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8-06 14:41:03
序論：在您撰寫民族問題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關鍵詞：高克恭；民族；西域；回鶻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少數(shù)民族畫家，《故太中大夫刑部尚書高公行狀》中“其先西域人”的表述，使得后人對其族屬的表述紛紜。近代的論證主要集中在兩種說法上。一說維吾爾人，一說回回人?！捌湎任饔蛉恕钡摹跋取笔呛稳耍苦囄脑凇缎袪睢分刑岬礁呖斯У脑娓笗r用了“曾祖某”與“譜碟散佚，莫跡其所始”?？梢?，其曾祖父輩以上不是功業(yè)顯赫的名門，所以無事跡可述；所謂的“先”，也就表明其曾祖父以上是生活在西域的，高家是從祖父輩移居大同的。從相貌特征上來看，潤云：“高侯回紇長髯客，唾灑冰紈作秋色?！睆堄暝疲骸拔易R房山紫髯叟，雅好山澤嗜杯酒?！笨梢姼呖斯Ь哂形饔蛉说难y(tǒng)應該是無誤的。除了鄧文原的記載之外，相關的證據(jù)還有：“西域高侯自愛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西域才人畫似詩，云山高下墨淋漓”以及“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這些與高克恭同時或稍晚元人的詩句也表明，高克恭是西域人在當時具有廣泛共識的。
1.名稱的由來與變遷
從字面上來看回鶻、回紇、畏兀兒、畏兀、輝和爾、瑰古、偉吾爾，均為回鶻語Uighur的不同音譯，他們雖然是同一個詞，但是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指代的對象還是有區(qū)別的。回紇是唐代對袁紇與仆固、同羅、拔野古等的總稱。貞元四年（788年）自請改稱回鶻，取“回旋輕捷如鶻”之意。畏吾兒，亦作畏吾而、畏兀、畏吾、委吾等，是元明兩代對回鶻一詞的異譯?；鼗?，為宋遼之際“回鶻”、“回紇”之音的誤傳誤讀。
元代的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人、畏吾兒人、唐兀人與欽察人。唐兀人是西夏的遺民，欽察人是欽察汗國的國民。畏吾兒人是高昌回鶻的后裔，“《元史》有時將畏吾兒人稱為回鶻人，或是稱他們?yōu)楦卟?。”[1]回回人的概念比較復雜，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概念又可以分為兩大類：其一，是指來自花剌子摸的舊地，或來自更遠的中亞細亞的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其二，是公元7世紀末，來華定居的穆斯林僑民，他們到中國經(jīng)商，留居廣州、泉州等地，與漢族通婚及其后代；此時還未形成民族，也未出現(xiàn)“回回”這個名詞。從廣義的概念來看，元代“回回”這個詞經(jīng)常被混淆，蒙古統(tǒng)治者將不少有伊斯蘭文化背景的人稱為“回回”。在漢族人眼里，“回回”的概念似乎還要廣泛，這也許是由于元朝的幅員過于遼闊，對于相對封閉的漢族來說，短期內如此多的外族的涌入，他們無法一一理清頭緒，于是采用了一種最簡單的排除法，非漢族、蒙古族都冠以“回回”的稱呼，用法上有點象今天的“外國人”。
2.學術界的兩種觀點
2.1回族觀點的簡單梳理
陳垣據(jù)泰定時平章政事烏伯都刺為高克恭之婿，又據(jù)程拒夫《雪樓集》卷2烏伯都刺三代封制，其父為益福的哈魯丁，系至元時回回國子學教授亦思替非文字之人，知為回回人。益福的哈魯丁為高克恭之親家，以此斷高克恭為回回人。潤又云：“高侯回紇長髯客，唾灑冰紈作秋色?！标愒J為:“五代時回鶻既衰，漸有改奉伊斯蘭教者。元初諸人對此等外教多不能辨別，故統(tǒng)目之為回紇。長春西游記、劉郁西使記之所謂回紇，皆指伊斯蘭教國。其后漸覺有不同，于是以畏吾、偉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鶻，以回回代表奉伊斯蘭教之回紇，凡元史所謂畏吾兒者回鶻也，其稱回紇者回回也。王惲玉堂嘉話卷三云，回鶻今外五，回紇今回回也。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是元人目中回鶻與回回二也。世祖紀卷十言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而奸臣傳則稱阿合馬為回紇人，是元人目中回紇與回回一也”。陳高華先生的《元代畫家史料》認為“高克恭按其族源，屬于色目人”。又說:“有的記載說他是‘回紇長髯客’，可知其祖先應是伊斯蘭教徒?！盵2]此后亦多以此為據(jù)。
潤確實在十幾歲時見過高克恭，潤曾學畫于姚子敬，姚子敬與高克恭的關系非常好，“嘗舉江南文學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陳無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弊泳囱裕骸耙蝗?，公問：‘人生至貴者何?’子敬方隱度以對，公曰：‘無求’?！蓖瑫r潤在大都任職過四五年的時間。元中期以后“回回”、“畏吾兒”兩詞使用廣泛，潤對于有伊斯蘭教背景的人稱“回回”應該是清楚的。雖然有人認為“回紇”其實是“回回”一種比較高雅的寫法，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回紇”也是“回鶻”的古稱。
2.2維吾兒族觀點的簡單梳理
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論》卷上“古畫論”中載云:“高士安，字彥敬，回鶻人。居官之暇，登山賞覽，喜湖山秀麗，云煙變滅，蘊于胸中，發(fā)于毫端，自然高絕。其峰巒皴法董源，云樹學米元章，品格渾厚，元朝第一名畫也?！辈苷颜J為此高士安就是高克恭。曹昭以后，明代另一位鑒賞家張丑(青夫)也沿襲曹昭的說法。從“回鶻”推斷高克恭是畏吾兒，高士安就是高克恭，《辭海》沿襲此說認為他是畏吾兒人，后來的書籍也亦多以此為據(jù)。當然，也有人認為高士安不一定就是高克恭，但馬明達先生在《元代回回畫家高克恭叢考》中通過對高克恭在《眠食安好帖》中自言有兄名高子安，根據(jù)昆仲間名字不以字排，不合情理，推斷高克恭原名為高士安。此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我們僅根據(jù)“回紇”、“回鶻”二字，來推斷高克恭是“回族”還是“維吾兒族”顯然是武斷的，因為一個民族的形成要考慮到地理位置、文化傳統(tǒng)、語言文字、等多個因素，而且高克恭出生在民族形成之前，所以要探究其身份最好從大的社會背景來考慮，而不要拘泥于個別的字句。
2.3民族問題的分析與推斷
上文在提及“其先西域人”時談到，其祖父高樂道或曾祖父在金朝時就可能已經(jīng)來到了中原，所以才在元朝的“占籍”中將自己稱為“其先西域人”，否則直接用“西域人”或“畏吾兒”豈不更好。同時“其先”是西域人，我們不僅要問其后是什么人呢？只能是金朝人。其實在元代只有完全漢化的金人才被列入“漢人”，大多數(shù)仍被看成色目人，高氏雖已高度漢化但是他的相貌特征，顯然還是色目人。所以《四庫總目》中的稱其為金人也有一定合理性。此外還有一些旁證：其一，從高克恭的姓氏來看，高克恭祖孫三代的姓名，已完全仿照漢族習慣，而不象同期到中原的西域人及其后裔那樣以西域人名（通常是阿拉伯語常用人名）通行，如：高克恭的女婿烏巴都刺，可見高氏家族漢化更深。其二，高嘉甫的歸隱是否可以解讀為一臣不侍二主，否則與關心“經(jīng)世要務”又要“歸老房山”的行為相矛盾。但這顯然不是高克恭族屬的終結，而是其華化過程的演繹。
要回答高克恭是喀喇回鶻，還是高昌回鶻。首先要解開“凡元史所謂畏吾兒者回鶻也，其稱回紇者回回也”。元初地理上的再次斷裂源于高昌回鶻的歸順，統(tǒng)治者出于統(tǒng)治的需要將西域分割為察合臺汗國與高昌回鶻國（畏吾兒）。從《長春真人西游記》與《北使記》來看，在當?shù)匾了固m教徒與佛教徒是混存的。高昌回鶻的統(tǒng)治者奉行比較寬容的宗教政策，中亞原有的許多宗教，如薩滿
教、摩尼教、基督教之別派景教、襖教，甚至伊斯蘭教，還有中國傳統(tǒng)的道教都曾在此流行，形成了以佛為尊，各教并行的局面，所以高昌回鶻地區(qū)的擁有大量的伊斯蘭教背景的人。而原喀喇汗國范圍內，西遼的皇帝是佛教徒，蒙古的統(tǒng)治者信奉喇嘛教，所以也非伊斯蘭教一統(tǒng)。在元初“回鶻”、“回紇”只是對原西遼地區(qū)兩種不同信仰人群的稱呼，而非地理區(qū)域的劃分，更非民族的概念。至元之后，由于政權的割裂，改“回鶻”為“畏吾兒”，改“回紇”為“回回”，而“畏吾兒”、“回回”在很大層面上轉化為地理區(qū)域的劃分，因此在不同時期這兩種區(qū)分是不一樣的。同時，改“回紇”為“回回”又使得他們與真正的“回回”混淆起來，這是元代統(tǒng)治者的另一種誤解。
從當時的角度來看，高克恭的祖先應該是西遼國人，其后入金入元；西遼的民族有回鶻、吐蕃、契丹、漢、蒙古等民族，不過回鶻占多數(shù)。高克恭是廣義回鶻人的后代，至于是“回紇”還是“回鶻”，即有沒有伊斯蘭教背景，無從考證；潤的“回紇長髯客”只是孤證，而且“回紇”一詞語意模糊；至于女婿有伊斯蘭教背景，與高克恭的伊斯蘭教身份亦無關系。曹昭的“回鶻人”的考證也應該被看成是民族的統(tǒng)稱，并不完全等同于元代的高昌回鶻（畏吾兒）人。高克恭的祖先離開西域的時間早于元初，在西遼的統(tǒng)治下并無“回紇”與“回鶻”概念的區(qū)分，所以這樣的研究是徒勞的。因此，在元代，高克恭的祖先屬于廣義的回鶻人，但由于至元以后回鶻專指“畏吾兒”，而高克恭并不能確定自己是畏吾兒人，為了避免誤解，所以干脆用了“西域”的概念。
按通行的民族劃分來看，回族與回紇、回鶻均無關系?；刈咫m然是回回族的簡稱，但“宋人的《夢溪筆談》和《黑韃事略》中，指的是回鶻?！对贰泛汀对湔隆?，指的是伊斯蘭教和信奉伊斯蘭教的人。明清的文獻中，主要指回族即回回族?！盵3]可見回族是形成于明朝的，而高克恭出生在回族、維吾爾族產(chǎn)生之前，元代的回回人可能是后世的回族人，也可能是維吾爾族人，所以我們的研究只能是推斷。
維吾爾族形成的地域主線是：漠北回鶻喀喇回鶻、高昌回鶻等西遼察合臺汗國、高昌回鶻（畏吾兒）察合臺汗國維吾爾族。宗教的傳播，伊斯蘭教從察合臺汗國傳向畏吾兒（高昌回鶻）地區(qū)。雖然在維吾爾族的形成上史學界還有爭論，但是從地理位置上來看，它應該包括喀喇回鶻汗國、高昌回鶻汗國；從人員構成上來看，它應該包括廣義的回鶻人；在上信奉伊斯蘭教；在名稱上源于畏吾兒，即明代對元代高昌回鶻的稱謂的進一步演化。
綜上所述，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回族是由信仰伊斯蘭教的民眾而逐漸形成的民族。維吾爾族是由居住在西域的回鶻人皈依伊斯蘭教而形成的民族。因此，將高克恭看成今天的維吾爾族人，較為貼切。
參考文獻：
[1]黎東方.細說元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15.
