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08 16:45:51
序論：在您撰寫政治哲學研究時，參考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前言：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經濟快速發(fā)展，科學技術高度繁榮的時代，在此種時代背景之下，任何事物的發(fā)展都存在著十分鮮明的社會價值。政治哲學作為一種建立在人們思想基礎之上的一個精神事物，在社會發(fā)展以及構建人們思想意識的過程當中同樣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我們國家的政治哲學研究起源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經過幾十年的研究，中國到底應該如何構建自己的政治哲學體系仍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對古典政治哲學與現代政治哲學的研究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
一、古典政治哲學研究
（一）“善”
在古典政治哲學當中，其在實際的研究以及發(fā)展過程當中總是在探尋關于知識美好問題以及社會美好知識，簡單的來說其實就是對“善”的問題進行研究。在此種思想背景之下，任何性質的政治目的其實都是從兩個方面出發(fā)，一個是尋求政治變革另一個尋求政治保守。當人們采用變革的時候，是為了讓事物的發(fā)展變得更好。當人們采取保守的時候，則是為了不讓當下事物的發(fā)展變得更壞。從此種發(fā)展的大背景之下我們可以看出，主導政治發(fā)展的因素不是更好就是更壞。這就是一種對于“善”的理解，因為在此基礎之上，如果我們不立足于“善”的角度進行思考，那么就不可能進一步追求更好或是更壞，這是一個古典政治哲學的基本的基本表現，也是發(fā)展的一個必然訴求。
（二）政治的哲學主導
所謂的政治哲學其實也不過是哲學內容的一個分支而已。從哲學的角度上來看，其在實際的發(fā)展過程當中所追求的其實是一種整全知識，簡單的來說就是對世界所有事物本性知識的研究。而在實際的發(fā)展過程當中整全知識必將會后于整全意見，所以哲學會應用整全知識來取代意見。與此相關，政治哲學所要研究的其就是政治知識。但是政治在發(fā)展過程當中必將會受限于各種外部因素。所以其并不是中立的。而對于政治哲學來說， 發(fā)展的最終需要取得的是一個衡量標準，也就是關于善的知識?；蛘哒f是一個關于政治事物本性之間的政治因素知識，并且在實際的發(fā)展過程當中利用這種政治知識來進一步的取代政治意見。這便是古典政治哲學之下的政治發(fā)展基本訴求。
（三）最佳政制
在古典政治哲學的基礎之下，政治哲學的基本體現其實是一個最佳政制問題，所謂的最佳政治就是最佳的政治制度問題。從政治哲學發(fā)展的必然訴求來看，其最終追求的不是一個好的生活就是一個好的社會，或者從政治本文的角度進行思考，其最終所要追求的的應該是一個正當的政治秩序以及一個好的政治秩序。那么以上的諸多內容則是全部通過 “政制”來進行實現的，在現實的發(fā)展過程當中，所謂的政制其實不僅僅是指政府基本形式，簡單的來說就是我們經常說到的民主制或是寡頭制以及君主制等基本內容。因為哲學背景之下的政制在一定程度之上，其將會意味著一個綜合組成部分，可以是社會當中的生活形式以及生活風格。也可以是人們的現實道德品味，或者是國家形式以及相關的法律精神等基本內容。
二、現代政治哲學研究
（一）政治正義以及共同善
在現代政治哲學的基礎之下，所謂的政治哲學將會包含就對政治正義以及共同善問題的研究問題。因為正在此種背景之下，我們所謂的政治哲學將會與政治哲學的的基本作用本體或是相關的受眾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性。并且在實際的發(fā)展、演變以及作用的過程當中將會進一步受到基本作用本體或是相關的受眾的直接影響，因為其在實際的應用以及發(fā)展過程當中將會隨著不同社會內容從而發(fā)生不同的改變，所以，現代政治哲學的基礎之下政治哲學最終需要研究以及探討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之上其實是受眾群體的問題。那么對于基本善的問題進行了積極的研究之后，其最終在現代政治哲學的基礎之下則將會由原本的一個“善”演變?yōu)楣餐浦R問題。這也是政治基礎的發(fā)展問題以及基本內容問題。當政治哲學最終作用在現代政治哲學體系之下，對于善的研究也就必將會發(fā)生改變。
（二）確立原則
在現代政治哲學的基礎之下，將會進一步的確立規(guī)范政治制度以及相關政策安排所具有的基本原則。從古典政治哲學的角度來講，這個基礎之下的善其實可以說是一種針對于個人而言的研究。但是在現代政治哲學的基礎之下，公共善概念的出現則是在進一步的針對政治制度或是相關的政策安排，簡單的來說其是一種針對政府本體而言的一種知識研究。簡言之，現代政治哲學正在試圖為接受或者進一步拒絕政府特定相關的政治制度以及一些特定的政策安排進行理論根據的支持。
（三）人類理性的權威
政治哲學在實際的發(fā)展過程當中，對人類理性的基本求助活動是否可以取得成功既不取決于官僚機構或由傳統(tǒng)和根深蒂固的習慣所確認的機構的評估，也不取決于由專家組成的機構的評估，而是取決于每一個公民對其成果的評估。因此，“政治哲學家并不比其他公民擁有更多的權威，也不能對民主社會中的政治正義問題做出裁決，就像由物理學家組成的機構不能對物理學理論做出決那樣”[5]。
結束語：綜上所述，中國想要進一步完善自己的發(fā)展，促進國家進一步繁榮，不僅僅需要在物質層面進行單方面的發(fā)展，還需要在精神世界上不斷繁榮，。政治哲學體系的建立就是一個重要的方法。政治哲學體系的建立既不是全部順從，亦不是空穴來風。立足于我們國家現階段的本位內容進行思考才是關鍵。本文以上內容立足于古典政治哲學與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概念，對于相關內容進行了簡要的研究，希望可以通過對二者之間的內容解讀，進一步促進我們國家的政治體系建設得以發(fā)展。
參考文獻：
[1]劉亞明. 善與可能的善：從古典政治哲學到現代政治哲學的嬗替[J]. 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02：52-57.
[2]唐學亮，張再林. 古典政治哲學視野下的“親親相隱”問題研究――以哲學與政治的關系為中心[J]. 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03：42-51.
[3]R俊峰. 美好生活、政治與現代性――古典政治哲學的嬗變及其意義[J]. 科學?經濟?社會，2004，01：80-82.
