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2-08 15:08:03
序論：在您撰寫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時，參考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教學改革
政治經濟學作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曾經起過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政治經濟學出現被不斷邊緣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政治經濟學已經過時，而把西方某些學派、某些理論奉為教條，從而西方經濟學大有取代政治經濟學的趨勢。比如我們學院的所有經濟、管理類專業(yè)，只有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yè)開設政治經濟學課程，其他專業(yè)只開西方經濟學，由此可以管窺全貌。鑒于我院政治經濟學教學不斷弱化，師資力量萎縮，課程建設不足的現狀，在我院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改革中，重點進行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保證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效果。
1 明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是對某一學科研究內容、范圍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學科研究的起點，學科之間的區(qū)別主要在于研究對象、內容與方法的區(qū)別。明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對學生把握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體系，理順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人在物資資料的生產過程中，首先要與自然界發(fā)生關系，其次人們彼此之間也要發(fā)生關系。前者表現為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問題，也即經濟行為的生產力方面，后者表現為經濟行為的經濟制度或生產關系方面。當今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均脫胎于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的科學性之一是其研究對象體現在上述兩方面內容的統(tǒng)一，即在一定的經濟制度背景下研究資源配置問題。隨著經濟學的發(fā)展，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內容上把古典經濟學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產關系的內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數學模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被定義為研究稀缺資源的配置或經濟運行機制問題。但是資源配置總是在一定的經濟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經濟制度其資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經濟學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之外，將古典經濟學庸俗化，是其局限與片面的地方。只有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在它強烈階級性的基礎上，揭示了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現象的本質，以及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和規(guī)律，揭示資本主義運動的特殊規(guī)律，并以此為理論依據，科學地闡明了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和發(fā)展趨勢，為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論證，從而對20世紀社會發(fā)展產生了的深刻影響，這是馬克思偉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提高政治經濟學教學效果
2.1 教學內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論知識傳授的基礎上，注重知識的深化與拓展，同時注意與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實踐相結合，可以借鑒西南財經大學劉燦教授在講授剩余價值理論時對教學內容的處理。劉教授在教授這部分內容時，進行了縱向和橫向的拓寬。在縱向上從資本生產方式的建立過程說明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客觀必然性，使學生更深、全面理解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在橫向上，結合當前經濟現實對剩余價值概念進行拓寬，提出了剩余價值范疇的界定問題，提供了特殊范疇、一般范疇、統(tǒng)一范疇三個問題供學生思考，深化了學生對相關概念的理解，也為學生的經濟學思維、科學思維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個教學體系的把握上，不再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部分而主要還原為資本主義的教學內容；圍繞揭示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替代的歷史必然性而展開，至于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方式，則不一定是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徑。
2.2 教學方法方面
在傳統(tǒng)的課堂理論教學的基礎上，采用多種實踐性教學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學法，將政治經濟學與我國的經濟改革與實踐相結合；還可以采用比較教學法和討論教學法。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兩種不同的理論體系，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理論觀點、思想主張方面存在差異，導致經濟學教學中的“自我否定”現象。通過比較分析，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為什么同一經濟現象運用不同經濟理論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釋，從而解決學生的學習困惑問題。討論教學法在促使學生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與研究方法去觀察與分析現實經濟現象，鍛煉學生的溝通能力與應變能力方面很有幫助，討論教學的目標、內容、過程控制等有待于我們在今后的教學研究和實踐中不斷完善。
一、吉爾平“國家中心”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
吉爾平在《全球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首先便對他的學術觀點進行了解釋，他稱其既不是自由主義者，也不是者，更不會是民族主義者，吉爾平明確的表示自己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其所發(fā)表的學術觀點全部都是以國家發(fā)展為中心的，包括《全球政治經濟學》中對國際經濟的闡釋。在《全球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既有經濟學、政治學的觀點，又包括歷史學、國家關系、國際經濟等理論，可謂集大成者，不僅是后世，就連同行對吉爾平此書的評價也是極高的，譽其為“里程碑式的研究”。
在《全球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吉爾平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涉及多個方面，主要觀點有如下六個方面：
一是既強調國際社會的無序性，也承認國際合作的必要性。無序意味著不存在高一級的政治權威，各個國家均可以在被迫使的情況下走向合作，任何一個國家，只要發(fā)生了危險便可以向國際社會請求援助，但這種無序性并不意味著國際政治的特點便會因此確立，相反當各個國家在同一利益的驅使下走向合作的時候，各種國家機構便會創(chuàng)建起來。
二是既??調國家利益始終是國家追求的目標，也承認精神道義和價值觀念不可或缺?，F實主義一直視國家利益為國家追求的目標，將國家利益視為國家在國際關系中活動的主要依據和目的。需要指出的是，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利益是國家的核心利益，但并不否認道德和價值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意義，其只是反對以道德追求來約束一個國家的命運與發(fā)展。
三是既強調國家安全永遠是國家最關心的問題，也強調經濟安全的重要性。吉爾平認為，不管是在何種情況下，國家的安全問題都應當是擺在第一位的，且軍事安全和政治獨立也理應擺在國家目標和利益序列的首位。
二、吉爾平用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全球經濟新秩序的基本解讀
吉爾平是在2001年用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全球經濟新秩序進行解讀的，那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的多種力量都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吉爾平結合各種變化，運用了一種全新的研究視角，對全球經濟新秩序進行了全面的剖析，核心觀點主要包括三點：
首先，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居于主導地位的仍是民族國家。吉爾平認為，不管是對于國內事務來說，還是針對國際事務而言，民族國家都是最為主要的行為體，而關于影響民族國家地位的力量，吉爾平也在此書中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1）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對于二者的關系，吉爾平的立場一直較為堅定，其雖然承認跨國公司的重要性，但卻并不認為跨國公司具有脫離民族國家成為獨立行為體的能力，這主要是因為跨國公司與本國經濟的聯系過于密切，其稍有差異便會使得各國的制度結構、經濟政策、社會關注重點發(fā)生偏移；（2）經濟區(qū)域主義與民族國家。吉爾平認為雖然經濟區(qū)域主義能夠增強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實力，但“經濟區(qū)域主義特別是歐洲政治一體化的加強標志著一場脫離以國家為中心的世界運動以及后國家時期國際秩序開始”的這一說法，吉爾平卻并不同意，其并不支持以經濟區(qū)域主義代替國際體系，經濟區(qū)域主義只能是擴大本國追求的一種有效手段。
其次，全球經濟具有高度一體化和明顯脆弱化的特點。吉爾平認為，自從冷戰(zhàn)發(fā)生以后，經濟全球化的現象便越來越嚴重，其不僅帶動了國家經濟事務的發(fā)展，而且還帶動了國際政治事務的發(fā)展，這股全球化的力量使得世界各國的經濟緊密系相連，許多國家都相繼了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經濟政策，以市場為導向的全球經濟也越來越明朗，國際競爭一日強過一日，以規(guī)模經濟和技術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不完全競爭也逐漸登上國際舞臺，世界經濟的參與者日益增多，非國家行為體的重要性更是大幅度提升，但這種力量卻對全球經濟造成了較大的威脅，使得全球經濟明顯脆弱化，主要原因有四點：（1）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合作隨之結束，政治紐帶被削弱，國家經濟越發(fā)脆弱；（2）不穩(wěn)定因素重新出現，比如貿易保護、經濟區(qū)域、反貿易自由化等；（3）缺少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管理規(guī)則；（4）全球經濟趨向高度一體化，資金流動擴大，衍生品增多，金融危機反復出現。
最后，全球經濟管理必須重視與強大領導、經濟大國的合作。吉爾平在此書中對新自由制度主義、新中世紀主義、跨政府主義進行了評價，吉爾平認為雖然此三種主義對全球經濟管理皆有所幫助，但這三種主義卻并不適應國家管理需求。吉爾平覺得當一個國家過于以自我為中心，那么其想要獲取一定的支配地位是絕不可能的，這既不符合國家發(fā)展，也不符合人們希望。對于廣大民眾而言，一個國家想要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不僅要重視自身利益，更要重視世界利益，只有如此，國家政治經濟新秩序才能更加穩(wěn)定，更加人道。因此，在吉爾平看來，重視與強大領導、經濟大國的合作，方能建立一個自由的新秩序。
三、對吉爾平“國家中心”現實主義全球經濟新秩序觀點的評價
吉爾平在本書中對“國家中心”現實主義全球經濟新秩序觀點的分析雖然較為全面和嚴謹，但仍然存在著些許問題，具體總結為如下三點：
其一，作者的理論與觀點。在《全球政治經濟學》中，作者將最新的經濟理論與傳統(tǒng)的定性分析法相結合對全球經濟新秩序進行了評價，以“國家中心”現實主義為視角對新經濟理論進行了肯定，并表示霸權穩(wěn)定、國際機制、新古典理論等均可以繼續(xù)使用，這不僅體現了作者與時俱進的務實態(tài)度，而且還體現了作者嚴謹治學的作風。