[2]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0.1.
[3]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縮印本）[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764.
注釋：
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緝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元別集類》，（92集姚文公牧庵集·燕石集·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傳輿礪文集·巴西鄧先生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中簡稱為《行狀》。
[元]潤：題高彥敬《房山圖》，載《存復齋集》卷10。
[元]張雨：高尚書山水，仲川弟請題橫幅上，載《貞居先生詩集》卷3。
在元代也不是所有的信奉伊斯蘭教的人都被稱為“回回”，如：欽察人也信奉伊斯蘭教，但并不被看作“回回人”。
有時亦將非穆斯林冠以回回之稱，如稱猶太教徒為“術忽回回”，稱來自敘利亞的基督教徒為“愛薛回回”，稱信仰東正教的阿速人為“綠眼回回”。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5《美術篇·西域之中國畫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潤曾學畫于姚子敬，姚告訴他，“藝成而下，足以掩德”。戒以勿勤畫事，適值高克恭至，觀其畫轉而告訴姚曰：“是子畫亦有成，先生勿止之。”（轉引自陳傳席：《中國山水畫史》，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頁。）
參見[元]鄧文原:《行狀》。
關鍵詞：高克恭；民族；西域；回鶻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少數(shù)民族畫家，《故太中大夫刑部尚書高公行狀》中“其先西域人”的表述，使得后人對其族屬的表述紛紜。近代的論證主要集中在兩種說法上。一說維吾爾人，一說回回人?！捌湎任饔蛉恕钡摹跋取笔呛稳?？鄧文原在《行狀》中提到高克恭的曾祖父時用了“曾祖某”與“譜碟散佚，莫跡其所始”?？梢?，其曾祖父輩以上不是功業(yè)顯赫的名門，所以無事跡可述；所謂的“先”，也就表明其曾祖父以上是生活在西域的，高家是從祖父輩移居大同的。從相貌特征上來看，潤云：“高侯回紇長髯客，唾灑冰紈作秋色。”張雨云：“我識房山紫髯叟，雅好山澤嗜杯酒?！笨梢姼呖斯Ь哂形饔蛉说难y(tǒng)應該是無誤的。除了鄧文原的記載之外，相關的證據(jù)還有：“西域高侯自愛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西域才人畫似詩，云山高下墨淋漓”以及“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這些與高克恭同時或稍晚元人的詩句也表明，高克恭是西域人在當時具有廣泛共識的。
1.名稱的由來與變遷
從字面上來看回鶻、回紇、畏兀兒、畏兀、輝和爾、瑰古、偉吾爾，均為回鶻語Uighur的不同音譯，他們雖然是同一個詞，但是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指代的對象還是有區(qū)別的?；丶v是唐代對袁紇與仆固、同羅、拔野古等的總稱。貞元四年（788年）自請改稱回鶻，取“回旋輕捷如鶻”之意。畏吾兒，亦作畏吾而、畏兀、畏吾、委吾等，是元明兩代對回鶻一詞的異譯。回回，為宋遼之際“回鶻”、“回紇”之音的誤傳誤讀。
元代的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人、畏吾兒人、唐兀人與欽察人。唐兀人是西夏的遺民，欽察人是欽察汗國的國民。畏吾兒人是高昌回鶻的后裔，“《元史》有時將畏吾兒人稱為回鶻人，或是稱他們?yōu)楦卟??！盵1]回回人的概念比較復雜，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概念又可以分為兩大類：其一，是指來自花剌子摸的舊地，或來自更遠的中亞細亞的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其二，是公元7世紀末，來華定居的穆斯林僑民，他們到中國經(jīng)商，留居廣州、泉州等地，與漢族通婚及其后代；此時還未形成民族，也未出現(xiàn)“回回”這個名詞。從廣義的概念來看，元代“回回”這個詞經(jīng)常被混淆，蒙古統(tǒng)治者將不少有伊斯蘭文化背景的人稱為“回回”。在漢族人眼里，“回回”的概念似乎還要廣泛，這也許是由于元朝的幅員過于遼闊，對于相對封閉的漢族來說，短期內如此多的外族的涌入，他們無法一一理清頭緒，于是采用了一種最簡單的排除法，非漢族、蒙古族都冠以“回回”的稱呼，用法上有點象今天的“外國人”。
2.學術界的兩種觀點
2.1回族觀點的簡單梳理
陳垣據(jù)泰定時平章政事烏伯都刺為高克恭之婿，又據(jù)程拒夫《雪樓集》卷2烏伯都刺三代封制，其父為益福的哈魯丁，系至元時回回國子學教授亦思替非文字之人，知為回回人。益福的哈魯丁為高克恭之親家，以此斷高克恭為回回人。潤又云：“高侯回紇長髯客，唾灑冰紈作秋色。”陳垣認為:“五代時回鶻既衰，漸有改奉伊斯蘭教者。元初諸人對此等外教多不能辨別，故統(tǒng)目之為回紇。長春西游記、劉郁西使記之所謂回紇，皆指伊斯蘭教國。其后漸覺有不同，于是以畏吾、偉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鶻，以回回代表奉伊斯蘭教之回紇，凡元史所謂畏吾兒者回鶻也，其稱回紇者回回也。王惲玉堂嘉話卷三云，回鶻今外五，回紇今回回也。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是元人目中回鶻與回回二也。世祖紀卷十言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而奸臣傳則稱阿合馬為回紇人，是元人目中回紇與回回一也”。陳高華先生的《元代畫家史料》認為“高克恭按其族源，屬于色目人”。又說:“有的記載說他是‘回紇長髯客’，可知其祖先應是伊斯蘭教徒?！盵2]此后亦多以此為據(jù)。
潤確實在十幾歲時見過高克恭，潤曾學畫于姚子敬，姚子敬與高克恭的關系非常好，“嘗舉江南文學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陳無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子敬言：“一日，公問：‘人生至貴者何?’子敬方隱度以對，公曰：‘無求’?！蓖瑫r潤在大都任職過四五年的時間。元中期以后“回回”、“畏吾兒”兩詞使用廣泛，潤對于有伊斯蘭教背景的人稱“回回”應該是清楚的。雖然有人認為“回紇”其實是“回回”一種比較高雅的寫法，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回紇”也是“回鶻”的古稱。
2.2維吾兒族觀點的簡單梳理
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論》卷上“古畫論”中載云:“高士安，字彥敬，回鶻人。居官之暇，登山賞覽，喜湖山秀麗，云煙變滅，蘊于胸中，發(fā)于毫端，自然高絕。其峰巒皴法董源，云樹學米元章，品格渾厚，元朝第一名畫也?！辈苷颜J為此高士安就是高克恭。曹昭以后，明代另一位鑒賞家張丑(青夫)也沿襲曹昭的說法。從“回鶻”推斷高克恭是畏吾兒，高士安就是高克恭，《辭海》沿襲此說認為他是畏吾兒人，后來的書籍也亦多以此為據(jù)。當然，也有人認為高士安不一定就是高克恭，但馬明達先生在《元代回回畫家高克恭叢考》中通過對高克恭在《眠食安好帖》中自言有兄名高子安，根據(jù)昆仲間名字不以字排，不合情理，推斷高克恭原名為高士安。此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我們僅根據(jù)“回紇”、“回鶻”二字，來推斷高克恭是“回族”還是“維吾兒族”顯然是武斷的，因為一個民族的形成要考慮到地理位置、文化傳統(tǒng)、語言文字、等多個因素，而且高克恭出生在民族形成之前，所以要探究其身份最好從大的社會背景來考慮，而不要拘泥于個別的字句。
2.3民族問題的分析與推斷
上文在提及“其先西域人”時談到，其祖父高樂道或曾祖父在金朝時就可能已經(jīng)來到了中原，所以才在元朝的“占籍”中將自己稱為“其先西域人”，否則直接用“西域人”或“畏吾兒”豈不更好。同時“其先”是西域人，我們不僅要問其后是什么人呢？只能是金朝人。其實在元代只有完全漢化的金人才被列入“漢人”，大多數(shù)仍被看成色目人，高氏雖已高度漢化但是他的相貌特征，顯然還是色目人。所以《四庫總目》中的稱其為金人也有一定合理性。此外還有一些旁證：其一，從高克恭的姓氏來看，高克恭祖孫三代的姓名，已完全仿照漢族習慣，而不象同期到中原的西域人及其后裔那樣以西域人名（通常是阿拉伯語常用人名）通行，如：高克恭的女婿烏巴都刺，可見高氏家族漢化更深。其二，高嘉甫的歸隱是否可以解讀為一臣不侍二主，否則與關心“經(jīng)世要務”又要“歸老房山”的行為相矛盾。但這顯然不是高克恭族屬的終結，而是其華化過程的演繹。要回答高克恭是喀喇回鶻，還是高昌回鶻。首先要解開“凡元史所謂畏吾兒者回鶻也，其稱回紇者回回也”。元初地理上的再次斷裂源于高昌回鶻的歸順，統(tǒng)治者出于統(tǒng)治的需要將西域分割為察合臺汗國與高昌回鶻國（畏吾兒）。從《長春真人西游記》與《北使記》來看，在當?shù)匾了固m教徒與佛教徒是混存的。高昌回鶻的統(tǒng)治者奉行比較寬容的宗教政策，中亞原有的許多宗教，如薩滿教、摩尼教、基督教之別派景教、襖教，甚至伊斯蘭教，還有中國傳統(tǒng)的道教都曾在此流行，形成了以佛為尊，各教并行的局面，所以高昌回鶻地區(qū)的擁有大量的伊斯蘭教背景的人。而原喀喇汗國范圍內，西遼的皇帝是佛教徒，蒙古的統(tǒng)治者信奉喇嘛教，所以也非伊斯蘭教一統(tǒng)。在元初“回鶻”、“回紇”只是對原西遼地區(qū)兩種不同信仰人群的稱呼，而非地理區(qū)域的劃分，更非民族的概念。至元之后，由于政權的割裂，改“回鶻”為“畏吾兒”，改“回紇”為“回回”，而“畏吾兒”、“回回”在很大層面上轉化為地理區(qū)域的劃分，因此在不同時期這兩種區(qū)分是不一樣的。同時，改“回紇”為“回回”又使得他們與真正的“回回”混淆起來，這是元代統(tǒng)治者的另一種誤解。
從當時的角度來看，高克恭的祖先應該是西遼國人，其后入金入元；西遼的民族有回鶻、吐蕃、契丹、漢、蒙古等民族，不過回鶻占多數(shù)。高克恭是廣義回鶻人的后代，至于是“回紇”還是“回鶻”，即有沒有伊斯蘭教背景，無從考證；潤的“回紇長髯客”只是孤證，而且“回紇”一詞語意模糊；至于女婿有伊斯蘭教背景，與高克恭的伊斯蘭教身份亦無關系。曹昭的“回鶻人”的考證也應該被看成是民族的統(tǒng)稱，并不完全等同于元代的高昌回鶻（畏吾兒）人。高克恭的祖先離開西域的時間早于元初，在西遼的統(tǒng)治下并無“回紇”與“回鶻”概念的區(qū)分，所以這樣的研究是徒勞的。因此，在元代，高克恭的祖先屬于廣義的回鶻人，但由于至元以后回鶻專指“畏吾兒”，而高克恭并不能確定自己是畏吾兒人，為了避免誤解，所以干脆用了“西域”的概念。
按通行的民族劃分來看，回族與回紇、回鶻均無關系?；刈咫m然是回回族的簡稱，但“宋人的《夢溪筆談》和《黑韃事略》中，指的是回鶻?！对贰泛汀对湔隆?，指的是伊斯蘭教和信奉伊斯蘭教的人。明清的文獻中，主要指回族即回回族?！盵3]可見回族是形成于明朝的，而高克恭出生在回族、維吾爾族產(chǎn)生之前，元代的回回人可能是后世的回族人，也可能是維吾爾族人，所以我們的研究只能是推斷。
維吾爾族形成的地域主線是：漠北回鶻喀喇回鶻、高昌回鶻等西遼察合臺汗國、高昌回鶻（畏吾兒）察合臺汗國維吾爾族。宗教的傳播，伊斯蘭教從察合臺汗國傳向畏吾兒（高昌回鶻）地區(qū)。雖然在維吾爾族的形成上史學界還有爭論，但是從地理位置上來看，它應該包括喀喇回鶻汗國、高昌回鶻汗國；從人員構成上來看，它應該包括廣義的回鶻人；在上信奉伊斯蘭教；在名稱上源于畏吾兒，即明代對元代高昌回鶻的稱謂的進一步演化。
綜上所述，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回族是由信仰伊斯蘭教的民眾而逐漸形成的民族。維吾爾族是由居住在西域的回鶻人皈依伊斯蘭教而形成的民族。因此，將高克恭看成今天的維吾爾族人，較為貼切。
參考文獻：
[1]黎東方.細說元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15.
[2]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0.1.
[3]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縮印本）[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764.
注釋：
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緝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元別集類》，（92集姚文公牧庵集·燕石集·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傳輿礪文集·巴西鄧先生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中簡稱為《行狀》。
[元]潤：題高彥敬《房山圖》，載《存復齋集》卷10。
[元]張雨：高尚書山水，仲川弟請題橫幅上，載《貞居先生詩集》卷3。
在元代也不是所有的信奉伊斯蘭教的人都被稱為“回回”，如：欽察人也信奉伊斯蘭教，但并不被看作“回回人”。
有時亦將非穆斯林冠以回回之稱，如稱猶太教徒為“術忽回回”，稱來自敘利亞的基督教徒為“愛薛回回”，稱信仰東正教的阿速人為“綠眼回回”。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5《美術篇·西域之中國畫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潤曾學畫于姚子敬，姚告訴他，“藝成而下，足以掩德”。戒以勿勤畫事，適值高克恭至，觀其畫轉而告訴姚曰：“是子畫亦有成，先生勿止之。”（轉引自陳傳席：《中國山水畫史》，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頁。）
參見[元]鄧文原:《行狀》。
（1）娛樂健身類功能：促進大眾的身心健康，為終身體育的開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2）政治經(jīng)濟類功能：通過傳播民族民間體育文化可以促進人們參加民族民間體育活動，促進特色體育產(chǎn)業(yè)的開拓。在許多民族民間體育活動中同時進行著技能交流與貿易活動。例如，傣族的“潑水節(jié)”是一個傳統(tǒng)節(jié)日，在節(jié)日期間，有許多外族的商人、旅客參與，為該地區(qū)的貿易、旅游業(yè)等提供了強有力的發(fā)展土壤，在此過程中也加強了民族交往交流，促進了民族地區(qū)與周邊地區(qū)的經(jīng)濟繁榮。
2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過程優(yōu)化
2.1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過程的優(yōu)化是通過系統(tǒng)結構的漲落有序來體現(xiàn)的
在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系統(tǒng)優(yōu)化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整體優(yōu)化，盡可能發(fā)揮該系統(tǒng)的最大功能，取得最佳效果。系統(tǒng)優(yōu)化的實現(xiàn)，是通過系統(tǒng)組織、結構和功能的改進來實現(xiàn)的。在民族民間體育文化傳播過程中，由于沒有有效的建立國內各地的傳播環(huán)境，政府主導與民間開發(fā)不能有效結合等多種原因，致使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系統(tǒng)不能發(fā)揮整體功能。
2.1.1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系統(tǒng)要保持自身的穩(wěn)定性，就必須保障傳播途徑的通暢性必須保證大眾反饋的有效性，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達到該文化傳播與傳承的效果。在現(xiàn)有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的傳播中，如武術的傳播，包括學校、電視等都只重視動作本身的華麗，忽視了文化本身，這樣就破壞了武術傳播與傳承的整體性，致使武術文化缺失，必然導致其穩(wěn)定性被破壞。
2.1.2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過程各影響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協(xié)同關系
2.1.2.1研究目的與大眾的需求之間的協(xié)同在民族民間體育文化傳播中受傳播的對象是廣大人民群眾，若是研究的內容不能滿足大眾的好奇心與需求度，便會相對會抑制這一系統(tǒng)的有序發(fā)展，便會否定該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若是所研究的內容超出大眾所現(xiàn)有水平，則循序漸進的向人們灌輸這一文化。從現(xiàn)階段的研究來看，這一文化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大眾的接受效果，阻礙了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的傳播與傳承。在此方面發(fā)展較好的是濰坊風箏，在該活動中人們充分認識到了風箏的文化價值，審美價值，健身與娛樂功能，喚醒了人們的文化自覺，增強了人們的文化自信，這些就反應出了研究目的與大眾需求完美協(xié)同的效果。
2.1.2.2政府、研究者、大眾三者心理層次的協(xié)同這里指三者精神層面的高度一致性。在傳播與研究過程中，政府與研究者只有抓住了大眾的心理、了解了大眾的現(xiàn)有精神層次，才能更好地進行研究與制定相應的措施。三者之間要形成良好的循環(huán)關系，這樣可以更好地挖掘該文化所擁有的多方面內容，更利于其傳播與傳承。
2.1.2.3政府、研究者、傳播媒介與大眾之間的協(xié)同政府與研究者向大眾輸出該文化信息或大眾向二者反饋信息都需要一定的傳播媒介，例如措施、電視，電影、物質設備等。但是并不是哪一項傳播媒介都對該系統(tǒng)有效，應依據(jù)大眾需求、文化傳播需求、研究目的、傳播目的等選擇相應的傳播媒介。以傳統(tǒng)武術文化節(jié)目為例，有影響的是“武林大會”、“武林風”。這兩個節(jié)目都是技擊武術打斗的“真人秀”類型，完全撇開了傳統(tǒng)武術文化“形意相合”的“精、氣、神”內核，缺少對民族民間體育文化資源的針對性傳播。如“武林大會”中就沒有充分體現(xiàn)北少林的剛猛強健、樸實簡練。
2.2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系統(tǒng)有序結構的形式
