要符合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又要便于教學操作,更要利于學生的學習。當然,要科學地精簡優(yōu)化文學史的教學內容,僅靠重新分段是不行的,還要考慮其它的對策。所以怎樣合理調整壓縮文學史的教學內容,這個問題還是沒有得到完全解決。
問題之三:如何合理設置選修課程精簡
優(yōu)化教學內容是解決專業(yè)必修課內容多而學時少這一矛盾的一個對策,但它并不能徹底地解決問題,因為那些被砍掉的內容并非不重要,它們也是古代文學知識理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應該是學生必須掌握的內容,只要有可能,我們就應該通過其它形式來補充這些內容,這種可能可以利用選修課程來實現(xiàn)。因為在“專業(yè)選修課程”中不僅可以開設一些研究性的對“專業(yè)必修課程”具有深化意義的課程,而且可以開設一些基礎性的對“專業(yè)必修課程”能形成有效補充的課程。不過,限于客觀的師資條件,《教學計劃》中與古代文學有關的選修課程并不多,只有前面提到的少數(shù)幾門研究性課程,還沒有基礎性選修課程。所以,學生在“專業(yè)必修課程”中無法學到的有些內容,在“專業(yè)選修課程”中仍然得不到補充,這樣,怎樣合理設置選修課程,使之既能對必修課程具有深化作用又能對之形成有效而全面的補充,也是古代文學課程設置所亟待解決的問題。文學史中的有些內容在必修課程中沒時間講,可以考慮開選修課予以補充,同樣,“作品選讀”在必修課程中無法開課,也可以考慮開設選修課程。另外,選修課程也要形成一個合理的結構體系,不能東設一門西設一門雜亂無章,《教學計劃》中所列的選修課程就有這樣的缺陷,比如從文體這方面來講,有兩門是詩詞方面的(《唐詩研究》、《宋詞技法研究》),一門是小說方面的(《〈紅樓夢〉與中國文化》),而其它文體如散文、戲曲卻一門也沒有,所以設置課程時也要考慮到結構的合理性,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全面而合理的課程體系。
問題之四:怎樣把課程體系的建設與師資隊伍的建設結合起來
［關鍵詞］ 城市文學；文學史；空間形態(tài)；當代意義
Abstract: The meaning in literature history of researching the Chinese ancient urban literature is re-surveying and studying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from a spatial angle of view， digging and making use of the urban literature resources fully that had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is good for rebuilding a space-time concatenate， more integrated and systematic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istory.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urban literature can also provide a wide historical sight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text for the present literature.
Key words: urban literature; literature history; spatial form; present significance
近年來，在中國古代文學地域性研究呈現(xiàn)熱潮的背景下，中國古代城市文學開始進入當代研究者的視域。城市文學屬于古代文學的特殊分支，在內涵上與鄉(xiāng)土文學、山水文學相對應而存在，具體是指以古代城市這一特定空間形態(tài)為觀照視角，以人與城市關系為樞紐，以城市的物質構成、生活狀態(tài)、文化品質、人文景觀以及城市居民為主要表現(xiàn)對象的文學，其內容圍繞凸顯城市特點這一中心向不同層面展開，具體包括勾勒城市風貌、書寫城市印象、表現(xiàn)異于鄉(xiāng)村的都市生活形態(tài)、彰顯由城市激發(fā)的物質欲望、描寫個體都市體驗、刻畫各類市民形象以及以文學的方式對城市進行文化定位與評判等等。
研究中國古代城市文學，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學史意義。
首先，古代城市文學作為一種客觀存在，是中國古代文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視并認真研究古代城市文學，才可能建構完整意義上的中國古代文學史。
文學史寫作是一項龐大的系統(tǒng)工程，文學發(fā)展歷史自身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文學史寫作必然是多樣化與系統(tǒng)性的有機統(tǒng)一。自清末黃摩西撰寫第一部《中國文學史》以來，先后有數(shù)以百計的同類著作問世，內容由簡到繁，容量由少到多。無論單本斷代史抑或多卷本通史，無不將時間（具體言之是朝代）作為寫作綱目，通行的寫法是以歷史發(fā)展的先后順序為線索，依次介紹歷朝歷代主要文學現(xiàn)象、文學思潮、重要作家及其優(yōu)秀作品?？疾鞎r代對文學的影響，作為一個重要的學術理念貫穿于各種文學史寫作始終。中國古代文學發(fā)展歷史悠久，覆蓋地域廣闊，文體繁多，內容豐富，作家隊伍浩大，成員無數(shù)，名家名著層出不窮，任何一部文學史都難以將其全部囊括，掛一漏萬勢所難免。隨著文學史研究的不斷深入，為了彌補通史寫作相對粗疏和過于簡括的不足，及時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學界前輩與時彥不斷推出各種分體文學史，如詩歌史、賦史、詞史、散曲史、散文史、小說史等。此類著作仍以時間為貫穿全部材料的線索，只不過是就某一類特定文體的歷史演進狀況作出較為詳細描繪和評價，由于筆力相對集中，對對象特征的挖掘也因此更加系統(tǒng)和深入。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視角之所以沒有發(fā)生根本性變化，主要原因在于我們民族的時間意識和歷史意識高度發(fā)達，而空間意識和宇宙意識則相對薄弱。將時間作為文學研究的唯一觀照角度，便于撰寫者們把主要精力或全部精力放在勾勒文學發(fā)展的歷史進程和把握文學的時代風貌之上，但其弊端也顯而易見，即容易忽略文學存在的空間布局及其形態(tài)，從而導致諸多研究空白長期得不到填補。