其二，作者既忽視了全球性問題，又忽視了國際經濟組織的作用。在作者的觀點中，“國家中心”、“霸權穩(wěn)定”、“自由秩序”的位置同等重要，其雖然沒有直接否定國際經濟組織的作用，但書中卻對國際經濟組織的作用只字未提，吉爾平始終認為以國家為中心才是建立穩(wěn)定的全球經濟秩序的基礎。其實，吉爾平的想法并沒有錯，經濟強國對于經濟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國際經濟組織已經形成了一股重大的力量，如若忽視，將會與美國傳統(tǒng)產生一定的矛盾。作者在書中過于強調國家權力的增加，而對社會福利的增加卻很少提及，經濟不平等、政治不平衡、貧窮、環(huán)境惡化等問題雖然有所提及，但作者卻并未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反全球化”的熱潮并未散去，作者未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反而只是將這一切都歸過于國家政策的不健全。
作為傳播學批判學派的主要流派之一，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文化思想為理論基礎，在廣闊的歷史、經濟和社會背景下，分析媒介和傳播系統(tǒng)與社會結構的關系，關注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傳播活動的控制。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歐洲、南美等地蓬勃發(fā)展，并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入中國大陸。經過二十多年的借鑒和發(fā)展，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從單純的理論引介逐漸向產業(yè)分析、社會發(fā)展分析等多領域擴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
但由于該領域的研究者數量有限且研究主題較為分散，這些理論成果無法建構起一個完整而集中的體系，因而，本文選取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類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論文，在“本體研究”“產業(yè)研究”和“社會發(fā)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為單位進行綜述，試圖對該領域理論成果的總體情況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論引介：起源、發(fā)展與反思
傳播學作為一門外來學科，其在中國的發(fā)展是從西方書籍的翻譯和學科理論的引介開始的。相較于結構功能主義學派在中國的盛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其書籍翻譯和理論引介相對較少。
李琨是最早關注該學派的學者之一，他指出，傳播媒介向新型大工業(yè)的發(fā)展、國家政權的參與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傳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點；宏觀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對現實的關注是其研究特點；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競爭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我國把握宏觀形勢、維護國家利益和推動全人類發(fā)展具有重大意義[1]。
郭鎮(zhèn)之梳理了傳播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宏觀的、歷史的、能動的和辯證的），并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進行了簡要介紹[2]。
劉曉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fā)展分為三個時期：初創(chuàng)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場與美國當時的學術環(huán)境和政治氣氛相沖突，該學派的發(fā)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發(fā)展時期，北美研究碩果累累的同時，歐洲、南美等地也出現了該學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時期，在結合世界大眾傳播發(fā)展的新形勢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課題的同時，反思自身的理論發(fā)展并嘗試借鑒其他傳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晉和趙月枝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指向及其從北美到歐洲的發(fā)展脈絡，闡述了該學派的人文關懷，即一方面猛烈抨擊全球傳播產業(yè)徹底商業(yè)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積極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會運動中[4]。
陳世華的研究集中于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他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路徑，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技術批判，社會學思想傳統(tǒng)和北美新聞傳播研究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淵源；“我們不自由的傳播”是其理論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體力行，將理論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
達拉斯?斯邁思和赫伯特?席勒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開創(chuàng)者，以豐富的研究成果為該學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我國學者集中對這兩位先驅的生平和傳播思想進行了研究。
郭鎮(zhèn)之認為達拉斯?斯邁思不僅是一位傾向于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將理論研究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的身體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觀點有“受眾商品論”“依附理論”等；其實踐貢獻體現在積極參與并影響了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運動，并始終關注傳播領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鎮(zhèn)之還對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進行了研究，認為他不僅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而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8]。
陳世華在新媒體時代對赫伯特?席勒的傳播思想進行了重讀，深入細致的分析了他關于“復合媒體和媒介帝國主義”“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勞動力”“傳播與文化宰制”“信息傳播與社會危機”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較分析：結構功能主義學派與文化研究學派
傳播學研究中，結構功能主義學派、批判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間的差異、對抗、借鑒是學者們關注的又一內容。
楊茵娟分析了結構功能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與當時美國社會背景、歷史狀況及主流社會思潮間的關系，回顧了每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探討了每個學派存在的缺陷，并尋求三個學派之間對話與溝通的空間[10]。
劉曉紅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指出二者的關系經歷了短暫共處、尖銳對抗、溝通和借鑒三個不同時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互相借鑒的前提[11]。
黃典林認為，以往對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諸種分歧的討論多停留在表象的差異，要理解這些分歧需要從根源上把握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整合的可能途徑是從中間溫和立場的交叉地帶尋求共識[12]。
（二）本土化進程
1.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舶來品在我國的發(fā)展時間較短，目前仍處于向國外學習借鑒的階段，其本土化的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很少，且主要出現在對國外理論進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鎮(zhèn)之等人的文章。
國外，尤其是北美、歐洲的理論框架體系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研究基礎之上的，有些甚至帶有美國中心主義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釋和解決我國的問題。下一階段我們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理論框架體系，在此基礎上解讀我國豐富而復雜的傳播實踐。
2.理論研究的發(fā)展
陳衛(wèi)星論述了傳播政治經濟學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業(yè)”向“文化產業(yè)”的轉型過程，并分析了這一概念改變所帶來的理論方法的充實和對新信息傳播技術的產業(yè)化過程的新視角、新理論啟發(fā)和實踐形態(tài)[13]。高亢思考了新媒體環(huán)境下“受眾商品論”的作用機理，指出了受眾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形成機制，受眾商品剩余價值的衍生途徑以及商品化過程中“廣告商在場”身份的演變[14]。謝進川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實踐性進行考察，分析了20世紀以來的媒體改革運動，指出其關注重點在于媒體改革運動的總體性新主張和未來發(fā)展可能之探索，而對新媒體關注較少；其對自我起點的過度強調延誤了社會實踐性的進一步展開；其對優(yōu)勢力量間的演化關系缺乏關注；對新興轉型國家的傳播轉型研究有待加強[15]。
綜上可知，我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對這一學派整體情況的認知和國外理論框架體系的引介方面，結合本國國情的理論研究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學科體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國外理論時偏重北美理論的介紹，相對忽視了歐洲、拉美等地的理論發(fā)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圍內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全貌。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產業(yè)研究
（一）我國傳媒業(yè)現狀分析及發(fā)展建議
目前我國占主導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從內容、形式等層面在媒體行業(yè)內進行對策性研究，而忽視了媒體所處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及其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開闊的理論視野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視角，一些學者從這一視角出發(fā)，對我國傳媒業(yè)現狀及發(fā)展趨勢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黃清源從微博商品化的運營模式著手分析，發(fā)現資本和權力對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維系。但是，微博的技術特性使得這種社會媒體能夠對既有控制進行消解，為公眾享有更廣泛的知情權和更廣闊的自由表達提供可能，進而對公共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16]。
蔡騏、謝瑩闡述了網絡惡搞文化中受眾主體性所受到的結構限制，他們認為，在經濟主導的現代消費社會，技術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能動的主體難逃商品化命運[17]。
劉燕南和文衛(wèi)華從受眾權益角度分析了電視互動節(jié)目中的“三次售賣”現象，他們認為今天的互動類節(jié)目在傳統(tǒng)的媒介、受眾、廣告商的三角關系中擠進了一個新的利益體――服務提供商。媒體通過與服務商一同分享觀眾參與的利潤，實現了由“二次售賣”到“三次售賣”的進化[18]。