1.1哲學與政治的概念
哲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可謂是錯綜復雜，哲學與政治分屬于不同的領域，并在自己的領域內有其自身的獨立性和特殊的規(guī)定性。哲學具有間接地、超驗的、反思的特點，并訴諸于一般事務。政治是指個人、團體、政黨、政府在內政、國際關系方面的移動。從廣義上來說，政治主要包括政治活動、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法律思想等等。其中，政治活動、政治法律制度、是最集中、最直接反映社會的經濟關系，反映統(tǒng)治階級的地位和意志，維護統(tǒng)治階級意志的政治。
1.2哲學與政治之間的聯系
1.2.1哲學依賴于政治
路易•皮埃爾•阿爾都塞（LouisPierreAlthusser）對哲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作了較好的解釋，他說：“哲學是政治在一定領域、面向一定現實、以一定方式的繼續(xù)。哲學在理論領域，或者確切地說，同科學一起展現政治，反過來，哲學在政治領域，同從事階級斗爭的階級一起展現科學性?！币环矫妫赫軐W作為觀念上的上層建筑，他總是與民族、國家當時的政治、經濟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并服務于一定的政治目的和經濟基礎。當然，我們并不否認，哲學的社會功能或者說哲學的現實服務方式是通過不斷的反駁或批判人類已有的既定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來實現的，但是，這種反駁和批判他人的方式只有通過政治才能夠成為現實，如果沒有政治的實現，哲學就變成了一紙空文。這就是哲學依賴于政治的表現。
1.2.2政治依賴哲學
政治依賴于哲學，它需要哲學對其進行理性和德性的引導。對政治來說，哲學就是它的理性和良心。政治依賴于哲學對其“理性”和“德性”的引導。政治因哲學的“理性”引導，而立法，政治價值的坐標就是“正義”和“善”，缺少“理性”的政治是難以想象的，它會成為一個沒有頭腦的政治，而缺少“德性”的政治就是沒有良心的政治，與缺少“理性”的政治相比，缺少“德性”的政治簡直就是糟糕透了。政治與哲學之間的關系，證明了一定不能將哲學完全與政治等同化，這兩方面是獨立的，是相互影響，相互依賴又相互制約的，如果把二者進行同化是對精神實質和理論旨趣的背離，是對哲學獨立性的否定，也是對哲學真理性的遮蔽。
1.2.3哲學與政治之間的沖突
哲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即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也是一種相互沖突的關系，這種即依賴又沖突的關系是哲學與政治之間關系復雜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哲學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與哲學思想相關的高貴、美、崇高等勢必會與社會的宗教意見、道德習俗相沖突。由于政治總是指當下的利益、存在，所以政治總是希望哲學能夠為其提供論證其合理性的工具。而哲學其本身就是以一種否定一切現存的、既有的政治。另一方面，在城邦中，如果想要哲學發(fā)生作用，勢必會導致哲學與政治之間以不同的形式發(fā)生沖突。綜上所述，我們清楚的認識到，哲學與政治，既要服務于當前現實的訴求意見，還要不斷的追求真理的理論旨趣。一方面不斷的進行否定、進行批判，一方面又要不斷的肯定與維護，對于這種沖突，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將其解釋為“肉體與靈魂“之間的沖突。對于柏拉圖的這種比喻，阿倫特認為其蘊含了哲學與政治之間沖突的政治根源，棲息于城邦中的肉體，和有別于人類事務的靈魂，為了能夠使自己的靈魂從肉體中脫離和解放出來，哲學家往往會向統(tǒng)治奴隸那樣對自己的肉體進行統(tǒng)治。由此可見，哲學家雖然對人類之外的事務進行感知，但是其歸根結底還是人，因此，哲學與政治這個人類事務之間的沖突最終還是哲學家自身的沖突。想要解決這種沖突，哲學家和哲學應當時刻保持自身的自由心靈和獨立立場，但是，哲學家在面對社會壓力的面前，往往不得不在現實和信念中做出妥協(xié)和讓步。為了更好地行使哲學家為哲學辯護的權利，在有的時候哲學家也不得不向政治妥協(xié)。
2.我國歷史上的哲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
在我國歷史上，我國曾經是一個大一統(tǒng)的封建國家，有著相當悠久的意識形態(tài)、政治合一的傳統(tǒng)。一方面，政治統(tǒng)治需要學說和思想理論作為其提供精神支柱和理論依據，舉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維護“君權”是中國古代儒家早期思想的本質，雖然后期幾經轉變，但是都在或多或少的維護“君權”，漢代的儒學，更是將這種維護發(fā)揮到了極致，它在吸收了道家與法家的有關思想基礎上，結合陰陽五行學說，制造了“君權神授”儒家思想正是通過長期對統(tǒng)治階層的維護，從而一步成為了中國封建統(tǒng)治的政治精神的支柱。另一方面，政治統(tǒng)治又為意識形態(tài)提供了支持和庇護，如果沒有政治統(tǒng)治為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及其獨尊地位提供支持，那么儒家思想就不可能成為歷代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精神支柱。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在我國的歷史條件下，政治統(tǒng)治之中蘊含了哲學，哲學的意識形態(tài)遮蔽和吞并了哲學的學術性。
3.我國當代哲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
當代中國的哲學具有雙重取向，這雙重取向是兼有學術和意識形態(tài)的雙重取向，一方面，當代中國的肩負了重要的意識形態(tài)任務，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服務當下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中國的還肩負如何更好地遵循學術活動內在規(guī)律的任務，朝著真正學術性學科演進的壓力。令人感到十分遺憾的是，雖然這兩個方面的取向受到我國研究學者的廣泛關注，但是，對于這兩個方面的取向研究日益呈兩極分化的趨勢，要么是哲學日益中性化、學術化，要么就是一味的辯護和注解現實政治形態(tài)，總之，結果并不理想。
4.針對哲學與政治之間錯位的措施
哲學與政治之間存在的關聯和沖突，要求我們在實踐中一定要保持哲學與政治之間必要的間距和張力，只有這樣，才能夠在促進政治發(fā)展的同時，推進哲學的發(fā)展。否則，就可能會導致政治對哲學權利的僭越，從而泯滅了哲學的功能和本性，喪失了政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理解。
4.1哲學是愛智之學，應當摒棄對哲學的功利化認識，力求做到反省一切知識和意見，反省政治、人生的一切現象。
4.2要做到科學的、正確的看待哲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
4.3哲學家應當秉承批判的精神，負有擔當的意識。
4.4保持哲學意識形態(tài)取向與學術取向的相對分離。
我們知道，在20世紀的相當長時期，西方大學體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沒有政治哲學的地位，因為西方學界曾一度相信，所有問題都可以由各門實證科學或行為科學來解決，因此認為“政治哲學已經死亡”。但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政治哲學卻成了西方大學內的顯學，不但哲學系、政治系、法學院，而且歷史系、文學系等幾乎無不辯論政治哲學問題，而各種爭相出場的政治哲學流派和學說亦無不具有跨院系、跨學科的活動特性。例如“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在哲學系、政治系和法學院都同樣激烈地展開，而“共和主義政治哲學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挑戰(zhàn)”則首先發(fā)端于歷史系（共和主義史學），隨后延伸至法學院、政治系和哲學系等。以復興古典政治哲學為己任的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學派則以政治系為大本營，同時向古典學系、哲學系、法學院和歷史系等擴張。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則把文學系幾乎變成了政治理論系，專事在各種文本中分析種族、性別和族群等當代最敏感的政治問題，尤其?？潞偷吕镞_等對“權力－知識”、“法律－暴力”以及“關愛政治”等問題的政治哲學追問之影響遍及所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后，女性主義政治哲學更如水銀瀉地、無處不在，論者或批判西方所謂“個人”其實是“男性家主”，或強烈挑戰(zhàn)政治哲學以“正義”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義，從而提出政治哲學應以“關愛”為中心，等等。