文學的價值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既可以在時間的延續(xù)中體現(xiàn)，也可以通過空間分布形態(tài)去認識。“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任務，是清理并描述中國文學演變的過程，探討其發(fā)展規(guī)律?！保?］而文學的演變包括了文學空間分布形態(tài)的演變，如果通過對文學創(chuàng)作中心空間移位的研究，對作家地域分布規(guī)律的把握，對地理環(huán)境與作家審美心理對應關系的揭示，同樣能夠發(fā)掘出文學發(fā)展的某種規(guī)律。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地域觀照、空間批評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被帶進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探討地域、空間對古代文學創(chuàng)作及其發(fā)展的影響，遂成為文學史寫作的一個新思路，在這一背景下，各種地方（省市）文學史相繼推出。當學者們開始從空間視角去重新認識各種文學現(xiàn)象時，又明顯表現(xiàn)出對產生于鄉(xiāng)村的田園文學和山水文學的濃厚興趣，在高度自覺的研究意識指導下，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科學的研究系統(tǒng)，并由此取得豐碩成果，諸如山水詩史、游記文學史之類著作的出現(xiàn)即為標志。相比之下，對文學產生的另一空間背景城市以及城市文學則普遍缺少關注和重視，不僅參與研究者少，而且缺乏明確的研究意識與系統(tǒng)的研究方法，城市文學資源未能得到充分發(fā)掘和利用，城市文學特色沒有得到總結和提煉。毋庸諱言，城市文學已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
古代城市文學是全部古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我們以作家與城市之關系為切入點進入文學史研究領域，勢必發(fā)現(xiàn)許多新問題。例如，文學家的生存空間與創(chuàng)作空間的構成形態(tài)究竟如何？他們與城市的關系有何共同點？城市遭際與城市體驗以何種途徑、何種方式對其創(chuàng)作產生影響？其中的規(guī)律性與特殊性體現(xiàn)于何處？文學家的價值取向和審美情趣又如何內化為文學文本中的城市形象？我們能否從古代作家創(chuàng)作的城市文學文本中尋找到古代所存在的城鄉(xiāng)差異？欲圓滿地回答此類問題，不僅需要借助時間線索，而且需要空間觀照視角和區(qū)域文化觀念，如果采用時空并置的雙重視角，我們對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建構必將更加完整和系統(tǒng)。
此外，在中國文學發(fā)展的歷史長河里，城市文學與鄉(xiāng)土文學具有相互影響與滲透之關系，二者共同造就了古代文學地圖的豐富多彩，欲準確把握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內部構成體系，同樣不能缺少城市文學研究這一重要環(huán)節(jié)。研究城市文學史，從另一個向度呈現(xiàn)中國古代文學的發(fā)展軌跡，將有助于我們深化對鄉(xiāng)土文學文化特質的認識，更準確地把握中國文學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其次，城市作為古代社會一個相對獨立的重要文化空間，不僅鑄就了古代城市文學特殊的精神風貌和文化品格，而且成為許多重要文學樣式的策源地及其發(fā)展繁榮的催化劑。研究古代城市文學，是推動古代文學史研究多元化格局形成的有效途徑，有利于古代文學史研究的深化。
城市文學的本質與特色，歸根結底決定于城市文化的本質與特色。中國古代城市是在自然經濟基礎上建立和發(fā)展起來的，同時兼?zhèn)滠娛路烙?、政治統(tǒng)治、文化整合、經濟推動多重功能，尤以政治功能最為突出和重要。雖然它與西方近現(xiàn)代城市以鄉(xiāng)村為對立面，以脫離自然、悖離傳統(tǒng)為崛起前提完全不同，盡管城鄉(xiāng)之間在很多時候并無截然劃分的空間界限，但是在漫長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中仍然逐漸具備了區(qū)別于鄉(xiāng)村的鮮明特質：第一，以人與人、人與物為主要關系結構。城市居民的異質性構成在相當程度上遮蔽了人際之間的血緣、地緣關系，交換關系占據(jù)了較大比例，功利色彩較為明顯和濃厚。第二，城市是人類改造自然、改變自我居住地的創(chuàng)造性產物，其誕生與不斷發(fā)展充分顯示了人的自主意識與創(chuàng)造精神，與此相聯(lián)系，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彰顯創(chuàng)造力量，淡化無為意識，崇尚功利追求，張揚世俗精神。第三，古代中國最重要的城市通常作為帝國的行政中心而存在，“政治，而不是商業(yè)，決定著中國城市的命運?！保?］因此，城市極易激發(fā)人們對于政治的聯(lián)想和欲望，而城市居民較之鄉(xiāng)民，也更容易遭受政治的輻射和影響，更易于感受皇權的存在和威懾。城市生活濃厚的政治色彩、商業(yè)色彩以及世俗化色彩，經由創(chuàng)作主體心靈的感受與投射，賦予城市文學文本相應的文化風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質功利）、世俗性、娛樂性構成了古代城市文學最核心的意義要素，以富為美，以俗為美，成為城市文學審美取向最突出的特征。對此，我們必須準確把握，才可能在與鄉(xiāng)土文學的聯(lián)系和比較中，更加全面深入地認識中國古代文學既二元對立又多元并存的文化風貌。