羅鋒審視了我國的出版貿易逆差，認為應將其置于世界政治經濟框架內進行考察，它的形成緣于“中心―邊緣”的世界結構體系，要想轉變出版貿易逆差，必須努力重構政治經濟與信息傳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對新聞專業(yè)主義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新聞專業(yè)主義是一種媒體企業(yè)經營管理的理念與方式，但為了掩蓋其高度功利性的實際功能，它通常被標榜為新聞業(yè)的職業(yè)操守和最高信仰。當代公民新聞對新聞專業(yè)主義的挑戰(zhàn)實際是對傳統(tǒng)的新聞管理模式的挑戰(zhàn)[20]。
曹晉和楊琪對版權文化進行分析，對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以及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21]。
黃典林解讀了“限娛令”背后的政治經濟張力，認為“限娛令”和其他類似的政策舉措及其導致的產業(yè)實踐的調整和社會影響，都可以看作是當前傳媒制度安排中，媒體事業(yè)屬性所定義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效益與傳媒運營方式的市場化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沖動這兩種具有不同傾向的力量之間沖突關系的一種呈現[22]。
（二）國際視域下的傳媒業(yè)發(fā)展研究
宋晶以中國和印度兩個第三世界國家對社會沖突的媒體再現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體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場驅動如何錯綜復雜地影響媒介產制和媒介內容[23]。趙月枝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廣播電視宏觀管理中以市場化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過程、影響以及市場化與公眾利益、傳播系統(tǒng)民主化的關系[24]。馮建三引述和討論了韓國和委內瑞拉的另類傳播現象，并強調了對另類媒介的興起、運作條件及脈絡、成就與局限進行評估的重要意義[25]。吳曉迪研究了美國廣播電視業(yè)所有權集中化的現象，分析了這一現象的邏輯、沖突及后果，并審視了其對我國的啟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學者較多的運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審視國內傳媒業(yè)的發(fā)展狀況，而對國際形勢關注較少。并且國內的產業(yè)研究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局限于某一個案或個別領域，雖有少數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國外理論的泛泛而談，缺少對我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及社會權力關系的深入研究。
三、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發(fā)展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追求社會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學，其目標是“挑戰(zhàn)不平等的社會權力關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類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僅關注傳媒業(yè)自身的結構和歷史，并且將視野擴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權利等社會議題。王殿英認為大眾傳播媒介的發(fā)展正在侵蝕公民權利的完整性，阻礙公民權利的實現：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傳播權資源；媒介市場化使市場理論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導致媒介壟斷；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國家的國家利益和公民權利[28]。劉曉紅從主體、載體和范圍、內涵等各方面介紹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話語中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對公共領域的威脅[29]。蔡騏從傳播政治經濟的核心概念“權力”出發(fā)，指出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大眾媒介必然從自身利益出發(fā)周旋于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體系中。媒介不可能在與政府、企業(yè)的關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會利益的沖突。新型傳播技術與政治經濟基礎權力相結合，將對現代社會人的精神進行更為巧妙的操縱和控制。由此，受眾作為公民的權利正在步步流逝[30]。趙月枝和羅伯特?A?漢凱特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角探討了媒體全球化和媒體民主化的發(fā)展過程、不同國家背景下的表現及存在的悖論、問題和矛盾[31]。
四、總 結
20世紀80年代，學界在對傳統(tǒng)教科書體系進行整體性反思的過程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哲學的本質是什么?在這場討論中，與人本主義的關系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而首先展開的是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在這場爭論中逐漸形成了三種代表性的研究路向與理論興趣:一是人學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學者是吉林大學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馬克思關于人或社會的三種形態(tài)理論的啟發(fā)，即最初的人類以族群為本位(“人的依賴關系”形態(tài))，經過個體本位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態(tài))，才能到達人的最高發(fā)展形態(tài)(即“建立在個人全面發(fā)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形態(tài))，即由人的“類”本性決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類哲學”的思路。［1］二是實踐唯物主義研究思路。有許多學者基于對蘇聯理論體系的反思提出了實踐唯物主義的問題。他們在文本層面上以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等經典論著關于“實踐”的論述為立足點和出發(fā)點;在理論層面上以“實踐”為核心概念來重新解釋哲學，以“實踐的唯物主義”來概括哲學的特征本質，形成了一股頗具影響的哲學思潮。三是哲學史的研究思路。從學理上講，關于哲學本質的回答需要回到經典作家即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fā)展進程中進行考察;因此，人學與實踐唯物主義的研究路向之爭便直接引發(fā)了哲學史研究的重大理論分歧之爭。其爭論焦點是，代表馬克思成熟思想的經典著作，到底是人學韻味濃厚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還是更為強調現實實踐邏輯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或《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無意識地突破了人學與實踐哲學的范式之爭，十分敏銳地提出，馬克思晚年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動向，也是哲學研究中無法繞過的問題;但在當時，這一問題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將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類學問題上，他當時提出馬克思對社會人類學問題的思考貫穿其一生，在思想發(fā)展上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哲學階段、政治經濟學階段和文化學階段。［2］但總的來說，在當時人類學問題對于重新認識和理解馬克思整個學說的重要性并沒有引起整個學界的充分重視，因此學界未能進一步對馬克思的人學與人類學思想進行系統(tǒng)研究。其原因有許多方面，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局限于傳統(tǒng)教科書體系(即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關。哲學的發(fā)展需要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研究突破作為支撐(正如馬克思本人哲學思想的發(fā)展與他的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實踐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哲學一個重要理論特質;在當時，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哲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并未同時取得與哲學一樣的進展，因此單純依靠哲學界的自我革新很難實現理論的整體性創(chuàng)新。
在無法獲得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學科支持的情況下，哲學單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從而使得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等問題的討論不能突破哲學的學科意識束縛，走向更廣闊的理論天地。當前學界所熱議的理論整體性問題以及“現代學術建制和理論研究的學科化對理論整體性的影響”正是針對這種學術分工體制的弊端提出的。［3］從研究范式轉換的角度來看，80年代的一個重要成果是中國的哲學研究開始擺脫教科書的“體系意識”來思考自己的“問題意識”。不過，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這種問題意識其實是一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這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開啟了中國化哲學的學理性思考與學科建構，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學科建設意識的主導下，哲學研究呈現專門化與學術化的趨勢，的哲學與政治經濟學以及政治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的發(fā)展越來越專業(yè)，但與此同時彼此之間也越走越遠，甚至有分道揚鑣的苗頭與趨勢。從哲學變革與發(fā)展的歷史來看，其最重要的經驗是打破經院哲學(即所謂的學院哲學)的束縛，而其最重要的理論支持則是來自政治經濟學。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剩余價值規(guī)律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fā)展到科學的理論前提之一，因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4］161。哲學學科意識的束縛以及理論研究中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的缺失，對于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研究而言，直接導致的問題是沒有理解馬克思“歷史科學”(即歷史唯物主義)與人學、類哲學的重要關系，同時也沒能與西方學者的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等相關學科進行有效對話。