當代政治哲學這一光怪陸離的景觀實際表明，政治哲學具有不受現代學術分工所牢籠的特性。這首先是因為政治哲學的論述范圍極為廣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習俗以至社群、民族、國家及其經濟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別、友誼、婚姻、家庭、養(yǎng)育、教育以至文學藝術等表現方式，因此政治哲學幾乎必然具有跨學科的特性。說到底，政治哲學是一個政治共同體之自我認識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現。政治哲學的興起一般都與政治社會出現重大的意見爭論有關，這種爭論往往涉及政治共同體的基本信念、基本價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據，從而必然成為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的共同關切。就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再度興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謂的“六十年代危機”，亦即上世紀60年代由民權運動和反戰(zhàn)運動引發(fā)的社會大變動所導致的西方社會文化危機。這種危機感促使所有人文社會學科不但反省當代西方社會的問題，而且逐漸走向重新認識和重新檢討西方17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基本現代觀念，這就是通常所謂的“現代性問題”或“現代性的危機”。不妨說，這種重新審視“現代性問題”的基本走向，正應了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多年前的預言：“徹底質疑近三四百年來的西方思想學說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點?！?/p>
政治哲學的研究在中國雖然才剛剛起步，但我們以為，從一開始就應該明確：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趨地去與當代西方學術“接軌”，而是要自覺地形成中國學界的批判意識與獨立視野。要而言之，中國學人研究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學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國政治哲學的傳統(tǒng)。也因此，坊間已經翻譯過來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學教科書，雖然對教書匠和應試生不無裨益，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其視野和論述往往過窄。這些教科書有些以點金術的手法，把西方從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繪成各種理想化概念的連續(xù)，卻盲然不顧西方政治哲學中的“古今之爭”這一基本問題，亦即無視西方“現代”政治哲學乃起源于對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拒斥與否定這一轉折；還有些教科書則僅僅鋪陳晚近以來西方學院內的細瑣爭論，造成“最新的爭論就是最前沿的問題”之假象，實際卻恰恰缺乏歷史視野，看不出當代的許多爭論其實只不過是用新術語爭論老問題而已。雖然我們并不否認當論對問題的表述和分析或許更細致，但我們更要強調的是問題本身的歷史深度及其來龍去脈。我們以為，對中國學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能夠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自主性，戒絕盲目地跟風趕時髦的習氣。有必要說明，本文庫兩位主編雖然近年來都曾著重論述過施特勞斯學派的政治哲學，但我們決無意主張對西方政治哲學的研究應該簡單化地遵循施特勞斯派的路向。無論對施特勞斯學派，還是對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共和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等，我們都主張從中國的視野出發(fā)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討論。同樣，我們雖然強調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傳統(tǒng)的重要性，但我們從不主張簡單地以古典來拒斥現代。相反，就當代西方政治哲學而言，我們以為更值得注意的或許是，各主要流派近年來實際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尋求現代思想與古典思想的調和或互補。以自由主義學派而言，近年來正明顯地從以往一切討論立足于“權利”而日益轉向突出地強調“美德”，其具體路向則往往表現為尋求康德與亞里士多德的結合。共和主義學派則從早年強調從古希臘到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傳統(tǒng)逐漸轉向強調古羅馬特別是西塞羅對西方早期現代的影響，其目的實際是要緩和古典共和主義與現代社會之張力。最后，施特勞斯學派雖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圖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學傳統(tǒng)而深刻批判西方現代性，但這種批判并不是簡單地否定現代，而是力圖以古典傳統(tǒng)來矯正現代思想的偏頗和極端。當然，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各派則仍然對古典和現代都持激進的否定性批判態(tài)勢。但我們要強調的是，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各種流派都是從西方社會本身的問題出發(fā)，因而必然具有“狹隘地方主義”（provincialism）的特點，中國學人不應該成為任何一派的簡單信徒，而是要以中國學術共同體為依托而樹立對西方古典、現代、后現代的總體性批判視野。
【關鍵詞】中國語境; 政治哲學; 研究
【中圖分類號】G631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2095-3089(2012)09-0048-02
1西方政治哲學首要主題:建構政治秩序
西方政治哲學的每一次重大發(fā)展都與政治危機相關,它的推動力是建構新的政治秩序:《理想國》是在雅典衰落之后探討城邦和個人生活的正義,探討真正理想之城邦的秩序構造;《毛主論》是馬基雅維里進諫佛羅倫薩統(tǒng)治者,以強有力的統(tǒng)治使意大利擺脫外敵入侵、內政混亂的危機局面;《利維坦》寫于英國內戰(zhàn),霍布斯試圖以強大的擁有絕對權力的政府來為英國提供和平;《政府論》則是詹姆斯二世時期國王與議會之間因“排斥法案”發(fā)生激烈沖突的時刻,洛克為議會派提供革命性理論資源的努力。可見,政治哲學的進步在于對政治制度的危機和挑戰(zhàn)的回應,當制度無法整合政治各種社會力量、以往的價值理念和觀念資源無法繼續(xù)成為大多數人的信念,從而社會失序、混亂叢生、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領域都得不到安寧的時候,往往需要思想家們反思已有的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體系,進而為重新建構秩序提供思路,也為未來的新制度構建意義。因此,政治哲學思考的首要主題是秩序與和平,使某種范圍內作為群體的人類能夠和平地生存下去。
中世紀的政治哲學家們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將國家當作為教會和宗教目的服務的機構,從而建構起神學的政治秩序。15至16世紀,從意大利北部地區(qū)發(fā)端并迅速波及歐洲各國的文藝復興運動中,人文主義思想被用來反對神學。思想家們開始關注世俗事務,提倡理性和個性自由,反對神性與等級桎梏。路德倡導的宗教改革把個人理性當作精神信仰的唯一依據,抽空教會在上帝和信徒之間設置的思想鉗制和清規(guī)戒律;加爾文在路德思想的基礎上主張預定論,肯定個人的努力和現世積極謀取事業(yè)成功。經過韋伯的注解,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成為資本主義制度形成和發(fā)展最為適宜的“倫理精神”。
2西方政治哲學基本傾向:理性、權利與自由
除了建構秩序之外,自古希臘至近代英國的西方政治哲學至少還有以下基本傾向,即理性、正義、保護個人權利與自由。
如上所述,在西方政治哲學發(fā)展的大部分時段,思想家們都在追求或運用人類理性的力量。西方政治哲學史是從理性到信仰,又從信仰到理性的過程。古希臘文明的突然興起“使人感到驚異或難于解說”,除了因為他們首創(chuàng)了數學、科學和哲學,最先寫出有別于純粹編年表的歷史書,對于政治哲學而言,則是因為他們“自由地思考著世界的性質和目的,而不為任何因襲的正統(tǒng)觀念的枷鎖所束縛”。這種不為任何枷鎖束縛的狀態(tài)就是理性的狀態(tài)。柏拉圖代表的古典作家認為理性可以被用來發(fā)現真實的真理或觀念,因此以理性作為政治知識的基礎,《理想國》中蘇格拉底等人在言辭中建立理想城邦即是古希臘人把理性當作政治思考的基礎的典范。