作為大量財富聚積地和商品集散地的城市，無疑能夠為文學發(fā)展提供良好的物質基礎，因此，它成為許多重要文學樣式的策源地及其發(fā)展繁榮的催化劑。考察中國古代小說的發(fā)展歷史，可以發(fā)現(xiàn)小說創(chuàng)作與城市的密切關系，早期小說產生和傳播的空間背景不可能是以單家獨院為主要居住方式、缺少人際交流和信息溝通的廣闊鄉(xiāng)村，而應是人口相對集中、信息傳播比較方便的區(qū)域，只有城市哪怕是早期的城鎮(zhèn)才可能具備這樣的條件。中國古典小說經宋元由文言而白話的轉折，至明清進入全盛時期，與此同步的正是古代城市經濟的日益繁榮與昌盛，以及市民階層的不斷發(fā)展壯大，正是后者為小說發(fā)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廣闊的市場。戲曲的情況與小說大體相同，古典戲曲的繁榮（包括創(chuàng)作與傳播）同樣離不開城市經濟的繁榮，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與欣賞水平直接影響到戲曲的發(fā)展與審美趣味。古代小說戲曲研究欲在現(xiàn)有水平的基礎上有所創(chuàng)新與提高，強化和擴大城市研究視野，非常有必要。
再次，研究中國古代城市文學還具有現(xiàn)當代文學史意義，可以為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提供一個廣闊的歷史視野與意蘊深厚的歷史文本。
近年來，中國現(xiàn)當代城市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審視既有成果，不難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現(xiàn)當代尤其是當代城市文學研究的話語體系，主要建構在西方現(xiàn)代城市理論基石之上，而西方城市文學則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學者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參照系。與重視橫向移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縱向比較的環(huán)節(jié)顯得十分薄弱，在當代學者的研究觀念里，歷史上“鄉(xiāng)土文學異常發(fā)達使得中國在某種程度是成了一個鄉(xiāng)土文學的國度”［3］?！皻v史經驗”的缺失，源于古代城市文學研究的不足或者不力，現(xiàn)當代城市文學研究缺少了歷史的縱向座標與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資源，中國文學史因此出現(xiàn)了某種程度的“斷層”現(xiàn)象。
城市文學的研究價值并不與其歷史地位和歷史評價構成正比關系，事實上，中國古代作家群體因與城市的不解之緣，而成為城市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力軍。盡管由于農業(yè)文化傳統(tǒng)所鑄就的“鄉(xiāng)土情結”的巨大影響，“葉落歸根”、“富貴而歸故鄉(xiāng)”被古代社會絕大多數(shù)成員視為理想的人生歸宿，城市只不過是個體生命中的“驛站”，然而，這并不妨礙他們對城市的觀照和書寫。無論匆匆過客抑或成功地進入者，城市總會在留下他們足跡的同時，向其心靈世界投射自身的影像。城市之于文人作家生命的重要性，不僅僅因為標志另一種外部生活環(huán)境或另一種生活方式，還在于它參與了個體的人格建構，并成功地轉化為藝術創(chuàng)作空間的有機組成部分。研究城市與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系，不但可以更加全面地認識古代作家的生存狀況與歷史遭際，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民族生長于農業(yè)文明的港灣里，社會的個體成員毫無例外地具有“農村”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向往和欣賞城市生活，紛紛離開農村，選擇新的生活環(huán)境與新的生活方式，顯然具有“告別”昨天的文化意味。當然，這種“告別”尚未形成解構和顛覆，不過，其中所表現(xiàn)出的對后起的文化方式的認同趨向，正隨著歷史的發(fā)展由隱而顯，由弱變強，逐漸匯入了當代人的觀念形態(tài)之中。人類在進行改變生活空間、建設城市的實踐活動的同時，也以漸進的方式不斷改變著自身。研究古代城市文學，發(fā)掘內化于文學空間的思想文化價值，無疑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中華民族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的歷史足跡，為現(xiàn)當代城市文學研究提供廣闊的歷史視野。古代作家群體在城市觀照和評判方面表現(xiàn)出來的某些共同的“先天性”缺陷，也完全可以成為現(xiàn)當代城市文學研究的縱向參照系。
進入新世紀以來，學術界不斷傳出關于強調“打通”文學研究的時代壁壘，提倡建立大文學史、中國文學通史的研究體系的呼聲。深入系統(tǒng)研究古代城市文學，為后世中國文學研究提供文學資源與文化資源，無疑是“打通”的一種有益嘗試。
[參考文獻]
[1] 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導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p1.