二、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人學思想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與人類學具有密切的關系。人類學把自己的學科定義為“研究人類的本質的學科”，這一學科體系的形成，雖然與殖民主義在全球的擴張緊密相連———它在19世紀的學科分工體系中被定位為對原始社會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隨著殖民體系的解體，人類學已突破異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義其對人類整體多樣性的研究。正如有學者所認為的，人類學學科除了從某一學科的角度進行人類學研究，更為前提性的則是哲學層面的理論基礎，即涉關存在論———基于人作為一種存在來探討人類發(fā)展的起源、人類發(fā)展的動力、人類創(chuàng)造的文化、人類發(fā)展的規(guī)律、人類前進的方向等。［5］人的本質是什么，不僅是人學研究所關注的哲學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人類學問題。在古希臘哲學中，有些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學派把人定義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動物?；浇躺駥W則認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創(chuàng)造出來，絕不可能是像動物一樣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學回落到神學邏輯中。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為中心對抗基督教神學的以神為中心，它不僅重視人的自然本性，也關注人類的理性和意志，從而引發(fā)了近代哲學的“主體性”問題大討論。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進化學派觀點把人看作是由猿猴進化而來，從而將自然主義人學推向了極端;作為自然主義人學思潮的反向運動，歐洲大陸的思想家們則在對宗教神學的反思中發(fā)展出了理性主義人學思潮，這一基于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笛卡爾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題中被準確地表達出來———“我思”是人的本質特征，“我思”是人與動物的關鍵性區(qū)別。這種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德國古典哲學中發(fā)展到了某種理論上的極致。德國古典哲學不僅把“我思”(觀念)理解成人的本質，而且把它作為哲學的對象來進行研究，從而建構起龐大的觀念論思想體系，并最終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達到頂點。而在德國的觀念論思想之外，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路向，即發(fā)現人不僅是一種自然動物，而且也是一種文化與歷史的產物，因而提出了“歷史哲學”的問題，這一問題域在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康德和黑格爾等思想家的不斷探索下，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深厚歷史感和歷史哲學韻味的人類學思潮。這種具有深厚歷史感的人類學思想路向，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便是歷史科學。今天，隨著馬克思哲學研究以及國外研究的深入，我們應當重新拾起一度中斷的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并將這種反思推向一個自主性的理論建構。這是中國學界走向理論自信的表現。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學術經過20多年的發(fā)展，在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包括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上獲得了長足的進展，為我們重拾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提供了極好的學科背景。我們應當在這個基礎上將政治經濟學和哲學(類哲學)有效溝通起來，以打開哲學與人類學研究的新視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類學只是一個在學科意識的束縛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稱”———因為學科話語體系似乎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學者的行規(guī)。換言之，人類學這一提法只是一個“方便法門”，讀者可以不必拘泥于這一名稱本身，重要的是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關于這個問題，涉及兩個重要的理論:一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二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人學(人道主義)思想。關于第一個問題，即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過去我們之所以無法把政治經濟學與類哲學有效結合起來，是因為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受限于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實際上，在馬恩經典著作中，他們所闡發(fā)的政治經濟學跟蘇聯所編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有差異的，其重大差異我們可以用恩格斯的定義來解釋一下。恩格斯認為，政治經濟學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廣義層面，一個是狹義層面。狹義政治經濟學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規(guī)律的科學。因此，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里面談論的勞動價值論、資本、貨幣、商品等這些實際上是隸屬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設想，馬克思有一個宏大的理論構想，但并沒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資本論》第1卷)。根據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設想，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應當有六大部分，分別為資本(這部分后來演化為《資本論》的整個體系)、國家、土地、國際市場、國際貿易，還有一部分是關于勞動的問題。換言之，蘇聯學界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學，只是馬克思本人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馬克思生前還沒有來得及把他整個思想完整地建構出來。而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實際是歷史科學，按照恩格斯的定義，它指的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規(guī)律的研究。廣義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范圍上更為廣闊，它不僅僅包含資本主義社會，也包含前資本主義社會，另外還包含東方社會，這是一個更大的范疇。這一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恰恰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相重合，而狹義政治經濟學則與經濟人類學具有諸多共同之處。關于第二個問題，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人學思想。關于馬克思的人學思想不得不提到他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系，在此我們主要以康德和費爾巴哈為例來說明。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實用人類學》，鄧曉芒認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講授‘人類學’課程講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畢生的書齋生涯其實都是以人的現實生活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終都有一個集中的主題，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僅僅從認識論上的‘批判哲學’來看待康德哲學已經顯得過于狹隘，必須從人類學的立場來考察康德整個哲學體系”。［6］1－2從這一角度來看，康德哲學的重要貢獻是將神學(宗教問題)人類學化。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一思考路向顯然深深地影響了馬克思。費爾巴哈作為直接影響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對宗教哲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以期恢復人在哲學中的地位，這使馬克思豁然開朗。
【關鍵詞】李斯特經濟思想；來源；內容；影響
李斯特（List，F.1789-1846）是德國歷史上著名的經濟學家，保護貿易論倡導者，其經濟思想直接影響了德國的統(tǒng)一和崛起。其代表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對李斯特經濟思想的研究有非?，F實的意義。從李斯特的經濟思想中的保護貿易的思想，可以對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如何處理開放和保護國內市場的關系起到很大的借鑒意義。
一、李斯特經濟思想的來源
李斯特經濟思想來源，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德國當時的經濟狀況
英國古典經濟學在李斯特生活的時代達到頂峰，在歐洲擁有眾多的信奉者。德國經濟學家將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當作是唯一的真理，深信自由貿易是使德國擺脫落后的農業(yè)國狀態(tài)的最優(yōu)選擇。而當時的真實情況卻是：1815年歐洲恢復和平后，英國在歐洲大陸封鎖政策期間積壓的大量工業(yè)品開始向歐洲傾銷。德國實際上處于內部分割的狀態(tài)。由于缺乏堅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對內不能形成統(tǒng)一的國內市場，對外無法實行統(tǒng)一的御外關稅。李斯特“從自己祖國的實際需要，特別是1815年后德意志工場手工業(yè)的艱難處境出發(fā)”，指出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在于教導人們“對某一特定國家來說，在特定的世界形勢下，如何通過農業(yè)，工業(yè)，商業(yè)的發(fā)展來獲得幸福和文明”。他指責斯密以及其后的經濟學家不強調經濟生活中國民有機體的重要性，始終只是以整個人類社會利益作為唯一的研究對象，完全沒有顧及各個國家的不同利益。他主張建立一種國民經濟學，即“民族的立場出發(fā)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學”。
（二）美國的貿易保護的理論和實踐
李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借鑒了漢密爾頓的貿易保護觀點。美國經濟生活的實際加強了李斯特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李斯特流亡美國其間正值美國貿易保護政策日益升級之時，他不但親眼看到了美國新興工業(yè)在保護政策庇佑下的蓬勃發(fā)展，而且親身參與了關于美國是否應該實行保護關稅制度的筆戰(zhàn)。1827年，李斯特以致美國一個工業(yè)家聯合會主席的十二封公開信的形式發(fā)表了《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第一次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針鋒相對地反對亞當·斯密地自由貿易信條。
（三）重商主義理論
重商主義晚期正是歐洲工場手工業(yè)發(fā)展的時期，各國為了保護本國工商業(yè)，抵抗外國的競爭，普遍實行高額進口稅率以限制外國商品的進口，對工業(yè)原料則不加限制，甚至以優(yōu)惠稅率鼓勵輸人。同時對那些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的商品的廠商發(fā)放獎金或者補助金，以鼓勵商品的擴大再生產和輸出。這些措施都體現在李斯特的貿易保護思想中了，但是根據實際情況作了補充和改進。
二、李斯特經濟思想的內容
（一）國民經濟學說
李斯特把經濟學劃分為“私人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而且又把后者分為“世界主義經濟學”（或者“萬民經濟學”）和“國民經濟學”（或者“政治經濟學”）。李斯特認為政治經濟學首先應該是一種“國民經濟學”，即教導某一國家，處于世界目前形勢以及它自己特有的國際關系下，怎樣來維持并改進它的經濟狀況，以及研究如何使某一國家在當前形勢下憑農工商業(yè)取得富強、文明和力量的科學。它的任務是正確了解各國當前的利益和特有環(huán)境，指導他們擺脫落后狀態(tài)。只有基于民族國家立場，根據本國的國情以及它所處的國際形勢，通過適當的保護制度，使國家成長為一個工業(yè)強國，才能為世界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創(chuàng)造條件。國民經濟學不脫離具體的國情抽象地談論和教條地堅持某個原則，如國際貿易的自由和限制，是隨著國家不同發(fā)展程度和時期而變化的。
（二）貿易保護學說
李斯特認為只有兩個國家在工業(yè)發(fā)展階段上大致處于相等的水平時，才能從自由貿易中雙贏。否則，自由貿易只對先進國家有利，落后國家必須采取保護關稅政策才能發(fā)展“幼稚”的民族工業(yè)。如果國家在新興工業(yè)創(chuàng)建初期不予以保護，脆弱的幼稚工業(yè)在強大的外國競爭壓力下必然夭折，本國的民族工業(yè)將無法建立起來。李斯特主張貿易保護，但并不是反對任何的自由貿易，他認為保護政策是受本國具體情況決定的歷史性政策，只是一種手段，目的是保護和促進本國工業(yè)的發(fā)展。
李斯特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在農業(yè)、工業(yè)、社會、政治和內政上已經有了充分的發(fā)展，而仍然以農產品與原料向國外交換工業(yè)品，那么它在這些方面發(fā)展程度越高，得到的利益將會越少。在比它先進的工業(yè)國對它的優(yōu)勢競爭中，它受到的傷害也就越大。而這類國家已經具備了一切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必要條件和手段，可以把自己建成工業(yè)國家，從而在文化、物質、繁榮和政治力量各方面達到高度發(fā)展，只是由于還存在著一個比它們先進的工業(yè)國家的競爭力量，使它們在前進的道路上遇到了障礙。處于這樣情況下的國家應當采取保護政策，這樣有利于建立并發(fā)展本國工業(yè)，從而最終實現工業(yè)化。李斯特強調對工業(yè)的保護力度不應該一樣，應當特別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門，即生產最重要生活必需品的部門和對國家獨立自主有著重大意義的部門。其它的部門可以適當讓其參與國際競爭，從而提高其競爭力。