雖然自古希臘以來的西方政治哲學關注的首要的問題是構建社會秩序,但是正是西方政治哲學以人的理性為基礎,探討秩序建構和保護個人權利與自由、從而達成社會正義的一面對中國近代政治有著深刻而持久的影響。因為,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道德所極力強調的正是以等級制度建構的穩(wěn)定政治秩序,儒家從家庭等級秩序到國家等級秩序的思想對中國政治具有最為強大的支配作用。
3現代政治哲學在中國的引入:語境中的政治哲學研究
當西方思想進入中國的時候,隨著中國政治環(huán)境的變化,它在中國的境遇呈現以下幾種特點:
3.1以徹底反傳統(tǒng)為開端。近代以來,中國對西方政治哲學的初步認識是以“啟蒙”這一關鍵詞為起點的。20世紀初的是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界啟蒙運動的發(fā)端。以《新青年》雜志為核心陣地,把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歸結為落后的封建文化,主張為了民族生存而割裂民族傳統(tǒng)文化,用西方文化來造就全新的中華民族新文化。這與19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列強進入中國之后激起的改革呼聲和舉措都有所不同:之前的改革是以拯救民族及其文化為宗旨,而則在某種強烈刺激之下采取以激進方式擁抱西方文化的態(tài)度。的口號是民主與科學,這與以人的理性為基礎,高舉科學與人權的啟蒙價值完全一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是中國近代的思想啟蒙,正如歐洲啟蒙時代思想家們力圖擺脫古代和中世紀政治哲學中等級和信仰因素一樣,中國努力做到的正是與中國原有文化傳統(tǒng)劃清界限。
3.2以經濟自由為第一要義。的完全反傳統(tǒng)思路在中國“”時期得到夸張而扭曲的附和。改革開放之后的三十多年中,無論知識界,還是普通大眾,學術思想和人們的思維意識都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被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的政治長期占據人們的思想和生活空間之后的大解放中,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關心的最為重大的根本性問題是“中國向何處去”以及“人應當如何生活”,答案就是中國要走向現代化。16經歷了“”帶來的物質、精神全面壓制之后,中國要解決的問題是一方面解放思想,另一方面發(fā)展生產力;但80年代末的休止符被認為是思想過分自由、全盤西化的結果。當學術界熱烈的思想爭論被中斷之后,意識形態(tài)的導向和人們的自愿性選擇一道(兩者的力量均十分強大),將“發(fā)展生產力”作為基本國策,將中國推向急速市場經濟化進程。工業(yè)革命和英國在近代世界帝國的確立使人確信:經濟自由的力量堤無窮的。這樣的經驗對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市場經濟起到很大的刺激和促進作用。
4當前的重要問題:一種反思
近一個多世紀以來,與現代化相關的政治和經濟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的結果,然而現代化過程中西方理論進入中國的過程所呈現的特點也造成了今天我們必須面對的—些根本性問題。
4.1以徹底反傳統(tǒng)作為中國現代化開端的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使中國傳統(tǒng)文化遭受毀滅性打擊。加上“”時期對傳統(tǒng)文化的再次批判,原本在中國占據統(tǒng)治地位、決定了中國政治模式和人們政治思維乃至生活方式的儒學傳統(tǒng)成為僵死的學說。盡管近年來有研究中國傳統(tǒng)思想和文化的學者做出頗有影響的成果,但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傳統(tǒng)文化已經死了,其僅僅是象牙塔內學院派研究的對象,遠不是規(guī)范人們日常行為的標準。
4.2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以全力發(fā)展經濟為主要方向的政策導向使得經濟自由取代政治自由,經濟理性取代政治理性。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政治哲學向經濟發(fā)展的轉向發(fā)生在自由主義政治理論臻于完善、代議制政府已經確立、自由觀念深入人心的時候;近年來西方實證主義政治學的發(fā)展中用經濟人理性假設研究政府行為問題,也是發(fā)生在西方以契約論為基礎的責任制政府運行良好的時候。中西方政治發(fā)展的時間差導致中國在引入西方理論的時候往往會忽視其中“隱蔽的主題”——對于西方人而言已經沒有必要再說出來的真理,常識,或者說,中國尚未遇到西方人現在面臨的根本問題,而西方人現在則不必思考中國現在的處境。
4.3意識形態(tài)作為學術研究的標準,是國內政治哲學研究另一種潛在的危險。由經濟自由取代政治自由、以經濟理性研究政治行為的傾向導致一種世俗化傾向,這種世俗化與既定意識形態(tài)緊密結合,造就粗俗的所謂政治科學。這種世俗化不追究政治理性,對政治正義和公平也不怎么關心,它僅僅是一系列極端簡化的最容易理解但往往與真理并不相關的政治信念。施特勞斯認為,政治哲學關注的問題是“善”和“正義”;它對政治具有價值判斷,以獲取好生活和好社會的知識作為明確的目標。因而政治哲學是具有超越價值的、求“真”的,對于政治的判斷使它具有未定之未來。與之相對比,在極端的情況下,就意識形態(tài)而言,“普通百姓都認為它是正確的;哲學家認為它是錯誤的;政治家們則認為它是有用的?！雹笠庾R形態(tài)則具有明確方向性、自我封閉性,“強勢意識形態(tài)具有高度的自我封閉性,它往往與現代知識隔絕,甚至與常識隔絕。
[關鍵詞]中國政治哲學;宏觀理論建構;微觀政治主體;述評
政治哲學作為一門“對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學問”,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受到我國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近十年來,無論是從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者人數,還是從政治哲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來看,政治哲學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較大的發(fā)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政治哲學在當代中國已然成為一門顯學。本文以發(fā)表的學術論文為線索,對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作一綜述和簡要評論。
一、從宏觀理論建構到以問題為中心的轉向
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激發(fā)了諸多學者對當代中國政治哲學進行理論建構的興趣。
從政治哲學的學理結構角度探討中國政治哲學的體系。有學者指出,政治哲學的學理結構是從哲學的人學理念推演出倫理學的道德原則,進而再引申出政治價值學說來展開邏輯的。這也就意味著,規(guī)定著政治活動的性質、任務和目標的政治哲學之思想來源,是某個特定時代的人學理念和道德原則的政治學演繹和邏輯結論;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哲學體系應該堅持的邏輯起點和基礎是的人學本體論,辨證地繼承我國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建立起一種既鼓勵物質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學、道德倫理學和政治哲學體系。
從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討論中國政治哲學的建構。有學者認為,價值性和事實性的關系,構成了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任何一門政治哲學的建構,都需在理論內達成價值性與事實性的某種統(tǒng)一;而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建構之路應該從理想性轉到現實性,即從經典致力于理想社會的理想性政治哲學到依據現實生活的現賣性政治哲學的轉變。
從理論綜合的角度討論中國的政治哲學建構。有學者指出,政治哲學是對政治權力的來源及其行使的正當性,以及理想社會模式等問題從根本處進行思考的一門學問;對于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者來說,一件充滿著挑戰(zhàn)的理論工作應該是在綜合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近現代政治哲學和政治哲學三大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社會主義現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的思想體系與新的傳統(tǒng)。