【關鍵詞】古代文學立體式教學
一、教學內容的更新
古代文學課程涵蓋了中國兩千多年文學發(fā)展的歷史，時間跨度大，內容多。如詳細講解，則無法解決課時量不足的問題，因此在教學內容上要進行創(chuàng)建、更新。一是將教學內容模塊化，突出問題導向。古代文學課程的教材雖有不同版本，但內容都非常豐厚，均是按照史的線索逐章展開。在具體授課的過程中如何將這些內容化繁為簡，線條明細，就需要在教學內容上進行革新。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我們可以將不同階段的內容進行以問題為導向的模塊化處理。以先秦文學為例，我們可以將其內容分解為4大模塊：1.先秦文學的浪漫主義。這一模塊的主題是———浪漫主義特色的形成及表現(xiàn)，涵蓋的主要內容有：上古神話、《莊子》、《楚辭》。2.先秦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這一模塊的主題是———現(xiàn)實主義特色的形成及表現(xiàn)，涵蓋的內容有：《詩經》、諸子之文、史家之文。3.先秦文學的南北差異。這一模塊的主題是南北文風的不同。涵蓋的主要內容有：《詩經》、《楚辭》、《論語》、《孟子》、《莊子》。4.先秦文學中的治國之思，涵蓋的內容有：《春秋》、《左傳》、《國語》、《老子》、《孟子》、《韓非子》等。每個模塊都有調動學生求知的興奮點，在具體的講解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將這些點和史的線索有機串聯(lián)，避免內容的碎片化。二是在對重要作家作品的分析，應從藝術和精神兩個層面解讀，兩個層面并重，而非只突出藝術性。例如對《離騷》的講解，應以屈原的偉大人格在作品中的表現(xiàn)為統(tǒng)領，而不僅是停留在對詩歌字句的疏通，從而開拓學生的思維，從更大的視野理解作品的深刻內涵。三是在發(fā)掘古代文學課程的現(xiàn)代意義。在分析、解讀作品的過程中培養(yǎng)學生的愛國情懷、責任意識，在審美中感受真、善、美的崇高；在先賢的曲折人生中，讓學生感悟何為擔當，何為堅持，何為發(fā)奮，應該擁有怎樣的人生的品度；在分享哲人的智慧中讓學生體味生命的真諦。
二、教學方法的革新
由于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大容量的教學任務，必須在教學法上狠下功夫，進行變革。前蘇聯(lián)教育學家巴班斯基曾深刻地指出：“教學方法的最優(yōu)化程序中的一個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難的問題是合理選擇各種教學方法并使之達到這樣的結合，即在該條件下，有限的時間內獲得最好的教學效果”[1]。這段話告訴教育者單一的教學方法不能收到好的教學效果，同時不合理的教學方法即便使用多種，也不能達到好的教學效果。英國語言學家JaneWillis在她的語言習得理論中提出的任務型教學法[2]雖然針對的是語言教學，但我們可以活用到古代文學教學中，完成不同教學方法的立體式整合。任務型教學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前任務”（pre-task）。將每一個教學模塊細分為若干個小的模塊，每一個小模塊由2-4的小問題構成。在課前將1-2個小模塊的問題布置給已分好組的學生，通過各種媒介搜集資料。如先秦文學教學內容設計的第三模塊———先秦文學的南北差異，可以將這一模塊分為“先秦文學詩歌南北差異”、“先秦文學散文南北差異”兩個小模塊。針對第一個小模塊可以安排學生準備4個問題：（1）了解梁啟超《南北文化之不同論》這篇文章。（2）《詩經》產生的地域及文化特征。（3）楚辭產生的地域及文化特征。（4）舉例對比《詩經》、《楚辭》在外在形象的描寫上的差異。二是任務循環(huán)流程（task-cycle）。將前任務安排的內容以小組的形式課堂匯報，每個小組匯報5-8分鐘，教師根據(jù)匯報情況答疑、解惑、講解，深入、有序地推進教學內容。三是語言聚焦（languagefocus）完成一個模塊的學習之后，學生開展自評、互評，查找不足，總結本模塊的重點，完成本模塊的學習內容。任務型教學的優(yōu)勢在于其包容性，可以整合如講授教學法、問題教學法、討論交學法、比較教學法等多種教學方法，通過教學模式的改變使教學內容從扁平走向立體，從呆板走向靈活，從靜態(tài)走向動態(tài)，實現(xiàn)教師和學生的良性互動。
三、實踐性教學的加強
立體式教學除了教和學兩個基本維度之外，“做”是第三個重要維度。如何將“教”和“學”的成果轉換為實際能力，是立體式教學的目標所在。CBE（CompetencyBasedEducation）[3]興起于美國，上個世紀70年代以后，能力本位教育融入了多種研究成果，有建構主義學習理論、“雙元制”模式、5W1H分析法、Problem-basedLearning問題式教學[4]等，可以看出，在全世界教育格局中，能力本位的培養(yǎng)是十分凸顯的，長期以來，古代文學的實踐性教學被忽視，滿堂灌是教學的主流，這一方式已遠遠不能適應當前大學的實際狀況。因此在古代文學教學中，除了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上更新、改進之外，還應安排有一定課時的教學實踐環(huán)節(jié)。例如可以安排學生改編古代文學的作品，排演簡單的話劇表演，筆者曾組織學生改編、排演《左傳晉公子重耳之亡》、《左傳秦晉崤之戰(zhàn)》的內容，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安排學生對優(yōu)秀的作品制作成PPT播放講解；鼓勵學生對古代文學不同文體進行模擬、創(chuàng)作等,通過這些實踐環(huán)節(jié)，一些學生脫穎而出；一些學生克服了自卑心理；一些學生改變了學習習慣。除此之外，教師可以組建學生團隊參與到自己的學術研究中來，教會學生如何查找資料，梳理基本文獻。事實證明，部分學生在這一過程中培養(yǎng)了自身的學習興趣，明確了未來的發(fā)展方向。教師也可以組織學生投入到地方文化的建設中去，筆者曾將本地區(qū)文化分成歷史名人、歷史建筑、古代帝陵、歷史名勝等多個板塊，組織學生撰寫相應的文章，收到了良好的社會反響。