（三）生產力學說
李斯特的生產力概念并非人們通常理解的作為個人或者社會生產力意義上的那種生產力，而是“國家生產力”，它是由一國的科一學技術、國民個人素養(yǎng)、社會狀況、政治狀況和制度、自然資源及現有的物質生產條件等因素綜合構成的。李斯特認為生產力比財富重要得多：“國家力量是一種動力，新的生產資源可以由此獲得開發(fā)，因為生產力是樹之本，可以由此產生財富的果實，因為結果子的樹比果實本身價值更大，力量比財富更加重要。”“國家財富并不在于交換價值的占有，而是在于生產力的占有，正同一個漁夫的財富不再與占有了多少條魚，而在于不斷地捕魚以滿足他的需要的那種能力和手段”。李斯特用十分簡潔的隱喻對比了交換價值與生產力，不僅用生產力代替了古典經濟學的作為財富的交換價值，而且使生產力概念上升到國民經濟學理論的核心地位。
三、李斯特經濟思想的影響
（一）為凱恩斯國家干預理論的奠定基礎
李斯特認為個人力量與國家力量之間存在著交互作用。正如國家離不開個人一樣，個人也離不開國家的力量。如果沒有諸如國家的獨立、安全、政治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支持，就決不會有個人力量的充分發(fā)揮的外部環(huán)境，也不會有國家的工商業(yè)的繁榮。同時，由于存在著私人力量無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國防、治安以及其它公共品的提供，只有借助于國家的力量才能完成。所以國家的作用是決不能忽視的。李斯特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實際上也肯定了國家干預的重要作用。雖然他的保護主義只是當時德國實現工業(yè)化的權宜之計，最終的目的是拋掉保護主義這根拐杖，實現自由貿易。但是，在市場的力量不足以促進經濟的良性發(fā)展時，或者說市場失靈時，他主張的還是國家干預。更何況，李斯特定義的生產力里還包括制度的因素，這更離不開國家的調控。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為凱恩斯國家干預理論的奠定了基礎。
（二）歷史分析方法使李斯特成為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
這種方法非常注重對歷史事實的分析，據此來考察和檢驗經濟學的前提，并且十分注意理論與歷史經驗，演繹與歸納，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說史的結合。他考察了英國成長為工業(yè)化強國的歷程，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英國的強大與貿易保護的作用分不開。他還將經濟按商品經濟發(fā)展程度分為五個階段，并指出在相應階段應該采取的政策，這些政策都是歷史性策略。這些成為李斯特采用的歷史分析方法的鮮明例證。這與“李嘉圖惡習”直接相對，成為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
（三）給制度學派深刻的影響。
在經濟學說史上，他最先把國家制度和倫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來看待的，強調在其它各方面都相同的情況下，一個政治修明、道德品質良好的國家和一個缺少開明政治、道德精神的國家，其生產力水平是截然不同的。這無疑為制度學派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
（四）是發(fā)展經濟學的思想來源之一。
他是第一個站在弱勢民族的立場上展開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批判的經濟學家，并探討了發(fā)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yè)化的問題，他為發(fā)展中國家指出了若干在當今仍然極具價值的途徑。比如主張關稅保護和發(fā)展生產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落后國家爭取工業(yè)進步，國家統(tǒng)一和獨立的利益，具有進步性，因而成為后來發(fā)展經濟學的來源之一。
（五）生產力概念擴大了古典經濟學的視野。
李斯特第一次真正把生產力概念引人經濟學，并且作為經濟學的核心范疇。他認為在長期內提高生產力比短期內的財富的增長重要得多，為了提高生產力而放棄短期的物質利益也是值得的。他用動態(tài)的生產力概念置換了靜態(tài)的財富，把動態(tài)分析引人到了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之中。他的生產力理論包含了私人與社會的成本—收益、短期與長期的收益的區(qū)分的思想，從而大大擴大了古典經濟學的視野。
李斯特的思想不僅影響力德國崛起，也影響了日本的崛起。深入研究李斯特的經濟思想，應該會對我國的崛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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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前，我國高校在經濟學教學和科研中一貫堅持政治經濟學的主導地位，對一個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完全正確的、非常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毋庸諱言，近30年來，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在我國高校呈現出一種被逐步淡化、邊緣化、萎縮以至被取消的趨勢。在我國的許多高校，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的課時越開越少，有些學校干脆取消這門課，只開西方經濟學。有一些大學生聽到政治經濟學這個名詞都覺得好笑，甚至一些經濟界的人士都主張把西方經濟學作為我國經濟改革和發(fā)展的指導思想，取代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筆者認為，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的主導地位是不能動搖的，我國高校必須把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核心必修課來開，其理由是:
1.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地位決定的
由三大部分組成，其中政治經濟學是其中主要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哲學基礎之上，也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石。哲學認為，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變化和發(fā)展的，發(fā)展是有規(guī)律的，規(guī)律是可以認識的;人類已經認識了世界變化發(fā)展的最一般規(guī)律，即對立統(tǒng)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規(guī)律。用上述哲學的自然觀去研究人類社會歷史，就會發(fā)現人類社會也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對立統(tǒng)一中前進的。馬克思的光輝巨著—《資本論》正是運用其哲學原理，以嚴密的邏輯、無可辯駁的事實論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發(fā)展和走向滅亡，社會主義最終取代資本主義的規(guī)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黨和國家才把以政治經濟學為主要組成部分的作為指導思想載人《》和《憲法》。這樣看來，我國高校把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核心必修課來開，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事。認為經濟學只是為說明資本主義制度必須為社會主義制度所替代服務的，而現在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并且是要發(fā)展市場經濟，因而經濟學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經濟學取而代之了的說法。這是一種十分錯誤的看法。實際上永遠是我們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我們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只能是經濟理論。我們研究和考察任何經濟問題都必須從經濟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出發(fā)，從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fā)?！盵l1
2.西方經濟理論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是不行的
“西方經濟學”其實不是一個科學的名稱，按照時下人們約定俗成的理解，指的是西方國家各個時期的主流經濟學，當前特指美國各派的經濟學說及其教材。說得直白一點，眼下在美國暴發(fā)的這場危機，從本質上說是美國政府近30年來加速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金融理論和政策造成的。近幾十年來西方經濟學的主要代表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有一個核心思想: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相信不受干擾的市場機制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新自由主義有四大主張:主張實行“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和國家干預的最小化。在金融問題上奉行的是所謂的“有效市場假說”，認為各種資產價格是對該資產所代表的各種信息的完全反映，金融市場不可能產生泡沫。在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貿易和資本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因此，一些學者把新自由主義也稱為“完全不干預主義”。上世紀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獲得了支配地位，當時的里根、后來的布什、克林頓、小布什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一種經濟理論，當它還是以一種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存在的時候，不管其正確與否，它對社會的影響總是不大的。而一旦被決策者所接受，成為制定經濟政策的理論根據時，那它對社會的影響就大了。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次金融危機，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支配下，美國政府既大大減少了對市場、尤其是對金融市場的管制，廢除了大蕭條后制定的《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允許商業(yè)銀行涉足證券市場等;又允許私人金融機構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機構才能經營的業(yè)務。讓金融資本擁有太多、太大的特權，甚至可以脫離物質資料而獨立循環(huán)(俗稱體外循環(huán))，靠自身的流轉實現“增值”(完全違背馬克思關于資本只能在生產過程中才能增值的原理)，當然只能形成泡沫經濟。此次源自美國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后演變成為一場戰(zhàn)后最大的經濟危機)，充分暴露了資本和西方自由經濟理論的實質，使我們對資本的本質以及市場經濟的盲目性、自發(fā)性、滯后性等消極功能有了充分的認識，更清楚地認識到市場經濟并不是萬能的，提醒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不能搞市場崇拜、不能以西方的自由經濟理論來指導我們的經濟建設。金融危機也使我們對資本主義西方經濟理論的歷史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從而更堅定了我們在高校開設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的決心。依據西方經濟理論制定的經濟政策是不可能很好地規(guī)范經濟活動的。這場災難的罪魁禍首是美國，但由于美國是國際金融體系的莊家，在經濟一體化條件下，損失的錢主要是別國的(包括中國)。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的損害，遠不止這些。所以，為了保衛(wèi)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果，為了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繼續(xù)推向前進，高校必須開設政治經濟學。
3.只有政治經濟學才能救“市”