2.2.1創(chuàng)設良好的環(huán)境保障促使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系統(tǒng)有序結構的形成統(tǒng)觀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過程的現(xiàn)狀，其外界環(huán)境并不十分理想，尤其在學校教育中，各教育都比較重視體育動作的傳播，而對于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內涵則只字不提，即使在文化課上講解，但由于考試重心在動作方面，文化自然也被學生所忽視，這樣就間接地阻斷了文化的傳承與傳播。在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播這一系統(tǒng)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有：
（1）加強政府的主導作用以及組織的開發(fā)，建立健全各級負責機構和組織，例如民族民間體育文化調研部、整合部，民族民間體育文化傳播組織，民族民間體育文化傳播公司等等。
（2）建立民族民間體育文化交流站，使研究者更好的開拓眼界，豐富自己的方法、視域等，構建起政府與研究者的良好橋梁。在學校中應重視相關人才的培養(yǎng)，使其能達到政府與大眾的要求。
（3）在民族民間體育文化傳播中，缺少傳播手段與途徑，在現(xiàn)階段應有效利用電視、電影、娛樂節(jié)目，如云南白藥廣告可以彝族的“打磨秋”體育文化進行創(chuàng)意，也應充分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進行網(wǎng)站設計、網(wǎng)上交流站的開發(fā)等。
（4）加強民眾的主動傳播意識，喚醒大眾的文化自覺，增加民眾反饋渠道，致使政府、研究者與大眾文化主體之間可以有效循環(huán)。
2.2.2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研究與傳承系統(tǒng)各要素的質的提高
（1）研究者研究者應該熱愛自己所研究的內容，具有自我調節(jié)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不能固守己見?，F(xiàn)在研究者的情況為研究力量比較零散，單兵作戰(zhàn)，研究方法較比較單一，視域狹窄，專業(yè)性較差，在今后的培養(yǎng)中，應針對這些問題作出相應的培育措施，如：定期舉行學術交流會、讀書報告會等。
（2）大眾大眾應具備一定的文化自覺性，具有積極參與民族民間體育活動的愿望、動機和興趣，并具備一定的好奇心，一定的運動經(jīng)驗、能力和運動技能儲備，使民族民間體育文化具有穩(wěn)定的群眾基礎，促進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的傳播與傳承。
（3）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要明確、清晰以及具體，以傳承民族民間體育文化傳播民族民間體育活動為最終的目的，在研究過程中應根據(jù)實際情況來制訂相對區(qū)間和時期的目的。
（4）傳播內容傳播內容要寬泛，不能僅局限于身體活動，應當全面地進行傳輸，在以身體活動為重心的情況下，適當?shù)剡M行文化引導，發(fā)揮民族民間體育文化的整體功能。
（5）傳播媒介與研究方法在傳播與研究過程中方法，手段要具備多樣性并必須適應于這一過程，如研究方法可以運用自身體悟法來進行研究，傳播媒介的物質條件要充足，充分利用電視、電影廣告，網(wǎng)絡空間等。
論文題目：音樂人類學視野下的傈僳族“阿尺木刮”
一、選題背景
滇西北流域生活的傈僳族，有著極為豐富的民歌樣式及種類，在人類學的視野里，滇西北傈僳族的木刮文化傳統(tǒng)是傈僳族生活方式、生產(chǎn)方式與滇西北文化模式的集成。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名錄之一，“阿尺木刮”是以傈僳族的生活生產(chǎn)方式而形成的極具民族性格和情感表達的重要民俗藝術事項。長期以來，音樂學界對維西地區(qū)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研究，主要是圍繞音樂形態(tài)、音樂種類等方面進行的記錄和調查，而“阿尺木刮”的生成環(huán)境、生成因素以及在歷時與共時的交集中所產(chǎn)生的文化意義卻沒有給予更多的關注和研究。作為最能真實直接表達文化個性的民間歌舞事象，是每個民族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不能脫離它賴以生存的文化傳統(tǒng)和生態(tài)環(huán)境，不能脫離其生長、延續(xù)的空間、時間以及人們的音樂行為。一次偶然的機會，由黃凌飛老師引薦跟隨著云南大學的羅梅老師，一同前往怒江參加傈僳族的闊時節(jié)活動，在田野調查過程中，“阿尺木刮”這一具有傈僳族傳統(tǒng)氣息的歌舞種類，讓筆者真正感悟到傈僳族歌舞所具有的完整而充滿張力的文化獨特性，故選擇其為碩士階段畢業(yè)論文的主題。
二、研究目的和意義
(一)選題目的
1、當今的社會已經(jīng)進入了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作為人類文明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一場革命。無論是從人最為基本的人權問題開始發(fā)生了改變，還是從學術研究上都有了質的飛躍?！鞍⒊吣竟巍笔蔷S西縣特有的傈僳族傳統(tǒng)歌舞，其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社會的關注度較為廣泛，將這個地區(qū)的音樂，作為文化的重要特征進行研究時，應該考慮到這個地區(qū)各個族群之間音樂文化內在的本質。將云南滇西北地區(qū)的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研究，置放在音樂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的理論方法背景中。筆者試圖在這樣的理論框架下，通過對維西地區(qū)傈僳族“阿尺木刮”這一歌舞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實地考察分析，運用音樂民族志的分析和音樂民族志的書寫方式來呈現(xiàn)文本，這樣對“阿尺木刮”進行專門研究是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
2、在以往的研究中，對于傈僳族“阿尺木刮”過多地運用音樂本體來分析其的音樂的特征，對于這個民族的認知方式、概念體系、音樂行為的描述很少。只有對于這個民族音樂文化的地方性知識的挖掘和闡釋，才能夠從生成機制中更好地傳承和保護該民族的音樂。
(二)研究意義
在研究對象確立的同時，尊重其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和其音樂文化的地性知識，力圖客觀地呈現(xiàn)研究對象的文化內涵和價值。通過對“阿尺木刮”所依賴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進行調查和分析，對其文化內涵、族群中的族性認同等方面進行深入探討，更深刻地認識傈僳族的“阿尺木刮”，預計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參考。運用音樂民族志這樣一種闡釋性的理論范式；以文化人類學、藝術人類學為理論視角，將維西地區(qū)的傈僳族“阿尺木刮”放在聲音及意義的社會背景中，拓寬了藝術審美的視野與領域。人類學家賴斯先生在梅里亞姆的三維模式基礎上所提出的“歷史構成——社會維持——個人創(chuàng)造和體驗”整體模式的運用，體現(xiàn)重視共時研究與歷史性研究相結合的學術取向，為中國民族藝術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本文通過對于維西地區(qū)傈僳族村落調查，以個案的形式對其進行分析，采集和收集大量的“阿尺木刮”一手資料，對“阿尺木刮”進行音樂人類學的分析和研究，期望通過理論的層面闡釋“阿尺木刮”更深刻的內涵和其背后的意義，并使的維西地區(qū)傈僳族的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等得到多維多元的展示，使得大家能夠更好的認知傈僳族的文化內涵。
三、本文研究涉及的主要理論
維西傈僳族文化學者林永輝收集整理的《維西縣傈僳族歌舞———阿尺目刮》文章中對于“阿尺木刮”起源有如下論述的：傈僳族是我國古代西北氐羌部落的一支，經(jīng)歷了漫長的遷徙，直至怒江州、迪慶州維西縣一帶?！鞍⒊吣竟巍笔蔷S西地區(qū)傈僳族祖先創(chuàng)造且一代代傳承下來的歌舞事象，當?shù)厝嗽陂L期的游牧、遷徙生活中，與羊群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且通過模仿山羊的聲音和動作形成的一種相互間表達思想感情的工具。維西縣文化館非遺在中心主任和瓊輝老師講述：山羊是傈僳人的圖騰，并且傈僳族人是很敬重山羊的，相傳在很早很早的時候傈僳族有一位很美麗漂亮的女孩，不小心被村子里的頭人看上了，頭人想要娶這位女孩為妻，但是女孩不同意這門婚事，連夜她就抱著兩頭小羊上山去了，為此躲避頭人的婚禮。躲在深山密林里的女孩，無時無刻地覺得孤獨和寂寞，因此身心如此痛苦，只有把羊當作自己的朋友，跟它們交流。她學習羊的叫聲來唱歌與羊進行對話，學習羊的動作來跳舞與羊進行玩耍，久而久之就有了這種舞蹈，并且得以傳承下來。在“都市時報2008~2009‘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名錄尋蹤’系列報道、十七香格里拉傈僳族“阿尺木刮”中的論述為：“傈僳族屬南遷的古氐羌人，從古代移民的畫卷中可以看出，浩浩蕩蕩的移民大軍，在漠北悠遠的星空下南遷，為祈求族群幸福和平安，首領們會選擇適當?shù)墓?jié)日祭祀，祭祀的羊兒歌舞即是起源。”
葉枝鎮(zhèn)新洛村“阿尺木刮”國家級傳承人熊自義老人告訴筆者，傈僳族的祖先世世代代居住在大山里，幾乎與外界不往來，天長日久都過著采集、狩獵、游牧的生活。與山羊建立了親密的關系。傈僳人每天都要將山羊放到山上，在這個孤獨寂寞的過程中放牧的傈僳人與羊朝夕相處，時常觀察著山羊的聲音、動作和體態(tài)，觀察山羊在吃草、在玩耍時候的各種習性，為了消除孤寂常常模仿它們的動作和聲音。日積月累，形成了傈僳族最為原始和精彩的“阿尺木刮”。同樂村大村一直流傳著這樣的一個有關于“阿尺木刮”的美麗傳說“相傳同樂村在最早的時候是不叫同樂的，以前是叫“羅托臘”，在幾百年前，有兩個夫妻從外面私奔而來，悄悄的偷住在的大河邊。但是他們兩個沒有后代，只是孤獨地住在那里。住了一段時間后來了一對年輕的夫妻，老的夫妻問他們“你們從來哪里”，他們回答說“我們來這里玩的，今天晚上能來你這里住嗎？”回答說“好的”，之后在夜里的聊天過程中，他們就聊了彼此的來意，如他們是從哪里來到這的、他們叫什么名字等等，在這樣的聊天中兩對夫妻建立了很好的友情，年輕的夫妻問他們，這個地方叫什么名字，年長的夫妻說名字我們也不知道，但是我們來的時候帶著一匹小駱駝，在用我們的當?shù)卦拋碚f就是“羅托臘”也就是駱駝來的意思，那么我們就把這里叫做“羅托臘”這個名字。年長夫妻說“我們兩個是因為彼此間相親相愛才跑到這里來生活的，而你們是因為父母的不同意所以才來到這里的，我們情況都一樣，要不我們就做一家人吧”，從此這四個人就一直生活在了一起。
四、本文研究的主要內容
通過大量的查閱相關的地方民族志、文化志、社會歷史調查等文獻資料，了解維西地區(qū)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相關記載與知識背景，通過對文獻資料的分析、比較、收集和整理以及歸納以往研究成果，從其中探尋出自己的研究視角以及切入點。
在分析文獻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維西縣的葉枝鎮(zhèn)及周邊村寨進行田野調查，運用主位與客位進行系的統(tǒng)調查，從個案入手，主要是對當?shù)孛耖g傳承人、當?shù)氐念I導部門、參與活動的群眾等不同人群多方面進行采訪，觀摩并加入到當?shù)厝罕娕e行“阿尺木刮”的活動，走訪當?shù)孛袼咨睿虍數(shù)孛癖娧辛暋鞍⒊吣竟巍钡姆绞?、意義等，以便后期研究。筆者以局外人的視覺和局內人的視覺參與和觀察的雙重身份開始調查工作，與當?shù)氐睦圩遄迦荷钤谝黄?，以便更加深入了解傈僳族的生活習俗、思維方式等文化構成，以便深入了解其思想與行為，更好研究“阿尺木刮”。將第一手田野資料與田野資料結合，從中尋找新的發(fā)現(xiàn)和視角。
五、寫作提綱
中文摘要3-4
Abstract4
緒論7-11
(一)選題緣起7
(二)選題目的7
(三)研究意義7-8
(四)研究現(xiàn)狀回溯8-10
(五)研究方法10-11
1、文獻搜集法10
2、田野調查法10
3、深描10
4、綜合研究法10-11
第一章“阿尺木刮”發(fā)生的生態(tài)環(huán)境11-17
第一節(jié)“阿尺木刮”的自然生態(tài)空間11-13
第二節(jié)“阿尺木刮”的人文生態(tài)空間13-17
一、服飾、飲食和居住13-15
二、宗教信仰15-16
三、民俗風情16-17
第二章傈僳人歷史記憶中的“阿尺木刮”及其展演活動17-26
第一節(jié)“阿尺木刮”的歷史記憶17-20
一、傈僳學者的“阿尺木刮”記憶17-18
二、傳承人的“阿尺木刮”記憶18-20
第二節(jié)“阿尺木刮”的展演活動20-26
一、展演活動相關概述及其活動說明20-22
二、展演活動過程22-26
第三章“阿尺木刮”構成要素26-35
第一節(jié)“阿尺木刮”的構成要素26-30
一、歌詞特征26-27
二、音樂形態(tài)特征27-29
三、體態(tài)特征29-30
第二節(jié)代表性藝人訪談實錄30-35
一、歌者熊自義30-31
二、李碧清與“阿尺木刮”31-35
第四章“阿尺木刮”的文化解讀35-45
第一節(jié)“阿尺木刮”的時空構成與音樂行為35-39
一、“阿尺木刮”的時空構成35
二、“阿尺木刮”的音樂行為35-37
三、“阿尺木刮”中所傳達的社會秩序37-39
第二節(jié)“阿尺木刮”的生存根基39-45
一、“阿尺木刮”的歷史構成39-40
二、社會群體維護中的“阿尺木刮”40-43
三、個人創(chuàng)造和體驗中的“阿尺木刮”43-45
結語45-46
參考文獻46-47
附錄一47-49
附錄二49-51
致謝51
六、目前已經(jīng)閱讀的主要文獻
[1]杜亞雄：《民族音樂概論》，上海音樂出版社
[2]陳一.：傈僳族原始宗教與原始文化[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1，(06)
[3]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云南省編輯組.維西傈僳族自治縣概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4
[4]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云南省編輯組.傈僳族簡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1
[5]管建華：《音樂人類學的視界》，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6]管建華：《音樂人類學導引》，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7]黃昌莉.從創(chuàng)世神話中探討傈僳族的遠古生活[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1，(01)
[8][美]克利福德.格爾茲：《地方性知識》，王海龍、張家譯，上海人民出版，1999年版；
[9][美]克利福德.格爾茲：文化的解釋[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版；
[10]李自強.三江奇韻[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8
[11]林永輝.維西傈僳族民間音樂選[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12
[12]林耀華.民族學通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
[13]洛秦：《音樂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音樂》，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
[14]魯建彪.傈僳學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11
[15]馬世雯.傈僳族的傳統(tǒng)思想及其當代社會觀念的演變[J].云南民族學院學報，2000，(05)；
[16]聶乾先.云南民族舞蹈文集[M].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3.4
[17]彭兆榮：《族性的認同與音樂的發(fā)生》，中國音樂學(季)，1999年第3期；
[18]斯琴高娃、李茂林.傈僳族風俗志[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4.5
[19]斯陸益.傈僳族文化大觀[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11
[20]田聯(lián)韜：《中國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音樂》，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1]湯亞?。骸稓v史思潮與方法論》，上海高校音樂學院人類學E-研究院；
[22]湯亞汀：《西方民族音樂學方法論概要》，(上、下)，載《中國音樂學》(季刊)；
[23]維西傈僳族自治縣縣志編委會，維西傈僳族自治縣縣志，[M]，云南：維西傈僳族族自治縣縣志編委會辦公室，2006年
[24]維西傈僳族自治縣文化體育局：《維西傈僳族自治縣民族民間傳統(tǒng)文化普查資料集成》，2006.10
[25]《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資料瑣編》云南省編輯組.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資料瑣編[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4
[26][清]余慶遠.維西見聞紀[M].維西：維西傈僳族自治縣志編委會辦公室編印，1994.6
[27]楊曦帆.藏彝走廊樂舞文化選點考察與研究[D]：[博士學位論文].南京：南京藝術學院，2007
[28]楊杰、賀麗芬.傈僳族的圖騰與姓氏[J].民族文化研究，2001.4
踩高蹺捕魚，是京族在漫長的500多年當中，通過京族人民的辛勤勞動、生產(chǎn)與實踐，逐步形成現(xiàn)在撲魚的一種技能，他通過自己技能與力量和鋪助工具完成撲魚的一種手段，發(fā)展到今天。現(xiàn)在由于大型的先進的撲魚工具的普及，踩高蹺撲魚現(xiàn)在只當做一種娛樂活動。其實最初只是一種生存手段，現(xiàn)在已成為一種在大型節(jié)日作為比賽娛樂欣賞的活動。例如：每年農歷的六月初九的“哈節(jié)”京族人就在哈亭前載歌載舞，進行各種傳統(tǒng)體育項目的比賽，踩高蹺就是其中一種，還有頂杠、搶花炮等。人們在參與這些傳統(tǒng)的體育活動時，不僅發(fā)展了體能，增進了健康，而且精神上得到滿足，娛樂上增進情感，同時也可以鍛煉自己的意志。在教研教育作用方面有，