關鍵詞：傳媒類專業(yè);古代文學課程;五大矛盾;教學改革
《古代文學》歷來是高等院校文科專業(yè)的主干課程之一，也是傳媒類專業(yè)的基礎課程。加強《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改革和教學效果，可以提升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操和民族情感，進一步推進高等新聞傳播教育綜合改革，提高新聞傳播人才培養(yǎng)質量，加快培養(yǎng)造就一大批政治堅定、業(yè)務精湛、作風優(yōu)良、黨和人民放心的新聞傳播后備人才，為推進我國新聞事業(yè)健康發(fā)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一、傳媒類專業(yè)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現(xiàn)狀
隨著數(shù)字技術的普及和融媒體的發(fā)展，傳媒類專業(yè)大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當前面向傳媒類專業(yè)的古代文學課程并沒有發(fā)生太大的變化，還未能擔負起培養(yǎng)具有較強文化底蘊和人文精神新聞傳播人才的重任。當前面向傳媒類專業(yè)的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主要存在以幾個方面的問題和矛盾：第一，教學內容多與課時量不足的矛盾。進入21世紀后，隨著高等教育人才培養(yǎng)模式改革的推進，大量通識類課程的教學時數(shù)大幅增加，而古代文學等傳統(tǒng)課程的教學時數(shù)被大幅縮減。與此同時，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卻沒有太多的刪減，卻對學生的人文素養(yǎng)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就形成了教學內容多與課時量不足的矛盾。第二，學生學習模式的變化與教學方法陳舊之間的矛盾。傳媒類專業(yè)學生在學習古代文學課程時，會經常拷問學習的意義。如若古代文學任課老師忽視學生的變化，無法充分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多媒體技術來創(chuàng)新教學方法，調整教學模式，進而難以激發(fā)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興趣。第三，培養(yǎng)人文素質、創(chuàng)新能力與學生專業(yè)文獻閱讀不足的矛盾。古代文學經典文獻閱讀不足，傳媒類專業(yè)學生將會失去獲得文學閱讀、文學思考的能力，而在新聞傳播工作中缺乏文化底蘊和厚積薄發(fā)的潛質。第四，課堂學習和課外實踐銜接不足的矛盾。語文能力的培養(yǎng)是一個系統(tǒng)的工程，文學教育僅僅止步于課堂，缺乏課外實踐環(huán)節(jié)，致使傳媒類專業(yè)學生缺乏了對學生古典文學閱讀、理解和認知的能力，從而也無益于新聞采寫、制作等方面的能力的培養(yǎng)。
二、建構傳媒類專業(yè)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改革的新模式
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yè);應用型教學
1應用型教學的背景要求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yè)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重視應用型教學是有其獨特的專業(yè)背景、課時限制和現(xiàn)實需求。從專業(yè)背景來看，“漢語國際教育人才培養(yǎng)的最終目標是培養(yǎng)一批能在世界范圍內從事漢語教學和中華文化傳播、具有優(yōu)良跨文化交際能力和漢文化產業(yè)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能力的卓越漢語國際傳播人才”。［1］漢語國際教育專業(yè)的知識構成更加強調語言學的重要性，除了常見的“現(xiàn)代漢語”“古代漢語”等基礎性課程外，還增加許多語言學的分支教學內容，如語音教學、漢字教學、詞匯教學、語法教學、二語習得教學等內容。而文學部分雖然也有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和外國文學等教學內容，并且也是專業(yè)平臺課程，但這些文學性課程總體是輔的，并且緊緊圍繞語言學教學服務。因此，漢語國際教育專業(yè)是以語言學教學為第一位，而文學處于從屬地位。當然，文學的從屬地位并非否定文學課程在漢語國際教育專業(yè)中的重要性，因為一名合格的漢語國際教育師資除了能夠流利地利用漢語進行國際教育和交流對話外，還必須能準確地理解、分析和鑒賞中國文學作品，并掌握和講解相關的中國文化知識。