所謂“救市”，就是挽救經濟。危機發(fā)生后，美國在“救市”對策選擇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其焦點仍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與凱恩斯主義的較量。結果新總統(tǒng)奧巴馬不得不放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推動一個總額為8250億美元的直接救助經濟實體(指資產階級的大壟斷企業(yè))的刺激經濟計劃。與此相對應，我國的“救市”是以經濟理論為指導，以科學發(fā)展觀為導向，堅持以人為本，切實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國計劃用兩年時間，啟動一個總額為四萬億元人民幣的擴大內需計劃，安排一半用于改善民生。這就是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救市”問題上的本質區(qū)別。我們可以大膽地預言，從總體上看，從長遠處考慮，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救“市”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原因是以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決定了他們的經濟政策只能以西方經濟理論作指導。說到底，他們是在堅持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還是堅持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之間作選擇。退一步講，即使他們的救“市”取得了暫時性的成效，也只能是治標，是治不了本的。因為他們所采取的一切救“市”措施是在不動搖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的，是在維護華爾街那些“肥貓們”根本利益前提下下的賭注。而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經濟政策是以政治經濟學理論作指導來制定的。政治經濟學是以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正如當代學者程恩富所說:“馬克思認為，……從發(fā)展趨勢上說，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現代財產公有制度比財產私有制度更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和經濟效率的提高，更能夠促進經濟公平和社會公正，這一點與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認知恰恰相反?！眑2]說具體一點，我們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公有制決定了生產目的，這就直接決定了我國政府調控經濟必須從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fā)。所以我國與歐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在救“市”的指導思想和效果方面是絕對不同的。“從本質上講，我國‘救市’是通過‘救民’達到‘救市’的目的: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解決好民生難題，在推動產業(yè)升級和結構調整的同時，強調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機會。目前，我國將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醫(yī)療文化衛(wèi)生教育事業(yè)發(fā)展、地震災區(qū)災后重建、提高城鄉(xiāng)居民收人等工作同步推進，以解決過去在民生問題上的欠賬。這些應對措施極大地解決了民生問題，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理解，又為成功應對危機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比@一切，提高到理性的高度來分析，不能不歸結于政治經濟學的功勞。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什么要開設西方經濟學
1.政治經濟學不是萬能的
按照傳統(tǒng)觀點，認為政治經濟學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部分。而實際情況是作為三個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經濟學只是指資本主義部分，因為馬克思在世時，世界上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根據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馬克思當然不可能寫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經濟的運行機制也由原來的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過渡，150多年前的馬克思不可能為我們今天的經濟運行勾畫出一個理想的曲線圖表來。就講《資本論》這部偉大的經濟學著作，也是對18世紀處在原始積累階段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概括。按照哲學有關真理的絕對性和相對性辯證關系的原理，任何一個真理性的認識，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人們對某一個特定對象的認識，只能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因而叫作相對真理。據此，《資本論》只能是巧0年前馬克思對當時資本主義制度近似的、不完全的認識，那些結論即使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但巧O多年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突飛猛進，資本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后繼者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并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如果還用150年前現成的認識去解釋和說明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那只能得出不切實際的結論。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理論經濟學。沒有一種理論是萬能的，政治經濟學，它不可能解決具體的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具體來說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產生、發(fā)展和滅亡的一般規(guī)律，目的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阻礙作用，尋求改變這種生產關系的動力和掘墓人，闡述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客觀必然性。馬克思回答了人類社會演化和社會變革的一般規(guī)律，但是沒有回答一種社會形態(tài)處于相對穩(wěn)定的狀態(tài)下，其經濟運行的具體細節(jié)。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理論經濟學，它的作用和功能也不是回答這些問題的。150多年來，它起到鼓動人民起來資本主義制度的作用，今天仍然是我們制定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公有制決定了我們的一切經濟政策和經濟行為必須從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出發(fā))，政治經濟學的職能定位，也說明它不是萬能的。
2.發(fā)展和繁榮中國經濟必須借鑒西方經濟學
前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劇變，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計劃經濟的失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崛起，也無可否認地說明了市場經濟的優(yōu)越性。我國和西方發(fā)達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雖然二者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礎之上，國情也不盡相同，但從市場經濟這一點看是相同的，都搞商品經濟，都是社會化大生產，都要提高經濟效率，因而在對經濟現象的描述、經濟機制的設計等理論體系方面應該有許多共性。西方的市場經濟已經很成熟了，因為它有300多年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為其設計并被實踐證明了是比較成功的運行機制，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一般規(guī)律。而我國的市場經濟才剛剛起步，雖然自己也可以從頭開始摸索，但要浪費很多時間和精力，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后，當然應該選擇研究和借鑒西方成功的經驗和成果。這一點馬克思在寫《資本論》的時候，就認真吸取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優(yōu)秀思想成果，為我們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提供了一個光輝的范例。改革開放犯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西方經濟學在幫助我們設計市場機制、用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建立稅收制度、打破行業(yè)壟斷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借鑒作用。馬克思說過:“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tài)，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fā)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盵4]當前，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并存，在中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在世界經濟一體化條件下，如果我們拒絕西方經濟理論的借鑒作用，那就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在國際貿易中贏得自己應得的經濟利益。一句話，那就是放棄改革開放，堅持閉關自守，最后自取滅亡。要消滅私有制，必須先保留私有制;要實現世界大同，必須先承認多元化格局的存在;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先學習和借鑒西方經濟理論。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理論沒有誕生之前，牛頓的力學三定律被人們確認為經典力學，而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理論問世之后，牛頓力學三定律所描述的則只是物體在作低于光速運動時的一種特殊情況(牛頓力學只不過是物體在低速運動下很好的近似規(guī)律)。但是迄今為止人類所看到物體的運動，通常是在低于光速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牛頓力學三定律仍然被現實世界的人們界定為經典。同理，我們可以這么認為，在世界沒有實現大同之前，所有的經濟學理論都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tài)里存在并為之服務的，而且會被那個社會形態(tài)確認為有意義的理論。即使將來實現了世界大同，我們也不可否認存在于不同社會形態(tài)的經濟理論相對于那個社會形態(tài)的正確性，因為根據哲學原理，無數相對真理的涓涓細流，才能匯成絕對真理的大海，相對真理也是真理(任何一個相對真理都是對某個特定對象近視的、不完全的、相對正確的反映)。綜上所述，無論從加快我國經濟建設的角度，還是從創(chuàng)立馬克思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角度，我國大學的經濟類專業(yè)，必須開設好西方經濟學這門課。
三、開好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1.教學中要處理好兩門課的關系，擺正好兩門課的位置