對中國政治哲學進行理論建構是近十年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趨勢。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學的基本概念、政治價值論、方法論等,對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但是,這種宏觀建構的政治哲學理論體系有著不可忽視的缺陷:一個是玄之又玄,其表現就是在概念中轉圈子,從一個概念轉到另一個概念;一個是空發(fā)議論,其表現是依據某個政治價值,比如公正、自由來批判宏觀現象與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實地分析身邊的小問題與小制度。
對此,有學者著重強調,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剛剛起步,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趨地與當代西方學術“接軌”,而是要自覺地形成中國的批判意識與獨立視野。中國學者研究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學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國政治哲學的傳統(tǒng)。對中國學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能夠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自主性。無論對施特勞斯學派,還是對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共和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等,我們都主張從中國的視野出發(fā)進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討論。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毫無疑問將有賴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國的古典文明傳統(tǒng),特別是儒家這一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傳統(tǒng)。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國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問題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開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tǒng)內部的問題、矛盾、張力和沖突,以及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tǒng)在面對現代社會和外部世界時所面臨的困難,對此我們并不需要回避、掩蓋或否認,恰恰需要充分展開并加以分析。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同時也必然以日益復雜的中國現代社會發(fā)展為動力。當代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同時又處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們對中國古典文明的重新認識和重新開展,無疑必須從現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復雜性出發(fā)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問題研究為中心,特別是以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為中心成為了近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基本轉向。
二、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政治哲學研究
以問題為導向的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當前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對此,有學者認為,當前國內政治哲學界存在的問題是缺乏對當代中國社會類型的準確定位。這不僅在理論上嚴重影響了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發(fā)展,而且在實踐上對政府決策和社會治理也產生了不利影響。發(fā)現和確定當下我國社會處于何種類型應是我國當代政治哲學的出發(fā)點。該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總體上是屬于在根本利益上無對抗、無沖突,但在具體利益追求上體現多元的個性化差異狀況,這種差異化主要表現為:(1)差異化的生產關系,即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外資、民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并存的生產關系;(2)差異化的政黨關系,即,多黨合作;(3)差異化的社會階層關系一“兩個階級化為十大階層”,即由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化為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yè)主階層、專業(yè)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yè)服務人員階層、產業(yè)工人階層、 農業(yè)勞動者階層、城市失業(yè)半失業(yè)人員階層。因此,差異性社會無疑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現實,其社會類型是“差異性社會”。因此,差異性社會與和諧政治是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向度。
有學者指出,當代中國的問題很多,但從政治哲學的視野看,現實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權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會層級結構帶來的官本位、權力本位的政府運作體制和政治體制。社會層級結構的討論和建構雖然不能說是解決當下“中國問題”(當然主要指國內問題)的惟一有效途徑,但根據馬克思社會層級結構理論,立足社會結構變遷,從學理層面和社會層級結構的討論無疑可作為破解“中國問題”、建構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而獨特的分析進路。作為凝結和展現當代人社會政治地位‘c全息圖”的社會層級結構既是當代中國問題的總根源,也是消解諸多中國問題的著力點,因而社會層級結構分析對諸多社會乃至政治問題就具有相當的解釋力,應該成為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論域。
還有學者認為,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主要動力并非來自西方學術界的刺激,而是來自中國發(fā)展的內在要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發(fā)展進入經濟起飛階段之后,政治起飛的任務得以彰顯,而政治起飛應該是中國思考的問題意識。因此,中國政治哲學研究必須直面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核心難題一政治發(fā)展與政治起飛。該學者指出,面對中國發(fā)展的政治起飛問題,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應當回答:中國社會的政治起飛如何可能?人類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現代權利政治之外,能否發(fā)展出第二種可能的政治(哲學)模式?若能,那么東方政治(哲學)傳統(tǒng)能否發(fā)展出人類第二個政治(哲學)類型?從當代世界發(fā)展看,政治領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權與東方的崛起。于中國哲學研究而言,我們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在批判地揚棄中國傳統(tǒng)王道政治哲學與西方現代權利政治哲學的基礎上,創(chuàng)建新的政治哲學范式?圍繞這一問題,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還必須創(chuàng)造性地回答的重大問題有:良好的社會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導的世界上我們如何進行政治思考?中國的政治起飛如何實現?