與此相適應，漢語國際教育專業(yè)的課時設置上也是以語言學課程為主導，而文學和文化課程的課時量占比則非常小。以本單位為例，“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每周課時只有2學時，一般只開設2個學期，總課時量只有60學時左右。而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每周有3學時，課程開設4個學期，總課時量達到360學時左右。相對漢語言文學專業(yè)來講，漢語國際教育專業(yè)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課時量實在是太少了，只占到漢語言文學專業(yè)“中國古代文學”課時量的六分之一，但所授課的內容卻是相同的，都是從先秦講到清末，也是跨越幾千年的文學史。如何做到在極為有限的課時中講解完中國古代文學史，是每位授課者必須考慮的問題。這就應該從漢語言文學專業(yè)角度強調文學知識的系統(tǒng)性和理論的深度性轉化到漢語國際教育專業(yè)強調文學知識的應用性和理論的普適性，讓學生不僅掌握基本的文學史知識，而且重視文學的應用能力，諸如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鑒賞能力的培養(yǎng)。只有通過應用型教學實踐，才能解決課時量少與課程內容多的突出矛盾，更能提高學生在漢語國際教育中對于文學教學的實踐能力。從現(xiàn)實需求來看，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國際地位不斷提升，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外國學生喜歡學習中文，另一方面中國自身也倡導文化走出去，加強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對話。而文化交流與對話除了語言學習本身之外，還包括建立在語言基礎之上的文學藝術等內容，這就要求文化教育者和交流者需要有較高的文學素質和文學交流能力。漢語教育專業(yè)所培養(yǎng)的師資隊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們除精通漢語的語言學知識外，還必須具有基本的文學素養(yǎng)和文學應用能力，在國際文化交流與對話中很好地闡釋、講解和宣揚中國文學和文化。
2應用型教學的目標導向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yè)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側重于應用型教學，其教學目標導向應從三個方面來設定，即普及性與經典性的結合、文學性與文化性的融合、本土性與國際性的匯合。
2．1普及性與經典性的結合
這是指教學內容方面，漢語國際教育專業(yè)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由于課時量少，以應用型為導向，不可能像漢語言文學專業(yè)那樣做到授課知識的全面性、系統(tǒng)性和深入性，只能做到普及性與經典性相結合。所謂普及性，是指文學史知識講解以基本普及為目標，把中國古代幾千年來文學史發(fā)展的概況做大致梳理。例如，魏晉南北朝文學所涉及的朝代復雜，作家繁多，文學史知識極為豐富，包括建安文學、正始文學、西晉文學、東晉文學、南朝文學和北朝文學等。就文學大家而言，此一時段所出現(xiàn)的大家并不多，只有東晉的陶淵明，但這一段又特別重要，它是中國文學自覺時代的開始，又是詩歌的格律形式的探索時期，沒有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fā)展，也就沒有后來的唐代文學的出現(xiàn)。但限于課時的規(guī)定，又不能詳細講解此一時段，只能作簡要的文學史線索梳理。其方法就是把每個階段的代表性作家及其主要文學特色梳理出來。如建安文學主要作家“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以王粲和劉楨為代表的“建安七子”，以及蔡琰;此階段的主要文學特征是建安風骨的形成。所謂經典性，是指挑選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來講解。同樣以魏晉南北朝文學為例，此段文學史所要作重要講解就是東晉的陶淵明，而陶淵明的文體涉及到詩歌、辭賦和散文，重點是講授詩歌，詩歌又以田園詩和詠懷詩為主，分別以《歸園田居》和《飲酒》兩個組詩為經典。就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發(fā)展史來看，可以借用王國維有關“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論斷來概括其經典性，即《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這種經典性概括既歸納了中國文學的發(fā)展史，又體現(xiàn)了不同文體的所在歷史時期。
2．2文學性與文化性的融合