1、可以培養(yǎng)學生思維能力、創(chuàng)造能力和競爭能力
因為有競爭性，人生同樣有競爭性，而且體育運動的最終勝負，不僅包括體力方面的競爭，同時也包含了智力方面的競爭。這些既需要學生靠積極的思維、敏捷的判斷力，又能在關鍵時刻迅速選擇最有效的方法。而踩高蹺捕魚，本身就產(chǎn)生于生產(chǎn)、生活當中，但在體育課堂活動中比在水中更難把握尺度，很容易摔傷，具有相當?shù)奶魬?zhàn)性和危險性，教師在傳授技能也要承擔很多的風險，就像侗族、苗族的搶花炮、上刀山下火海、瑤族的爬花桿等，都具有生存能力教育的作用；
2、能提高學生心理素質
每個學生的心理素質是具有差異性的，心理素質較差對學習和生活都是相對不利的。踩高蹺作為娛樂活動，也有其的競爭性，利用其不斷產(chǎn)生的勝負結果，讓每個學生都能利用自己的能力去取得勝利，并感受勝利帶來的自信和失敗帶來的遺憾，從而逐漸提高學生的自信心，最終改善學生的心態(tài)，達到改善其心理素質的作用?，F(xiàn)在我們學校把踩高蹺捕魚融入到中、小學的體育課教學中，一方面既可以弘揚民族體育文化，又豐富了教學內容，另一方面既增強了學生身心健康，培養(yǎng)了學生良好的道德品質，又豐富的民族文化特征。在整個九年義務教育過程中，踩高蹺傳統(tǒng)體育運動給予學生們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們精神飽滿，體魄強壯，情緒愉快，這是少民族傳統(tǒng)體育項目不斷豐富和發(fā)展的結果。隨著京族傳統(tǒng)體育項目的推進和普及，他們包含的挑戰(zhàn)性、娛樂性、傳統(tǒng)性的特點更具有吸引力；
3、提高學生身體素質
體育運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配合完成一套完整的動作技巧，因此踩高蹺技巧動作主要還是通過身體活動來表現(xiàn)的。這些可以發(fā)展學生的力量和身體的協(xié)調能力，還可以增強學生的心肺能力，增強學生肺活量以及其他運動器官的功能，最終達到增強學生身體素質、增強學生體質的目的。
二、建立傳承人梯隊弘揚民族文化精神
一、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現(xiàn)狀
后，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方面，逐漸擺脫了前蘇聯(lián)有關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影響，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心理學的一個層次進行研究，同時構建中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方向、原則、內容，逐漸將中國民族心理學納入心理學的范疇。具體來說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關注。建國以來，民族學界受前蘇聯(lián)民族學研究的影響，把主要目標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問題》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jīng)濟生活以及表現(xiàn)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wěn)定的共同體?！痹谶@個定義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四個特征之一，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關注，許多學者著書立學，（注：參見熊錫元：《略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fā)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吳團英：《民族心理素質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學刊》1982年第2期；顧學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識別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談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賀國安：《劉克甫談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自我意識》，《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華：《關于“共同心理素質”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內涵、外延進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錫元和吳團英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錫元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一個民族的社會經(jīng)濟、歷史傳統(tǒng)、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環(huán)境的特點在該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為通過本民族的語言、文學藝術、社會風尚、生活風俗、以及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鄉(xiāng)土的眷戀，表現(xiàn)出自己的愛好、興趣、能力、氣質、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吳團英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點，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氣質及民族自我意識等諸種要素構成。”（注：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fā)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特點理解方面，學者們大多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具有穩(wěn)定性、持久性和漸變性；但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識以及民族自我意識均成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代名詞。甚至《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在對民族性格、民族意識、民族感情等詞條的解釋中，均寫著參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興未艾。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發(fā)展，一些學者逐漸注意到對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關于民族定義四個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限制，于是開始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納入心理學分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從不同角度對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參見周星：《民族心理論》，《寧夏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國民族心理形成的四個歷史時期》，《理論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凱：《民族心理研究概論》，《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3期；熊錫元：《民族心理與民族意識理論問題補遺》，《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6期；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戴桂斌認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質（包括民族的性格與能力）和民族心態(tài)（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及民族情趣等）兩個部分組成。（注：參見戴桂斌：《略論民族心理》，《青海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心理分為民族的心理素質、價值體系、思維方式三個要素。（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認為，民族心理劃分為四個層次八個要素：(1)民族群體價值觀念及其指導下的民族群體規(guī)范，包括價值觀念和規(guī)范意識以及同時產(chǎn)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個因素；(2)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氣質、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練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維方式；(4)民族自我意識。（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戴慶渲認為民族心理結構應該由四個層次八個要素組成：第一層次，民族自識性及同時產(chǎn)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層次，民族思維方式；第三層次，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氣質三個要素；第四層次，在價值觀念指導下包括價值觀在內的民族群體規(guī)范意識，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道德觀念、民族審美情趣等。（注：參見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李尚凱認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歷史條件影響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愛好、習俗、成見、信念、心理狀態(tài)等等精神素質的總和。民族心理的內部結構是多側面、多層次的?？蓪⒚褡逍睦矸譃槊褡逍睦硭刭|、民族心理狀態(tài)和民族自我意識三大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質是該民族在人類種系發(fā)展過程中所達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較為穩(wěn)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認知特點、民族思維方式、民族氣質、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狀態(tài)是該民族對社會面貌、社會變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較為不穩(wěn)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民族情緒和情感、民族興趣和愛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識是對本民族所處社會地位、所具身心特點的自我認識和評價以及對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維護，表現(xiàn)著認識自己和對待自己的統(tǒng)一，包括民族認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氣節(jié)、民族中心主義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tài)和民族自我意識的統(tǒng)一整體，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質為基礎。（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韓忠太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在內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內涵是一個民族的成員以先天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為基礎，在后天的環(huán)境作用、教育影響、文化熏陶下，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逐步形成并發(fā)展起來的各種心理現(xiàn)象的總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內涵的一般屬性外，還具有“共同”和“素質”兩個根本屬性。從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個民族成員發(fā)生的各種心理現(xiàn)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外延只能包含一個民族全體成員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穩(wěn)定的心理特征。在學科歸屬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屬于民族理論學，民族心理則歸屬于心理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學的范疇。在研究課題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學研究工作者的理論問題之一，他們的研究具有宏觀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則通常以心理現(xiàn)象為單位，具有微觀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則是運用心理學方法，如觀察法、訪談法、問卷法、測驗法、實驗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論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為了解釋斯大林有關民族定義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開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與整個心理學的研究目的聯(lián)系起來，即研究民族心理的發(fā)生、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和民族心理是分屬兩個不同學科的概念。（注：參見韓忠太：《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的區(qū)別》，《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從以上作者對民族心理的理解來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納為民族心理的一個層面，有的作者則認為兩個概念在含義上大相徑庭。另外，作者們對民族心理包含的內容持不同意見。