不管在教學人數還是在教學課時及教學內容的安排方面如何處置，兩門課的關系應該是:政治經濟學是指導、是主流，西方經濟學是參考、是借鑒。政治經濟學以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從資本主義這個特定物質生產條件出發(fā)，客觀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規(guī)律。只有政治經濟學才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學的經濟理論體系，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為指導，這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當然我們講堅持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是就其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必須占據指導地位而言的。這里所講的“指導”，是指對西方經濟學的分析、評價應以政治經濟學為指導，不是說要用政治經濟學去代替西方經濟學。老師在教學中必須既要求學生掌握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觀點，又不局限于要求學生堅持某一個具體的觀點或結論，主要是要求學生堅持的立場和方法，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指導新的實踐。在如何對待西方經濟學問題上，我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權威學者陳岱孫教授有一些中肯的論述，這里引用兩段以表明筆者的觀點:“作為一個整個理論體系，現代西方經濟學不能成為我們研究制定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指導思想，但不等于說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沒有值得我們參考、借鑒、利用的地方，……當然，相反的，由于某些方面有可借鑒利用之處，便盲目地全盤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對于給縱然有用的技術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辦法更是有害的”;ls]“西方經濟學無論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國家、社會經濟的產物。中國的實際在種種方面和西方實際大不相同。要借鑒、利用西方經濟學一些理論分析解決中國今日面臨的經濟問題，我們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國實踐上已證明為謬誤者，即使對在其本土已證明有成功經驗者，我們也得詳察其是否適合中國的國情”le]。
2.有關教學內容方面應注意的地方
西方經濟學是一個內容廣泛而松散的名詞，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梢岳斫鉃槲鞣絿业慕洕鷮W者對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及市場運行方式所作的理論概括，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西方經濟學就是當代西方的市場經濟學。其基本理論包括三部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現在本科使用的由教育部高教司組編、高鴻業(yè)任主編的《西方經濟學》，它堅持了用經濟理論為指導，堅持洋為中用，并且每章都加了評議，應該說還是比較好的。而政治經濟學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一本既理論聯系實際，又與時俱進的教材。目前，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西方經濟學雙重性質的問題。西方經濟學既有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一面，因為它的階級性、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判斷造成的局限性，又因為它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經驗上升為理論，因而又有在特定條件下的實用性。我們在社會主義大學課堂里同時開設政治經濟學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有雙重意義:其一是通過比較可以堅定對經濟理論的信念;其二是通過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中的有用的成分來為我國的經濟建設服務。從筆者了解的一些高校的情況看，兩門課的權重比例有不合理(無論從課程種類、課時時數看，還是從學分看都這樣)的地方;教學內容是政治經濟學太單薄，西方經濟學太厚重。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普遍存在只講教學內容，不加評議的情況，更嚴重的是講西方經濟學時只注重講它的實用性，忽視了它的階級性和局限性。比方說微觀經濟學中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宏觀經濟學中把工會視為壟斷勢力并把它視為工資—物價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等，這些東西我們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要用的觀點進行評議和批判。為此，筆者覺得，要適當壓縮本、?？茖W生西方經濟學的教學內容，特別是微觀經濟學部分的教學內容。對本、?？茖W生應側重多介紹一點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觀點等基礎知識，并注意用進行評議(每章課后的評議一定要講)，而且要配套開設《經濟數學》這門課程。
[關鍵詞] 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機制 利益群體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8)2-0095-05
從政治學到經濟學：IPE轉型的背景思考
國際政治經濟學誕生之初，有著明顯的政治學背景。按照海倫?米爾納的總結，20世紀60―70年代誕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為的是向傳統(tǒng)國際關系研究提出挑戰(zhàn)[2]。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在兩方面做出了貢獻：
首先，提出了經濟問題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性。區(qū)別于傳統(tǒng)政治學所主張的、權力政治的核心是軍事的觀點，基歐漢和奈認為，在相互依存的國際環(huán)境下，軍事力量并不總是被當作一個國家反對另一個國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權力的來源問題。金德爾伯格和吉爾平的霸權穩(wěn)定論[4]認為，70年代世界經濟的蕭條與美國霸權的衰退有關，這一分析為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轉化搭建了渠道；而蘇珊?斯特蘭奇的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5]，則建立權力結構模型，進一步探討經濟要素與權力要素之間的聯系。此外，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分析世界機制與權力的關系，如依附理論提出“中心”與“邊緣”的概念，分析資本主義體系“不等價交換”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影響[6]；還有學者從國際機制的角度，分析跨國公司及區(qū)域制度如何對民族國家施加重要影響[7]。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把經濟要素作為分析變量引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經濟的關聯性。但是，無論霸權穩(wěn)定論、相互依存論、依附論或權力結構論，都以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對立為前提，學者們重視的是政治和經濟之間此消彼長的轉換關系，而缺少對政治和經濟互動關系的研究。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經濟視角，在這一階段開始有所體現。這一視角側重國際力量(主要是國際經濟力量)與國內政治的相互關系。這一視角認為，國際經濟環(huán)境是國家政策變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國際經濟制度對國內政治存在著重要影響。早在1972年，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就在《跨國關系和世界政治藝術》中指出了跨國關系和跨國行為體對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贊斯坦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yè)發(fā)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8]中，把國際力量和國內政治結構結合起來。卡贊斯坦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他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奠定了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huán)境通過中介環(huán)節(jié)，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盵9]
不過，70年代開始出現的轉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漸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經濟學的慣性力量，作為國際關系學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幾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羅伯特?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便是以IR的三個研究范式――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為IPE分類。盡管這一分類方法使得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系學的研究順利接軌，但同時也限制了學者們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則在于，整個七八十年代，國際環(huán)境的現實并沒有發(fā)生巨大變化。蘇聯的解體和全球化浪潮的興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蘇聯的解體，使得傳統(tǒng)的權力政治學、霸權穩(wěn)定論逐漸失去了意義，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論的解釋力日漸蒼白。
國際體系的經濟權力分布、國際機制對國際環(huán)境的挑戰(zhàn)，要求政治學者們必須傾注更多的精力關注經濟領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IPE逐漸擺脫IR研究視角的束縛，而開始走上自身發(fā)展的路徑。
9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
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際關系現實對IPE最直接的挑戰(zhàn)，就是國際經濟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全球化產生了國際關系領域的開放經濟政治(OEP)問題，除了發(fā)達國家通過國際機制進一步確保全球統(tǒng)一的開放市場之外，游離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外的發(fā)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提出了加入這一體系的要求。而研究開放經濟政治，必須了解國內集團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質利益(偏好)，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機制所加強的。這一問題涉及到兩個研究方向：首先是國際層面與國內層面的互動；其次是制度與利益的互動。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發(fā)生的轉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經濟學理論，研究不同行為主體的經濟利益如何影響其政策選擇。這一時期的IPE研究，可以通過多種分類方法來概括。除了麗薩?馬丁所提出的立體2x2框架之外，海倫?米爾納從研究議題的角度對IPE的成果進行了歸類[11]，同樣擺脫了早期單純研究政治與經濟相互轉換關系的窠臼，體現出IPE學者從政治與經濟、國內與國際互動的角度進行思考。因此，如果對90年代以來的IPE理論進行作簡單分類的話，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經濟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內因研究(國內政治制度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以及內外結合研究(國際和國內行為的政策選擇)這三類。
1.外力研究――全球經濟的國內政治后果
90年代以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國際層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學視角影響下的早期IPE學者們，按照體系論把國際和國內分為兩個層次，國際層次孤立于國內層次之外，并被視作后者的結果。而在經濟學視角影響下的IPE學者們，把國際經濟體系看成國內政治變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總的來說，外力對國內政治的影響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為兩個方向。一類把國際市場一體化視作獨立力量。國際市場一體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務貿易、生產的多國化以及金融資本流動”[9]，按照蘇珊?斯特蘭奇的分析，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是權力的來源，全球化的這三個特征正好具備權力轉換的要素。在這一思路下，羅戈斯基提出國際貿易的變化影響國內政治聯盟與分裂的假說[10]。他通過斯托珀-薩繆爾森模型分析指出，擴大貿易開放會增加國內豐富要素持有者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當國際貿易收縮時，獲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長正好相反[11]。具體而言，國際貿易與國內政治聯盟的關系是：一個國家的某種(或某幾種)資源如果多于其他國家，就具有競爭優(yōu)勢，擴大的國際貿易能使該資源的擁有者獲利較多，他們在政治上組織起來支持自由貿易；反之，掌握該資源的政治力量會傾向于貿易保護。