就課程性質而言，漢語國際教育專業(yè)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并不僅僅限于教授文學，它還涉及到豐富的文化知識，因為學生的培養(yǎng)目標是漢語教學和中華文化傳播，必須在文學講授中融合相關的文化知識，而文學與文化的融合也是中國文學自身的突出特征。具體而言，包括四方面的融合:一是文學與歷史的融合。中國古代文論本身就強調知人論世，作家作品必須結合相關的歷史知識才能準確和深刻地理解和批判。如講解杜甫及其作品時，必須對杜甫的生平事跡特別是唐代史安之亂的歷史知識有較充分的了解，才能深刻理解杜甫詩歌為什么被稱為“詩史”，杜甫為什么會被稱為“詩圣”。二是文學與哲學的融合。中國文學精神的形成和發(fā)展本質上源于儒家和道家兩種哲學思想，而古代文人絕大部分是屬于“士”的階層，特別宋明理學興起以后，儒家思想深刻地影響到作家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如被譽為中國詩歌史上“雙子星座”的杜甫與李白，前者的作品更多表現(xiàn)出儒家思想，后者的作品更多表現(xiàn)出道家思想，所以有“詩圣”與“詩仙”的區(qū)別，但本質上兩人都是一樣的，李白也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強調建功立業(yè)、治國平天下，只不過當理想無法實現(xiàn)時，而以道家的方式表達他對現(xiàn)實的不滿。三是文學與藝術的融合。中國古代文學與音樂、繪畫和書法關系密切，詩詞等韻文學最初就是合樂而作的，十分強調詩詞的韻律性和音樂性;詩詞創(chuàng)作還很強調繪畫的技法，如王維的“詩中有畫”，注重景物的層次感、用詞的色彩感;由于漢字的表意性和繪畫性，書法是詩詞等文學的重要外在表現(xiàn)，因此兩者都具有內在的神韻性。四是文學與宗教的融合。古代佛教與道教等宗教對中國文學影響很大，如志怪小說、神魔小說都是宗教文化發(fā)展的結果，講解這些文學作品時離不開相關宗教文化的分析?！爸袊糯膶W”課程講解重視文學性與文化性的融合，既是講授和理解文學作品的必要條件，更是培養(yǎng)學生在漢語國際教育中應有的文學和文化講解能力。
2．3本土性與國際性的匯合
這是由課程的應用對象所決定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yè)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雖然是面向中國學生所開設的，但所培養(yǎng)的學生將是漢語國際教育的師資力量，其對象則是世界各國的受眾。因此，中國學生在學習中國文學時，理應適當了解相對應的外國文學發(fā)展情況。這既有異質對比，也有同質對照。異質對比，如早期的中外史詩，中國早期的史詩一直被認為不夠發(fā)達，只有《詩經大雅》當中有周始祖史詩5篇，即《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篇幅都較短小;而古巴比倫有長篇敘事史詩《吉爾伽什》，古印度有《摩訶婆羅》和《羅摩衍那》，古希臘有《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合稱《荷馬史詩》)。但同時也應注意到，中國史詩是以案頭文字的書寫方式流傳，而外國史詩是以口傳方式流傳。就流傳時間來看，周族史詩約創(chuàng)作于公元前11世紀，外國史詩除《吉爾伽什》外，都比周族史詩晚，《荷馬史詩》流傳于公元前8、9世紀，有文字記載要追溯到公元前6世紀了，而《摩訶婆羅》成書于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4世紀，《羅摩衍那》成書不早于公元前3世紀。這體現(xiàn)了中國文學早熟性特征，這是因為漢字產生得早，成熟得早。同質對照，如明代的湯顯祖(1550—1616)與英國的莎士比亞(1564—1616)都處于同一時代，湯顯祖被稱為“東方的莎士比亞”，他們都以戲劇創(chuàng)作著名，都擅長寫情故事，以“情”來超越生死，以“夢”來實現(xiàn)理想。這是文藝復興時期東西方文學與文化的時代呼應，體現(xiàn)了晚明時期中國文學和文化與世界的同步性。通過本土性與國際性的匯合，更有利于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培養(yǎng)他們在漢語國際教育中有關文學與文化的教學能力。
3應用型教學的方法措施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yè)“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應用型教學方法和措施包括三個方面，即教師引導與學生主導的貫通、知識記憶與能力應用的融通、傳統(tǒng)課堂與新型媒介的會通。
3．1教師引導與學生主導的貫通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應用型教學應把教師引導與學生主導融通好，讓學生在教師引導下積極主動地學習，增強自學能力和應用能力。無論什么樣類型的課堂教學，教師引導是必要的。從應用型教學來看，“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師引導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學史知識梳理的引導，把每個朝代的作家作品、文學思潮和文學特征歸納好，方便學生識記和拓展;二是文學作品理解的引導，啟發(fā)學生如何準確分析文學作品。教師引導學生學習時，要特別注意兩種思維訓練。