三、從宏觀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觀政治主體研究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各種現實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中國現代社會日益走向復雜性,這也推進了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以問題研究為導向。正如我們所知,政治哲學所要面向的問題很多,有宏觀問題和微觀問題之分。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發(fā)展經歷了從以宏觀政治制度問題為導向到以微觀政治主體問題為導向的轉變。
有學者認為,政治哲學參與現代中國社會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釋阻礙中國社會發(fā)展與正義的“中國結”。但是,其理論維度從一開始就超越具體的問題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結”之編組的原因與根據。也就是說,直接探討一般國家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問題,比如討論土地的所有權、政府的基本原則,或者立法的正當性基礎等此類的問題,不是提出解決具體問題的實用對策。極其重要的一點,中國在與現代世界,尤其與西方世界對話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規(guī)則時,社會一歷史的差異,使中國的政治哲學學者更趨向于選擇社會一歷史的宏觀視野來討論政治哲學的問題。因此,從政治哲學角度研究宏觀的制度問題也就引起了我國學者的關注。
有學者從社會現代轉型的角度,以(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矛盾為中心線索,把制度放進價值學的視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進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過程中所具有的價值及其實現機制。該論者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和全面轉型,政治建設與政治發(fā)展問題凸顯出來。如果說經濟和軍事實力屬于“硬實力”,而政治價值觀屬于“軟實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設則是存在于“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通過政治制度建設,不僅可以將“硬實力”和“軟實力”整合起來,而且是“硬實力”和“軟實力”提升的根本途徑,將推動“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提升機制化。因此,該論者認為,制度建設和制度創(chuàng)新是政治文明建設的核心。
與此不同的是,有學者指出,盡管以政治制度為中心的宏觀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學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對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宏觀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觀政治哲學那里,政治哲學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另外一種理論哲學,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學化”的理論哲學或意識哲學范式的支配。它習慣于抽象掉內在于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態(tài)化的、多樣性的、邊緣性的和微觀的權力結構和控制機制,把中心化的、宏觀的權力運作和國家制度安排等宏觀政治活動,以及周期性的經濟活動機制,即一種理性化的政治權力或經濟權力放大為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普遍的、絕對的規(guī)律和力量。對此,該論者進一步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由于理性的危機而重新審視日常生活的意義和價值的時代,生活在社會結構、社會分層、社會機制日益多元差異,非中心化的微觀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結構日益發(fā)展的時代,自覺地開辟微觀政治哲學的領地,顯然是對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新發(fā)展。因而,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推進微觀政治哲學研究更具有啟發(fā)意義。
有學者認為,在現代法制社會條件下’提升每一個個體的“政治主體意識”的自覺程度,以形成廣泛介入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監(jiān)督,是實現權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而這需要有政治哲學層面的深層論證。該論者指出,政治主體分為“社會政治主體”與“政治權力主體”兩個層面。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思維的根本缺失是“社會政治主體”認識的缺席與“政治權力主體”認識的強化,致使社會一般成員的政治認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參與意識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權利意識。因此,當代中國政治哲學要關注微觀的社會政治主體研究。
我國著名學者韓慶祥教授指出,馬克思哲學本質上是一種實踐生成論哲學,其主體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實踐中生成自己與實現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為人,能力問題很重要。能力原則能培養(yǎng)人的先進性:第一個先進性是能力本位內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機會,這種公正,相對于等級而言是先進的;能力本位還會產生第二個先進性,就是它歡迎民主;能力本位還會產生第三個先進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對獨立的人格。過去我們的政治行為圍繞權力做得太多,今天我們應該圍繞能力來組織政治行為、政治活動;把能力原則引入我們的政治活動,用能力而不是權力來增強我們政治的權威及其影響力。以此,當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應由權力本位的政治哲學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學,最終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為中真正成其為人,使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真正成其為人。
四、結束語
[關鍵詞]中國政治哲學；宏觀理論建構；微觀政治主體；述評
政治哲學作為一門“對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學問”，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受到我國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近十年來，無論是從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者人數，還是從政治哲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來看，政治哲學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較大的發(fā)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政治哲學在當代中國已然成為一門顯學。本文以發(fā)表的學術論文為線索，對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作一綜述和簡要評論。
一、從宏觀理論建構到以問題為中心的轉向
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激發(fā)了諸多學者對當代中國政治哲學進行理論建構的興趣。
從政治哲學的學理結構角度探討中國政治哲學的體系。有學者指出，政治哲學的學理結構是從哲學的人學理念推演出倫理學的道德原則，進而再引申出政治價值學說來展開邏輯的。這也就意味著，規(guī)定著政治活動的性質、任務和目標的政治哲學之思想來源，是某個特定時代的人學理念和道德原則的政治學演繹和邏輯結論；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哲學體系應該堅持的邏輯起點和基礎是的人學本體論，辨證地繼承我國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建立起一種既鼓勵物質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學、道德倫理學和政治哲學體系。
從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討論中國政治哲學的建構。有學者認為，價值性和事實性的關系，構成了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任何一門政治哲學的建構，都需在理論內達成價值性與事實性的某種統(tǒng)一；而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建構之路應該從理想性轉到現實性，即從經典致力于理想社會的理想性政治哲學到依據現實生活的現賣性政治哲學的轉變。
從理論綜合的角度討論中國的政治哲學建構。有學者指出，政治哲學是對政治權力的來源及其行使的正當性，以及理想社會模式等問題從根本處進行思考的一門學問；對于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者來說，一件充滿著挑戰(zhàn)的理論工作應該是在綜合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近現代政治哲學和政治哲學三大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社會主義現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的思想體系與新的傳統(tǒng)。
對中國政治哲學進行理論建構是近十年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趨勢。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學的基本概念、政治價值論、方法論等，對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但是，這種宏觀建構的政治哲學理論體系有著不可忽視的缺陷：一個是玄之又玄，其表現就是在概念中轉圈子，從一個概念轉到另一個概念；一個是空發(fā)議論，其表現是依據某個政治價值，比如公正、自由來批判宏觀現象與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實地分析身邊的小問題與小制度。