第三，個體民族心理研究逐漸興起。如熊錫元對回族、傣族、漢族的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試論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思想戰(zhàn)線》1986年第6期；熊錫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質探微》，《思想戰(zhàn)線》1990年第4期；熊錫元：《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特征論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質時，他認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個民族特征并不明顯，故共同心理素質在其形成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并從強烈的民族意識、開拓與進取精神、心理狀態(tài)和與風俗習慣的交織、保族與衛(wèi)國——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個方面來分析回族的優(yōu)秀心理素質，同時也指出回族應該防止和克服民族狹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質?！保ㄗⅲ盒炖棼悾骸对囌撐覈褡逍睦硌芯俊?，《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榮麗貞則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為例，認為祭祀風俗屬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的關系也是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的關系。（注：參見榮麗貞：《蒙古族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淺述》，《內蒙古社會科學》1987年第6期。）蘇世同認為苗族主體心理深受以農耕為基礎的苗族文化的影響，表現(xiàn)出許多優(yōu)良的心理素質，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質，這在文化風俗上有所反映。（注：參見蘇世同：《論苗文化與苗族主體心理結構》，《吉首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則認為敢于冒險、敢于出家門、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觀念和堅韌不拔的性格、不輕商等是維吾爾人經(jīng)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這種特征的歷史根源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環(huán)境及宗教。（注：參見伊力合木·克力木：《維吾爾族的經(jīng)商心理及其歷史根源》，《社會學研究》1989年第4期。）還有其他一些學者也對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質進行了研究。如周興茂論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注：參見周興茂：《論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那順呼吁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參見那順：《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閆麗娟、鐘福國論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閆麗娟、鐘福國：《裕固族心理素質透視》，《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淵則綜述了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況，（注：參見南文淵：《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評說綜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國義論述了水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注：參見石國義：《水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思辨》，《貴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錦論證了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注：參見崔英錦：《略論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黑龍江民族叢刊》1996年第4期。）馬麗華論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fā)展的心理素質，（注：參見馬麗華：《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fā)展的心理素質》，《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討了歐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參見云公保太：《歐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銀軍和楊順清論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銀軍：《試論侗族共同心理素質》，《貴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楊順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質初探》，《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施建業(yè)論述了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注：參見施建業(yè)：《論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戴小明則對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質進行了對策性研究。（注：參見戴小明：《關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質的思考》，《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從民族發(fā)展和繁榮的角度探討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對民族本身發(fā)展的影響，旨在幫助少數(shù)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點，消除與民族發(fā)展有害的心理特點。但由于受民族學界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討論的影響，許多作者對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其實，從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內容來看，均屬于民族心理特點的范疇。
第四，與民族心理相關的問題也成為一些學者的研究課題。如鐘元俊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的關系進行了論證；（注：參見鐘元俊：《試論民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9年第2期。）郭建榮、郭廣瑛探討了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tǒng)對科技文化發(fā)展的影響；（注：參見郭建榮、郭廣瑛：《論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tǒng)對科技文化發(fā)展影響》，《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張踐認為改造經(jīng)濟心理是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注：參見張踐：《改造經(jīng)濟心理是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論述了社會化的商品經(jīng)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的關系；（注：參見郭大烈：《社會化的商品經(jīng)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地區(qū)要改革開放，必須對民族心理結構方面的不良因素進行調整；（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則認為民族關系和階級關系的相互作用，經(jīng)過民族和階級交織在一起的微觀環(huán)境中介，經(jīng)過民族心理構成因素和階級心理構成因素疊加滲透在一起的個人心理素質和自我觀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階級心理對民族心理的決定性制約和民族心理對階級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現(xiàn)在既屬于民族又屬于階級的主體行為中；（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李景春討論了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的關系；（注：參見李景春：《論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沈陽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李尚武則比較了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的異同點；（注：參見李尚武：《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比較》，《中國國情國力》2000年第4期。）卜鼎煥論述了民族心理素質與現(xiàn)代化的關系。（注：參見卜鼎煥：《民族心理素質與現(xiàn)代化》，《哲學動態(tài)》1994年第12期。）另外，還有學者對“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huán)節(jié)，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xiàn)代化的需要”進行了探討。（注：參見施國光：《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huán)節(jié)，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xiàn)代化的需要》，《浙江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雖然重點不同，但討論的均是與民族心理有關的問題，其最終目標還是希望通過學術探討，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質對社會發(fā)展的不利影響。
心理學界也從改革開放以來開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但從20世紀80-90年表的有關論文來看，以研究個體民族心理和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為主。如漢族和裕固族兒童心理發(fā)展比較研究、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諾族德育心理調查、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調查研究、北方少數(shù)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凱將其總結為六類：各民族兒童認知發(fā)展的比較研究，各民族個性和品德形成發(fā)展的比較研究，民族社會心理行為的比較研究，民族心理衛(wèi)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凱對20世紀以來的民族心理學研究已經(jīng)進行了詳細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復。
二、民族心理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國在民族心理學研究方面無懈可擊。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學研究在定位、概念、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著缺陷。第一，在學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學的定位不正確，即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哪個學科沒有解決。多少年來，心理學研究者總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是以民族為研究對象，但它在心理學方面的內容便決定了它屬于心理學科范疇；民族學研究者則一直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心理學研究內容，但其研究對象又是以民族為基礎，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民族學研究范疇。其實，這兩種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從心理學方面來說，心理學是一門獨特的學科，但心理學的基礎是個體心理學或普通心理學，在此基礎上產(chǎn)生的許多心理學分支均屬交叉性的學科，如政治心理學、倫理心理學、管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均涉及到政治學、倫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的內容。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對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是一門集民族學和心理學為一身的交叉性的學科。再從民族學角度來說，民族學雖然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但它研究內容涉及民族歷史、文化、政治、經(jīng)濟、風俗習慣、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如果民族學研究民族心理，必須具備心理學和民族學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學基礎上產(chǎn)生的民族心理學無疑屬于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即民族心理學與民族學和心理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它同時又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的任務就是研究民族心理發(fā)展的軌跡，總結民族心理發(fā)展規(guī)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學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關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認識分歧很大。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辯論來看，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多達數(shù)十種。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說服力，但無論從外延和內涵來看，均缺乏普遍意義上的規(guī)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學者將民族心理概括為四個層次和八個要素。這樣雖然能夠全面表達作者對民族心理這一概念的理解，但內涵過于膨脹，外延勢必縮小，而且作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煉性。有的學者則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對民族心理的本質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屬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因此必須采用普通心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普通心理學是研究心理現(xiàn)象的科學，它包括兩個互相聯(lián)系的方面，即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過程是一個運動、變化和發(fā)展的過程，它包括認識過程、情感過程和意志過程等三種過程。人們通過感覺、知覺、記憶、注意、想像和思維實現(xiàn)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并在認識客觀事物的同時，會對客觀事物表示自己的態(tài)度，如滿意、喜歡、愛慕、厭惡、憎恨、妒忌、懼怕、憤怒、悲傷等，這就是情感過程。由于人們在進行心理活動時經(jīng)常會遇到環(huán)境的影響，而人不肯屈服于環(huán)境，就要立志，擬定計劃和步驟，堅持不懈地執(zhí)行，這就是意志過程。個性心理特征又稱個性差異，它表現(xiàn)在能力、氣質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識和技能等；氣質則是高級神經(jīng)活動在人的行動上的表現(xiàn)，是人的相當穩(wěn)定的個性特點之一，如直爽、活潑、沉靜、浮躁等；性格是人對別人和事物的態(tài)度和方式上所表現(xiàn)出來的心理特點，如剛直不阿與弄虛作假等。也就是說，人們的心理現(xiàn)象就是能力、氣質、性格之間的差異性和認識、情感、意志之間統(tǒng)一性的結合。民族心理學作為普通心理學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現(xiàn)象的科學，它也包括民族心理過程和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兩個互相聯(lián)系的方面。民族心理過程則是指特定民族認識、情感和意志過程，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則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氣質和性格上的差異。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齡、性別、經(jīng)歷的人結合起來的共同體，因此民族的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上存在著差異。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的結合體。（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將其與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則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自我意識或民族意識，還有一些作者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筆者認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中，素質特指民族心理素質，即與民族心理有關的素質，而素質這一詞匯在心理學上則指人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xiàn)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096頁。）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點。所謂神經(jīng)系統(tǒng)，是由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外周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自動神經(jīng)系統(tǒng)組成。