一是發(fā)散思維，即讓學生在思考問題時不局限于常規(guī)思維和單一角度，而要有聯(lián)想思維和逆向思維，能夠從多維和多元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如杜甫有詩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課堂講解此詩時，應由此詩之“哭”聯(lián)想到杜甫其他的“哭”詩，并歸納出杜甫“哭”詩數(shù)量眾多的文學現(xiàn)象及其原因;同時又可以跟李白詩歌以“笑”居多進行對比。二是審美思維，即讓學生感受文學的美感性，認識到文學與歷史、哲學等其他學科的相異性。如蘇軾有詩描寫西湖之美:“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边@里用西施比西湖，把西湖之美具像化了，體現(xiàn)了文學的魅力。而更重要的是蘇軾打破常規(guī)，用人體來比作物象，而不是以物象比喻人體，體現(xiàn)了創(chuàng)作上的逆向思維和獨創(chuàng)性。學生學習主導性的完成要做到三個轉型:第一，由單純聽課向試著講說的轉型。無論是文學史知識的歸納還是作品分析，都應該讓學生充分參與進來。特別是作品分析，如詩歌講解，從字詞的解釋到詩句的分析，再到詩歌的理解，都可以讓學生來講解，教師只需要做適當?shù)囊龑Ъ纯?，而不必做單向灌輸。第二，由死記硬背向知識搜索轉型?，F(xiàn)在資訊發(fā)達，搜索引擎豐富，學生學了一些基礎性常規(guī)知識進行必要記憶外，很多知識可以通過搜索來進行歸納、整理和分析。一些基礎性的文學史知識是需要背誦的，但是課堂所梳理的文學史知識是有限的，因此學生必須在課后進行補充和充實相關的知識點。如講解明清文學，通常以小說史為主，對一些詩詞等韻文學，只是點到為止，這需要學生根據(jù)相關線索去補充。同樣，作品分析更離不開學生自主搜索。如字詞的理解、詩詞意象的歸納、敘事母題的嬗變，都需要學生根據(jù)教師的引導去完成搜索。第三，由個體學習向團隊互助轉型。個體學習是必要的，但要充分訓練自學能力和應用能力，還需團隊互助，包括課堂討論和課后合作。尤其是課后合作，對于提升學生的自主性和應用性有很大幫助。如文學史知識的補充，如果史學知識只提到某位作家而沒有具體講解，其知識補充就包括作家生平經歷、作品思想內容和藝術特征等內容，由于涉及的作家眾多，單憑一個人難以完成，這就必須依靠團隊合作。
3．2知識記憶與能力應用的融通
知識記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知識記憶必須與能力應用相融通，這樣才能真正提升學生的素質和能力。具體而言，學生的能力應用包括四個方面:第一，文學吟誦能力。吟誦是古人對詩文的一種傳統(tǒng)誦讀方式，其目的是通過吟誦來體會詩文的精神內涵和審美韻味，因為漢字有著獨特格律和韻調的。吟誦一方面需要準確處理平仄字的不同聲調，做到平長仄短;另一方面要依字行腔，音高、音強和音長不固定，但始終依情而定腔調。吟誦與朗誦相同點都在于通過聲音來理解詩文，不同點在于朗誦依詩文內容而斷句，且讀音一般以普通話為標準，而吟誦則是隨音調吟詠，有相對自由的斷句，且以兩字居多，其發(fā)音不作統(tǒng)一的標準，可以是普通話，也可以是方言乃至古音。學生掌握一定的吟誦能力實際上是領會了古詩文與音樂的融通性，并且是對古詩文內容和情感理解達到了相當熟悉的程度。第二，書法書寫能力。書法書寫是對古詩文特別是詩詞曲等韻文學的一種獨特外在表現(xiàn)，具有獨特的藝術美感。書法書寫不單獨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而且與古詩文有密切的關聯(lián)性。因此，學生掌握一定書法書寫技巧，十分有利于漢語國際教育的文學教學，讓外國學生體會到中國文化的豐富性和內在關聯(lián)性。特別是當下的電子化時代，書法書寫對于外國學生更具吸引力。第三，文本鑒賞能力。文本鑒賞能力是學生應用能力的一種重要表現(xiàn)，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定位作家的能力，即確認文本作者所處文學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如前面所提到的東晉陶淵明，他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田園詩人，開創(chuàng)了田園派。二是定位作品的能力，即確認作品在作家所有作品中的地位。如《歸園田居》組詩就是陶淵明的典型代表。三是作品的分析能力，包括思想分析和藝術分析。這些都牽涉到對文學史知識的熟悉程度和運用能力。第四，作品再創(chuàng)作能力。作品再創(chuàng)作能力也是學生應用能力的一種重要表現(xiàn)，主要體現(xiàn)學生對作品的理解能力及其延拓能力，主要包含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作品翻譯，主要是對詩文作品進行現(xiàn)代文翻譯，形成較為完整的現(xiàn)代詩文篇章，此是再創(chuàng)作的基本能力。第二層次是作品改編，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進行適度的現(xiàn)代改編，以便于人們對原作閱讀和理解。如《聊齋志異》等文言小說、《三言》《二拍》等話本小說，都可以通過改編的形式讓外國人更易閱讀和欣賞。漢語國際教育中，中國文學作品的文本改編是一種重要的授課素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三層次是作品仿寫，即對原詩詞進行模仿創(chuàng)作。這種仿寫要求較高，對于能力較強的學生可以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