對此，有學者著重強調，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剛剛起步，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趨地與當代西方學術“接軌”，而是要自覺地形成中國的批判意識與獨立視野。中國學者研究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學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國政治哲學的傳統(tǒng)。對中國學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能夠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自主性。無論對施特勞斯學派，還是對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共和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等，我們都主張從中國的視野出發(fā)進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討論。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毫無疑問將有賴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國的古典文明傳統(tǒng)，特別是儒家這一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傳統(tǒng)。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國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問題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開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tǒng)內部的問題、矛盾、張力和沖突，以及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tǒng)在面對現代社會和外部世界時所面臨的困難，對此我們并不需要回避、掩蓋或否認，恰恰需要充分展開并加以分析。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同時也必然以日益復雜的中國現代社會發(fā)展為動力。當代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同時又處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們對中國古典文明的重新認識和重新開展，無疑必須從現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復雜性出發(fā)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問題研究為中心，特別是以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為中心成為了近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基本轉向。
二、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政治哲學研究
以問題為導向的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當前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對此，有學者認為，當前國內政治哲學界存在的問題是缺乏對當代中國社會類型的準確定位。這不僅在理論上嚴重影響了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發(fā)展，而且在實踐上對政府決策和社會治理也產生了不利影響。發(fā)現和確定當下我國社會處于何種類型應是我國當代政治哲學的出發(fā)點。該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總體上是屬于在根本利益上無對抗、無沖突，但在具體利益追求上體現多元的個性化差異狀況，這種差異化主要表現為：(1)差異化的生產關系，即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外資、民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并存的生產關系；(2)差異化的政黨關系，即，多黨合作；(3)差異化的社會階層關系一“兩個階級化為十大階層”，即由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化為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yè)主階層、專業(yè)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yè)服務人員階層、產業(yè)工人階層、農業(yè)勞動者階層、城市失業(yè)半失業(yè)人員階層。因此，差異性社會無疑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現實，其社會類型是“差異性社會”。因此，差異性社會與和諧政治是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向度。
有學者指出，當代中國的問題很多，但從政治哲學的視野看，現實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權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會層級結構帶來的官本位、權力本位的政府運作體制和政治體制。社會層級結構的討論和建構雖然不能說是解決當下“中國問題”(當然主要指國內問題)的惟一有效途徑，但根據馬克思社會層級結構理論，立足社會結構變遷，從學理層面和社會層級結構的討論無疑可作為破解“中國問題”、建構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而獨特的分析進路。作為凝結和展現當代人社會政治地位‘c全息圖”的社會層級結構既是當代中國問題的總根源，也是消解諸多中國問題的著力點，因而社會層級結構分析對諸多社會乃至政治問題就具有相當的解釋力，應該成為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論域。
還有學者認為，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主要動力并非來自西方學術界的刺激，而是來自中國發(fā)展的內在要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發(fā)展進入經濟起飛階段之后，政治起飛的任務得以彰顯，而政治起飛應該是中國思考的問題意識。因此，中 國政治哲學研究必須直面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核心難題一政治發(fā)展與政治起飛。該學者指出，面對中國發(fā)展的政治起飛問題，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應當回答：中國社會的政治起飛如何可能?人類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現代權利政治之外，能否發(fā)展出第二種可能的政治(哲學)模式?若能，那么東方政治(哲學)傳統(tǒng)能否發(fā)展出人類第二個政治(哲學)類型?從當代世界發(fā)展看，政治領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權與東方的崛起。于中國哲學研究而言，我們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在批判地揚棄中國傳統(tǒng)王道政治哲學與西方現代權利政治哲學的基礎上，創(chuàng)建新的政治哲學范式?圍繞這一問題，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還必須創(chuàng)造性地回答的重大問題有：良好的社會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導的世界上我們如何進行政治思考?中國的政治起飛如何實現?
三、從宏觀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觀政治主體研究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各種現實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中國現代社會日益走向復雜性，這也推進了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以問題研究為導向。正如我們所知，政治哲學所要面向的問題很多，有宏觀問題和微觀問題之分。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發(fā)展經歷了從以宏觀政治制度問題為導向到以微觀政治主體問題為導向的轉變。
有學者認為，政治哲學參與現代中國社會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釋阻礙中國社會發(fā)展與正義的“中國結”。但是，其理論維度從一開始就超越具體的問題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結”之編組的原因與根據。也就是說，直接探討一般國家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問題，比如討論土地的所有權、政府的基本原則，或者立法的正當性基礎等此類的問題，不是提出解決具體問題的實用對策。極其重要的一點，中國在與現代世界，尤其與西方世界對話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規(guī)則時，社會一歷史的差異，使中國的政治哲學學者更趨向于選擇社會一歷史的宏觀視野來討論政治哲學的問題。因此，從政治哲學角度研究宏觀的制度問題也就引起了我國學者的關注。
有學者從社會現代轉型的角度，以(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矛盾為中心線索，把制度放進價值學的視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進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過程中所具有的價值及其實現機制。該論者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和全面轉型，政治建設與政治發(fā)展問題凸顯出來。如果說經濟和軍事實力屬于“硬實力”，而政治價值觀屬于“軟實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設則是存在于“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通過政治制度建設，不僅可以將“硬實力”和“軟實力”整合起來，而且是“硬實力”和“軟實力”提升的根本途徑，將推動“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提升機制化。因此，該論者認為，制度建設和制度創(chuàng)新是政治文明建設的核心。
與此不同的是，有學者指出，盡管以政治制度為中心的宏觀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學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對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宏觀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觀政治哲學那里，政治哲學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另外一種理論哲學，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學化”的理論哲學或意識哲學范式的支配。它習慣于抽象掉內在于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態(tài)化的、多樣性的、邊緣性的和微觀的權力結構和控制機制，把中心化的、宏觀的權力運作和國家制度安排等宏觀政治活動，以及周期性的經濟活動機制，即一種理性化的政治權力或經濟權力放大為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普遍的、絕對的規(guī)律和力量。對此，該論者進一步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由于理性的危機而重新審視日常生活的意義和價值的時代，生活在社會結構、社會分層、社會機制日益多元差異，非中心化的微觀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結構日益發(fā)展的時代，自覺地開辟微觀政治哲學的領地，顯然是對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新發(fā)展。因而，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推進微觀政治哲學研究更具有啟發(fā)意義。