第二個方向是研究國際規(guī)則和條例的制度性力量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國際規(guī)則通常被定義為“一系列用來界定權力和義務的行為標準”[12]。90年代中后期開始加強的全球化，使得國際組織、跨國企業(yè)等跨國行為體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編的《跨國關系找回來》[13]一書，正是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歐漢和海倫?米爾納主編的《國際化與國內政治》一書則提出，國際力量通過“創(chuàng)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發(fā)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4]這三種途徑影響國內政治。
2.內因研究――國內利益群體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
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因襲古勒維奇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與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內因的時候，學者們同樣從聯系價格和國內制度兩方面探討國內利益群體[15]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國際經濟一體化改變了國內政治行為體和社會行為體的機會成本，這些理性的國內行為體在全球經濟條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聯盟，從而影響了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選擇。
由內而外的思路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國內力量對國際力量存在“過濾”作用，而包括利益群體、國內政治結構等在內的中介環(huán)節(jié)是重要因素[16]；②國內力量的作用條件在于國內制度的變革。制度因素能減少或增加國際力量的影響力[17]，強政府-弱社會的國家與弱政府-強社會的國家可能接受國際力量影響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國內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變社會行為體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機構、執(zhí)政黨、官僚或立法機構都是IPE學者關注的行為體。特定的對外經濟政策，總是使不同的國內行為體遭受不同程度的損益。行為體基于利益而重新結盟，改變或影響政策選擇，對國家政治產生重要的影響。
3.內外結合的研究思路――國際國內行為體的政策選擇
除了上述由外而內和由內而外的兩種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還出現了第三種思路：從國內力量和國外力量的互動入手，分析內外結合的交互影響。不過，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顯著進展的，只有普特南的雙層博弈理論[20]。
普特南建立了一個以國家談判者為核心，以獲勝集合為主要概念的理論框架。他認為，在國際談判的同時，國內層面也在進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決定了國內支持程度――國內層次上支持者的權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聯盟；國內政治制度；國際層次談判者的戰(zhàn)略。因此，國際經濟是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時與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兩股力量進行博弈的結果?？偟膩碚f，雙層博弈理論初步確立了國內與國際交互聯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國際合作的國內政治經濟基礎思想。不過，這一理論所提供的只是簡單的分析，與貿易、經濟聯盟等IPE理論之間也缺乏直接可轉換的橋梁。
對IPE理論轉型的幾點評價
理論總是希望對現實世界的現象做出解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學者們從不同的路徑去解釋國際現象。90年代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發(fā)展，促使IPE發(fā)生了從政治學視角到經濟學視角的巨大轉型。國際化所導致的學術領域研究視角的轉型，具有深遠的意義。
首先，確立了研究范式的獨立地位。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個相對年輕的研究領域。盡管在20世紀70年代IPE已經被確認為一個學科，但因為脫胎于國際關系學，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都繼承自國際關系學領域。自從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引入中國之后，中國的IPE學者也以此確立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框架[21]。盡管這一框架具有簡潔、實用的特色，而且與IR一脈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這一框架使得許多IPE的研究成果無法納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維奇的“顛倒的第二種設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維奇的理論被歸類入“”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維奇提出了行為體的“物質利益”概念。
從90年代開始，有關經濟利益、貿易政策的研究越來越多地出現在IPE理論中。IPE學者認識到，必須更關注經濟領域；而經濟學者也發(fā)現，研究經濟政策必須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領域，取得了相對獨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邊界。學者們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議題也都屬于國際關系領域。海倫?米爾納歸納當時的IPE課題為[23]：①國家權力機關對經濟工具的使用(相對于軍事手段)；②霸權穩(wěn)定和美國的衰落；③國內政治的角色；④依存與發(fā)展理論；⑤國際機制的重要性。而隨著90年代IPE的轉型，學術研究的邊界不斷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個和第二個課題的研究熱情逐漸衰退，第三個課題被拓展為“政治因素與經濟發(fā)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國際機制則逐漸成為最重要的IPE研究內容之一。盡管對一些學者來說，早期的五個議題依舊具有長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熱點，事實上已經拓展為分析國際與國內層面的制度利益，這就為形成新的政治經濟理論范式打下了基礎。
第三，需要進一步為打破研究壁壘而努力。不過，總的來說，盡管90年代以來的IPE轉型無論從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內容上都出現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簡潔的研究框架指導的情況下，IPE的研究出現了多個“理論孤島”。經濟學家用政治學例子來驗證自己的理論，政治學家用經濟學模型來分析行為體利益，斯托珀-薩繆爾森模型和李嘉圖-維納模型之間的爭論便在此例。前者認為要素是可流動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動，兩種不同的模型預測了不同的聯盟模式和貿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來IPE理論轉型所帶來的思考是，如何打破這些理論孤島，為將不同研究路徑的理論連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個統(tǒng)一的框架下加強國際與國際層面互動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與制度分析之間的壁壘，而使之出現可溝通的橋梁。
注釋：
[1]蘇長和.跨國關系與國內政治：導讀//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羅伯特?基歐漢.權力與相互依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
[5]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第二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轉引自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結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書中考察了跨國性規(guī)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利益集團對國內結構變遷的重要意義，并指出了跨國行為體影響國家政策的兩個中間變量――國內結構和國際制度。國內結構決定了跨國行為體參與政治系統(tǒng)并且組建政治聯盟來改變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國際制度的力量則受到雙邊協議、多邊機制以及國際組織的約束。見：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歐漢和米爾納通過對工業(yè)化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比較分析，考察了國際貿易和流動國際資本市場的擴張所形成的跨國經濟力量。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結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約翰?魯杰就提出，被體系理論所忽略的國內社會力量是研究國際經濟秩序變遷時不可忽視的變量。見：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發(fā)現，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完全取決于美國國內兩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國務院和美聯儲為代表的國際主義勢力及其背后的華爾街大金融集團和出口產業(yè)，另一股是以商務部和國會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勢力及其背后遭到國際競爭威脅的制造業(yè)。前者要求擴大國際參與，承擔國際責任；后者要求國內利益有限，堅持孤立主義。見：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魯?考太爾和詹姆斯?戴維斯沿襲古勒維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環(huán)節(jié)的分析方法，分析國內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確立國際力量的影響。他們所引入的中介環(huán)節(jié)包括行為體對國際制度的信仰、行為體的利益、國內政治結構等。見：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這些學者把總統(tǒng)制、議會制等比較政治學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對外經濟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萊博朗(Leblang)對匯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這種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羅納德?羅戈斯基.國際經濟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分析性綜述//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認為，在國家層次上，國內集團為了促使政府采納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對政府施壓以尋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則通過在這些集團中建立聯盟以保證權力。在國際層次上，一國政府會最大化自身滿足國內壓力的能力，同時最小化對外國發(fā)展的不利影響。只要國家是相互依賴并且是的，中央政策決策者就不能忽視這兩個層次博弈中的任何一個。見：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21]吉爾平從IR的研究范式出發(fā)，概括的IPE三種研究范式――以霸權穩(wěn)定論為代表的現實主義、以相互以來理論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以依附論為代表的――至今仍是國內政治經濟學教材的經典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