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包括腦和脊髓兩部分，腦有頭蓋骨保護，避免外界的損害；脊髓是腦的延長，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內。神經(jīng)由中樞系統(tǒng)分支遍布全身，對行為具有整體統(tǒng)一的效能。感覺神經(jīng)趨向脊髓，而運動神經(jīng)則遠離脊髓，兩者構成外周神經(jīng)系統(tǒng)。外周神經(jīng)系統(tǒng)則包括周身、軀干、內臟等器官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頁。）自動神經(jīng)系統(tǒng)則專管營養(yǎng)生長過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環(huán)、肺的呼吸之類，它的機能自動進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稱自動神經(jīng)系統(tǒng)，又稱植物性神經(jīng)系統(tǒng)。以上所說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則是心理產(chǎn)生的條件，一般來說，神經(jīng)系統(tǒng)越簡單，則心理活動越簡單；神經(jīng)系統(tǒng)越復雜，心理活動則越復雜。另外，除了這些神經(jīng)系統(tǒng)以外，感覺器官也是心理產(chǎn)生的條件，如身體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膚，身體內部的動覺、靜覺、觸摸覺及機體覺（如消化器官的飽、餓、渴，呼吸器官的順暢、喘逆等）。（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第115頁。）有了以上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心理現(xiàn)象也能夠表現(xiàn)出來。因此可以說，民族心理素質實際上是指民族心理產(chǎn)生的生理條件，即民族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擁有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心理產(chǎn)生的物質性條件，兩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內容方面，民族學界重視民族心理的宏觀研究，心理學界則重視民族心理的微觀研究。多年來民族學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近年許多學者開始將其納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疇內，并且構建中國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論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仍是許多研究者熱衷探討的問題，即使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也要貫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關于此點，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詳細論述，這里不再重復。但由此可見，斯大林關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學界仍有巨大的影響。心理學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絕大多數(shù)成果仍屬于個體民族心理或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領域，如民族兒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衛(wèi)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有關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可以說，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民族心理理論的研究，而對一些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論的指導；心理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個體民族心理現(xiàn)象和個體民族成員心理現(xiàn)象的探討。這種狀況的存在，雖然表明我國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觀和微觀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時也說明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內容方面存在著差異。如果雙方不及時溝通，差異會逐漸擴大，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得不到有機地結合，民族心理學的發(fā)展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學界和心理學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鑒。我國民族學經(jīng)過一個世紀以來的發(fā)展，已經(jīng)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體系和具體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實地調查法，它是民族學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謂實地調查，是經(jīng)過專門訓練的民族學工作者親自進入民族地區(qū)，通過直接觀察、具體訪問、居住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注：參見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頁。）它包括許多具體的調查方法，如觀察與參與觀察、個別訪問、調查會、問卷法、譜系調查法、自傳調查法、定點跟蹤調查法、文物文獻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較研究法、歷史文獻研究法、跨學科綜合研究法、數(shù)理統(tǒng)計方法也成為民族學研究的方法。（注：參見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頁。）但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學進行的心理研究問題來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一直束縛著研究者們的頭腦，因此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學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學的實地調查法（親自到民族地區(qū)體驗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者為本民族成員，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發(fā)展中的共同規(guī)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間去，也很難得出客觀和公正的結論，因為民族個體的心理現(xiàn)象千差萬別。一般的學者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依靠文字資料，因此熊錫元先生倡導的使用實地調查法進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要加強民族心理的調查與研究——〈民族心理調查與研究：基諾族〉序》，《民族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學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學研究方法相同，即從選題開始，經(jīng)過文獻綜述，形成假設；選擇研究類型，對變量進行分類；選擇被試，制訂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資料，得出結論；最后撰寫科研報告。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一般采用非實驗法，而非實驗法又有五種具體方法，它們分別是調查法、測驗法、實地考查法、歷史研究法、地域比較法。（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心理學者使用這些比較規(guī)范的研究方法，在個體民族成員心理和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并且對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進行了對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理論方面內容很分散，很難從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總結某一民族或整個中華民族的心理發(fā)展規(guī)律。另外，民族學和心理學在具體研究方法上有許多雷同之處，但由于雙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許多重復的研究項目出現(xiàn)，改變這種狀況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發(fā)展前景
民族心理學是一門新興的、多學科的、交叉性的學科，盡管在定位、概念、內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隨著各民族物質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將受到普遍關注，民族心理學研究前景光明。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已勢在必行。屬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疇的內容很多，我們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問題無一不與民族心理有關。例如，在處理兩個民族關系問題時，如果不了解這兩個特定民族的心理現(xiàn)象和心理特點，從而對他們的行為做出預測，就無法制定出解決民族關系問題的對策。筆者在甘寧青地區(qū)研究民族關系問題時經(jīng)?？吹矫褡甯刹坎涣私馍贁?shù)民族群眾的心理過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時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員之間的糾紛上升為民族關系問題。（注：參見徐黎麗：《甘寧青地區(qū)民族關系發(fā)展趨勢》，蘭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頁。）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時，如果不考慮各個民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個性心理特征，即使這些政策能夠幫助各個民族發(fā)展經(jīng)濟和文化，他們也不會接受。在西北許多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盡管從長遠角度來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們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這一政策，因此執(zhí)行難度較大。（注：參見郭正禮主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新疆民族關系的對策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頁。）另外，諸如民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均與民族的心理活動有關。因此民族學界要深入地進行民族研究，必須與心理學界建立廣泛和長期的聯(lián)系。從心理學界來說，盡管心理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日趨成熟，但民族心理學作為它的一個分支，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民族學界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實地調查材料和理論研究成果，均可以成為心理學工作者進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學和心理學攜手研究民族心理問題勢在必行。如果合作得當，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將結出累累碩果。
第二，個體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的西部大開發(fā)在某種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區(qū)的大開發(fā)。隨著西部大開發(fā)的深入進行，國家、地方政府、社會團體和開發(fā)商希望對西部各個民族有個全面的了解。西部各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積淀下來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區(qū)域自治法和自治條例實施過程中以及在民族經(jīng)濟和文化發(fā)展過程中產(chǎn)生影響，這些影響，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其中，民族心理的積極影響將促進西部大開發(fā)各項戰(zhàn)略決策的實行和促進西部民族地區(qū)的發(fā)展，如維吾爾族和回族善于經(jīng)商的心理特點則有助于這兩個民族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消極影響則會阻礙西部大開發(fā)的順利進行和民族地區(qū)發(fā)展，如一些民族閉關自守的心理特點則不利于該民族的發(fā)展和進步。許多從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學者，已經(jīng)注意到這一點，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區(qū)，調查西部各個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礎上，寫出了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論文，并積極倡導各個民族發(fā)揚優(yōu)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拋棄與民族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不相適應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個民族早目走上興旺發(fā)達之路。隨著西部大開發(fā)的進一步實施，個體民族心理研究會進一步深入發(fā)展。因為西部大開發(fā)的各項政策和法規(guī)的實施需要西部各個民族的配合，各個民族要配合國家的戰(zhàn)略決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認識和理解西部大開發(fā)對西部各個民族帶來的好處，然后才能在行為上支持和擁護國家的決策。
一、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現(xiàn)狀