有學者認為，在現代法制社會條件下’提升每一個個體的“政治主體意識”的自覺程度，以形成廣泛介入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監(jiān)督，是實現權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而這需要有政治哲學層面的深層論證。該論者指出，政治主體分為“社會政治主體”與“政治權力主體”兩個層面。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思維的根本缺失是“社會政治主體”認識的缺席與“政治權力主體”認識的強化，致使社會一般成員的政治認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參與意識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權利意識。因此，當代中國政治哲學要關注微觀的社會政治主體研究。
我國著名學者韓慶祥教授指出，馬克思哲學本質上是一種實踐生成論哲學，其主體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實踐中生成自己與實現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為人，能力問題很重要。能力原則能培養(yǎng)人的先進性：第一個先進性是能力本位內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機會，這種公正，相對于等級而言是先進的；能力本位還會產生第二個先進性，就是它歡迎民主；能力本位還會產生第三個先進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對獨立的人格。過去我們的政治行為圍繞權力做得太多，今天我們應該圍繞能力來組織政治行為、政治活動；把能力原則引入我們的政治活動，用能力而不是權力來增強我們政治的權威及其影響力。以此，當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應由權力本位的政治哲學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學，最終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為中真正成其為人，使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真正成其為人。
四、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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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治哲學；社會；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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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6X（2011）03-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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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治哲學的含義及其發(fā)展
?實事求是的說政治哲學在今天也尚未成為一個讓大家普遍接受的學科名稱，德國哲學家們依然還愿意按照其學術傳統(tǒng)使用“法和國家的哲學倫理學”或者“法和國家哲學”的名稱。也有許多人認為政治哲學屬于道德哲學或倫理學抑或是社會哲學。這些繁雜的現象讓我們對政治哲學進行界定產生了較大的困難。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一直秉承歐洲理性主義傳統(tǒng)，他曾在其代表作《什么是政治哲學》中指出“政治哲學就是要試圖真正了解政治事務的性質以及正確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這兩方面的知識?！表f伯在其《學術與政治》一書中直接從國家的角度著手分析政治，認為政治的核心體現為權力的分配問題，但是權力卻是有其獨特指向的。政治先于國家，而且政治的功能要遠遠比國家的功能和作用更為廣泛、全面和深入。
?從本質上來說政治乃是人類社會在一定團體內部為了分配社會利益而產生的各種行為與制度，這些社會團體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具有一個最高的權力機構、統(tǒng)一的規(guī)章制度、一定范圍的領土。由此可見，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國家便是人類政治的最為典型的表現。國家范圍內政府、政黨、社會團體或者公民個人的政治行為及其相應的原則與制度需要一定的觀念作指導，這些觀念可以有各種來源。于是，政治哲學研究上述政治行為所遵循和遵守的原則和制度，這些原則和制度所從出的規(guī)范和價值的觀念，這些觀念的基礎，以及由這些原則和制度構成的基本結構；研究各種不同的政治哲學學派就此提出的各種判斷和觀點；政治哲學同時還研究有關上述問題的方法論。在這里，人們還就什么是社會、個人、社會與個人的關系發(fā)生爭論，這些爭論不僅涉及事實，而且也涉及人們?yōu)樽约旱睦斫馑⒌臉藴?，而這些標準就屬于規(guī)范問題，因而也在政治哲學的視野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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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治哲學中的社會與個人的界定及其特征
?任何政治行為都發(fā)生于一定的社會之中，任何利益分配都是以人的社會性為基本前提的。所以理清政治哲學中社會與人的基本概念問題是我們其余的討論能夠深入進行下去的先行條件。
?在政治哲學之中，社會一詞具有兩個基本意思，一是指人類群體性的存在，各種語言、制度、觀念、習俗、結構和歷史等等物質和精神都是人類群體性存在。二是指與國家相對而言的人類有組織的群體，也就是除了國家行為、原則和制度以下，其他的都是社會的領域。事實上，國家行為在終極層面上都是強制的，這也是韋伯等學者們所強調的國家以暴力壟斷為其根本特征的原因所在。那么，任何相對于國家行為而言沒有終極強制性的行為都被稱為社會的行為。舉例而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種國家制度，慈善事業(yè)是一種社會行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必須要國家通過行使其稅收職能來具體實行的，眾所周知，稅收具有固定性、無償性和強制性的基本特征，是一種典型的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社會財富再分配。作為一種社會行為的慈善事業(yè)，其資金與物資都來源于人們自愿饋贈的捐款和贊助，并且慈善事業(yè)的獲益者也是由慈善團體根據其自己的信念與章程來指定的。
?在政治哲學之中，怎么去理解個人直接關涉到一系列基本的原則與制度問題的出發(fā)點與歸宿問題。關鍵之關鍵就在于個人是否是構成社會的不可再分的基本單位，換句話說，就是在一個政治性的團體中間，單個的個人是否是最為基本的權利義務的主體？在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里，家庭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這種觀念影響深遠，甚至一直延續(xù)到今天，比如一個人出生在農民家庭，便就當然地只有農民戶口，卻不能選擇居民戶口。在歐洲亦然，中世紀歐洲的社會的基本單位也是家庭，貴族和農奴的身份都是世襲罔替的。到了現代社會，人們的思想認識發(fā)生了較大的改變，個人取代家庭成為組成社會的最為基本的單位，權利義務不是以家庭為單位分配的而是以個人為單位分配的，也就是說個人成為權利義務的主體。然而這并不是說所有人從呱呱墜地開始就擁有了政治權利。職能就一般情況而言，在公民社會里，法律規(guī)定的成年的個人應當是享有與所有其他人平等的政治權利的。由此觀之，政治哲學中所謂個人便是政治性團體里獨立地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最基本的行為主體。
三、政治哲學中的社會與個人關系
?在政治哲學中，如何理解認識并進而規(guī)定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是一個有著諸多分歧與爭議的問題。關于社會與個人問題爭議的主要的區(qū)別主要就在于，人們在確立社會基本原則與相關制度時，究竟是以社會還是個人為最基本的出發(fā)點的問題。因此，社會常常又被理解為國家或者其他諸如民族、宗教等某一特定的團體。一種觀點認為，個人應該而且必須是社會基本原則與制度的出發(fā)點與歸宿，持該觀點的人認為良好而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與規(guī)范必須是建立在確保個人最基本的權利與自由之基礎上，這些權利與自由擁有最優(yōu)先被考慮的屬性，堅決不能以國家的或其他社會性團體的名義來侵犯和踐踏個人的權利與自由。這種類似于自由主義的觀點今天漸趨流行。另外一種觀點認為，一旦脫離了社會，個人便是一個沒有辦法規(guī)定的抽象的存在物。諸如國家等政治性的團體，其首要的目標就是要保證這個團體里所有成員的安全、權利和福利。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所以社會的整體利益就必然高于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在現代社會的很多情況下，公民個人的權利與自由通常都是通過社會來實現的。除此此外，每一個社會性團體都擁有其共同的價值觀與文化，這種共同的價值觀與文化相對于其成員而言就就具有天然的優(yōu)先性。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學說，中世紀歐洲的封建主義以及現代的社群主義都是這一觀點的典型代表。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觀點并不是要否認個人權利的重要性，只是認為這種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始終是有限制的。
?前文所論述的兩種觀點之間的爭論，除了涉及到態(tài)度與立場之外，還涉及到方法論的問題。因為關于社會與個人關系的觀點主要不是用來解釋現實，而通常是用來設想或規(guī)劃某種理想的社會秩序。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究竟是以社會為基本出發(fā)點還是以個人為基本出發(fā)點的選擇就涉及到方法論的問題。比如，通過為每個人平等地分配基本權利并且充分地維護這些權利，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是否就因此而能夠建立起來？在現代社會，我們可以舉美國這樣的以自由主義為主要觀念的國家為例，基本權利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得到優(yōu)先的維護和保障的，但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美國是否就是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其次，如果它存在著問題，那么這些問題是否可以通過進一步維護和保障個人權利就可以解決？第三，在遭遇外部的危險時，美國的個人權利的保障還能維持不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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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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