后，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方面，逐漸擺脫了前蘇聯(lián)有關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影響，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心理學的一個層次進行研究，同時構建中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方向、原則、內容，逐漸將中國民族心理學納入心理學的范疇。具體來說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關注。建國以來，民族學界受前蘇聯(lián)民族學研究的影響，把主要目標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問題》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jīng)濟生活以及表現(xiàn)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wěn)定的共同體?！痹谶@個定義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四個特征之一，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關注，許多學者著書立學，（注：參見熊錫元：《略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fā)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吳團英：《民族心理素質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學刊》1982年第2期；顧學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識別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談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賀國安：《劉克甫談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自我意識》，《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華：《關于“共同心理素質”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內涵、外延進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錫元和吳團英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錫元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一個民族的社會經(jīng)濟、歷史傳統(tǒng)、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環(huán)境的特點在該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為通過本民族的語言、文學藝術、社會風尚、生活風俗、以及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鄉(xiāng)土的眷戀，表現(xiàn)出自己的愛好、興趣、能力、氣質、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眳菆F英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點，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氣質及民族自我意識等諸種要素構成?！保ㄗⅲ簠菆F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fā)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特點理解方面，學者們大多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具有穩(wěn)定性、持久性和漸變性；但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識以及民族自我意識均成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代名詞。甚至《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在對民族性格、民族意識、民族感情等詞條的解釋中，均寫著參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興未艾。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發(fā)展，一些學者逐漸注意到對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關于民族定義四個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限制，于是開始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納入心理學分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從不同角度對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參見周星：《民族心理論》，《寧夏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國民族心理形成的四個歷史時期》，《理論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凱：《民族心理研究概論》，《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3期；熊錫元：《民族心理與民族意識理論問題補遺》，《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6期；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戴桂斌認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質（包括民族的性格與能力）和民族心態(tài)（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及民族情趣等）兩個部分組成。（注：參見戴桂斌：《略論民族心理》，《青海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心理分為民族的心理素質、價值體系、思維方式三個要素。（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認為，民族心理劃分為四個層次八個要素：(1)民族群體價值觀念及其指導下的民族群體規(guī)范，包括價值觀念和規(guī)范意識以及同時產(chǎn)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個因素；(2)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氣質、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練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維方式；(4)民族自我意識。（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戴慶渲認為民族心理結構應該由四個層次八個要素組成：第一層次，民族自識性及同時產(chǎn)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層次，民族思維方式；第三層次，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氣質三個要素；第四層次，在價值觀念指導下包括價值觀在內的民族群體規(guī)范意識，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道德觀念、民族審美情趣等。（注：參見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李尚凱認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歷史條件影響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愛好、習俗、成見、信念、心理狀態(tài)等等精神素質的總和。民族心理的內部結構是多側面、多層次的?？蓪⒚褡逍睦矸譃槊褡逍睦硭刭|、民族心理狀態(tài)和民族自我意識三大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質是該民族在人類種系發(fā)展過程中所達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較為穩(wěn)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認知特點、民族思維方式、民族氣質、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狀態(tài)是該民族對社會面貌、社會變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較為不穩(wěn)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民族情緒和情感、民族興趣和愛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識是對本民族所處社會地位、所具身心特點的自我認識和評價以及對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維護，表現(xiàn)著認識自己和對待自己的統(tǒng)一，包括民族認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氣節(jié)、民族中心主義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tài)和民族自我意識的統(tǒng)一整體，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質為基礎。（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韓忠太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在內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內涵是一個民族的成員以先天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為基礎，在后天的環(huán)境作用、教育影響、文化熏陶下，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逐步形成并發(fā)展起來的各種心理現(xiàn)象的總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內涵的一般屬性外，還具有“共同”和“素質”兩個根本屬性。從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個民族成員發(fā)生的各種心理現(xiàn)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外延只能包含一個民族全體成員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穩(wěn)定的心理特征。在學科歸屬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屬于民族理論學，民族心理則歸屬于心理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學的范疇。在研究課題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學研究工作者的理論問題之一，他們的研究具有宏觀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則通常以心理現(xiàn)象為單位，具有微觀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則是運用心理學方法，如觀察法、訪談法、問卷法、測驗法、實驗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論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為了解釋斯大林有關民族定義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開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與整個心理學的研究目的聯(lián)系起來，即研究民族心理的發(fā)生、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和民族心理是分屬兩個不同學科的概念。（注：參見韓忠太：《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的區(qū)別》，《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從以上作者對民族心理的理解來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納為民族心理的一個層面，有的作者則認為兩個概念在含義上大相徑庭。另外，作者們對民族心理包含的內容持不同意見。
第三，個體民族心理研究逐漸興起。如熊錫元對回族、傣族、漢族的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試論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思想戰(zhàn)線》1986年第6期；熊錫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質探微》，《思想戰(zhàn)線》1990年第4期；熊錫元：《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特征論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質時，他認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個民族特征并不明顯，故共同心理素質在其形成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并從強烈的民族意識、開拓與進取精神、心理狀態(tài)和與風俗習慣的交織、保族與衛(wèi)國——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個方面來分析回族的優(yōu)秀心理素質，同時也指出回族應該防止和克服民族狹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質?！保ㄗⅲ盒炖棼悾骸对囌撐覈褡逍睦硌芯俊?，《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榮麗貞則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為例，認為祭祀風俗屬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的關系也是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的關系。（注：參見榮麗貞：《蒙古族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淺述》，《內蒙古社會科學》1987年第6期。）蘇世同認為苗族主體心理深受以農耕為基礎的苗族文化的影響，表現(xiàn)出許多優(yōu)良的心理素質，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質，這在文化風俗上有所反映。（注：參見蘇世同：《論苗文化與苗族主體心理結構》，《吉首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則認為敢于冒險、敢于出家門、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觀念和堅韌不拔的性格、不輕商等是維吾爾人經(jīng)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這種特征的歷史根源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環(huán)境及宗教。（注：參見伊力合木·克力木：《維吾爾族的經(jīng)商心理及其歷史根源》，《社會學研究》1989年第4期。）還有其他一些學者也對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質進行了研究。如周興茂論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注：參見周興茂：《論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那順呼吁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參見那順：《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閆麗娟、鐘福國論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閆麗娟、鐘福國：《裕固族心理素質透視》，《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淵則綜述了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況，（注：參見南文淵：《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評說綜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國義論述了水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注：參見石國義：《水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思辨》，《貴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錦論證了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注：參見崔英錦：《略論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黑龍江民族叢刊》1996年第4期。）馬麗華論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fā)展的心理素質，（注：參見馬麗華：《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fā)展的心理素質》，《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討了歐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參見云公保太：《歐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銀軍和楊順清論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銀軍：《試論侗族共同心理素質》，《貴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楊順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質初探》，《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施建業(yè)論述了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注：參見施建業(yè)：《論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戴小明則對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質進行了對策性研究。（注：參見戴小明：《關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質的思考》，《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從民族發(fā)展和繁榮的角度探討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對民族本身發(fā)展的影響，旨在幫助少數(shù)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點，消除與民族發(fā)展有害的心理特點。但由于受民族學界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討論的影響，許多作者對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其實，從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內容來看，均屬于民族心理特點的范疇。
第四，與民族心理相關的問題也成為一些學者的研究課題。如鐘元俊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的關系進行了論證；（注：參見鐘元?。骸对囌撁褡鍌鹘y(tǒng)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9年第2期。）郭建榮、郭廣瑛探討了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tǒng)對科技文化發(fā)展的影響；（注：參見郭建榮、郭廣瑛：《論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tǒng)對科技文化發(fā)展影響》，《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張踐認為改造經(jīng)濟心理是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注：參見張踐：《改造經(jīng)濟心理是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論述了社會化的商品經(jīng)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的關系；（注：參見郭大烈：《社會化的商品經(jīng)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地區(qū)要改革開放，必須對民族心理結構方面的不良因素進行調整；（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則認為民族關系和階級關系的相互作用，經(jīng)過民族和階級交織在一起的微觀環(huán)境中介，經(jīng)過民族心理構成因素和階級心理構成因素疊加滲透在一起的個人心理素質和自我觀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階級心理對民族心理的決定性制約和民族心理對階級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現(xiàn)在既屬于民族又屬于階級的主體行為中；（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李景春討論了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的關系；（注：參見李景春：《論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沈陽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李尚武則比較了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的異同點；（注：參見李尚武：《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比較》，《中國國情國力》2000年第4期。）卜鼎煥論述了民族心理素質與現(xiàn)代化的關系。（注：參見卜鼎煥：《民族心理素質與現(xiàn)代化》，《哲學動態(tài)》1994年第12期。）另外，還有學者對“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huán)節(jié)，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xiàn)代化的需要”進行了探討。（注：參見施國光：《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huán)節(jié)，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xiàn)代化的需要》，《浙江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雖然重點不同，但討論的均是與民族心理有關的問題，其最終目標還是希望通過學術探討，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質對社會發(fā)展的不利影響。
心理學界也從改革開放以來開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但從20世紀80-90年表的有關論文來看，以研究個體民族心理和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為主。如漢族和裕固族兒童心理發(fā)展比較研究、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諾族德育心理調查、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調查研究、北方少數(shù)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凱將其總結為六類：各民族兒童認知發(fā)展的比較研究，各民族個性和品德形成發(fā)展的比較研究，民族社會心理行為的比較研究，民族心理衛(wèi)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凱對20世紀以來的民族心理學研究已經(jīng)進行了詳細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復。
二、民族心理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國在民族心理學研究方面無懈可擊。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學研究在定位、概念、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著缺陷。
第一，在學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學的定位不正確，即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哪個學科沒有解決。多少年來，心理學研究者總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是以民族為研究對象，但它在心理學方面的內容便決定了它屬于心理學科范疇；民族學研究者則一直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心理學研究內容，但其研究對象又是以民族為基礎，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民族學研究范疇。其實，這兩種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從心理學方面來說，心理學是一門獨特的學科，但心理學的基礎是個體心理學或普通心理學，在此基礎上產(chǎn)生的許多心理學分支均屬交叉性的學科，如政治心理學、倫理心理學、管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均涉及到政治學、倫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的內容。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對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是一門集民族學和心理學為一身的交叉性的學科。再從民族學角度來說，民族學雖然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但它研究內容涉及民族歷史、文化、政治、經(jīng)濟、風俗習慣、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如果民族學研究民族心理，必須具備心理學和民族學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學基礎上產(chǎn)生的民族心理學無疑屬于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即民族心理學與民族學和心理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它同時又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的任務就是研究民族心理發(fā)展的軌跡，總結民族心理發(fā)展規(guī)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學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關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認識分歧很大。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辯論來看，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多達數(shù)十種。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說服力，但無論從外延和內涵來看，均缺乏普遍意義上的規(guī)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學者將民族心理概括為四個層次和八個要素。這樣雖然能夠全面表達作者對民族心理這一概念的理解，但內涵過于膨脹，外延勢必縮小，而且作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煉性。有的學者則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對民族心理的本質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屬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因此必須采用普通心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普通心理學是研究心理現(xiàn)象的科學，它包括兩個互相聯(lián)系的方面，即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過程是一個運動、變化和發(fā)展的過程，它包括認識過程、情感過程和意志過程等三種過程。人們通過感覺、知覺、記憶、注意、想像和思維實現(xiàn)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并在認識客觀事物的同時，會對客觀事物表示自己的態(tài)度，如滿意、喜歡、愛慕、厭惡、憎恨、妒忌、懼怕、憤怒、悲傷等，這就是情感過程。由于人們在進行心理活動時經(jīng)常會遇到環(huán)境的影響，而人不肯屈服于環(huán)境，就要立志，擬定計劃和步驟，堅持不懈地執(zhí)行，這就是意志過程。個性心理特征又稱個性差異，它表現(xiàn)在能力、氣質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識和技能等；氣質則是高級神經(jīng)活動在人的行動上的表現(xiàn)，是人的相當穩(wěn)定的個性特點之一，如直爽、活潑、沉靜、浮躁等；性格是人對別人和事物的態(tài)度和方式上所表現(xiàn)出來的心理特點，如剛直不阿與弄虛作假等。也就是說，人們的心理現(xiàn)象就是能力、氣質、性格之間的差異性和認識、情感、意志之間統(tǒng)一性的結合。民族心理學作為普通心理學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現(xiàn)象的科學，它也包括民族心理過程和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兩個互相聯(lián)系的方面。民族心理過程則是指特定民族認識、情感和意志過程，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則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氣質和性格上的差異。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齡、性別、經(jīng)歷的人結合起來的共同體，因此民族的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上存在著差異。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的結合體。（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將其與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則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自我意識或民族意識，還有一些作者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筆者認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中，素質特指民族心理素質，即與民族心理有關的素質，而素質這一詞匯在心理學上則指人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xiàn)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096頁。）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點。所謂神經(jīng)系統(tǒng)，是由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外周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自動神經(jīng)系統(tǒng)組成。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包括腦和脊髓兩部分，腦有頭蓋骨保護，避免外界的損害；脊髓是腦的延長，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內。神經(jīng)由中樞系統(tǒng)分支遍布全身，對行為具有整體統(tǒng)一的效能。感覺神經(jīng)趨向脊髓，而運動神經(jīng)則遠離脊髓，兩者構成外周神經(jīng)系統(tǒng)。外周神經(jīng)系統(tǒng)則包括周身、軀干、內臟等器官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頁。）自動神經(jīng)系統(tǒng)則專管營養(yǎng)生長過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環(huán)、肺的呼吸之類，它的機能自動進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稱自動神經(jīng)系統(tǒng)，又稱植物性神經(jīng)系統(tǒng)。以上所說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則是心理產(chǎn)生的條件，一般來說，神經(jīng)系統(tǒng)越簡單，則心理活動越簡單；神經(jīng)系統(tǒng)越復雜，心理活動則越復雜。另外，除了這些神經(jīng)系統(tǒng)以外，感覺器官也是心理產(chǎn)生的條件，如身體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膚，身體內部的動覺、靜覺、觸摸覺及機體覺（如消化器官的飽、餓、渴，呼吸器官的順暢、喘逆等）。（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第115頁。）有了以上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心理現(xiàn)象也能夠表現(xiàn)出來。因此可以說，民族心理素質實際上是指民族心理產(chǎn)生的生理條件，即民族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擁有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心理產(chǎn)生的物質性條件，兩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內容方面，民族學界重視民族心理的宏觀研究，心理學界則重視民族心理的微觀研究。多年來民族學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近年許多學者開始將其納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疇內，并且構建中國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論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仍是許多研究者熱衷探討的問題，即使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也要貫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關于此點，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詳細論述，這里不再重復。但由此可見，斯大林關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學界仍有巨大的影響。心理學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絕大多數(shù)成果仍屬于個體民族心理或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領域，如民族兒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衛(wèi)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有關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梢哉f，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民族心理理論的研究，而對一些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論的指導；心理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個體民族心理現(xiàn)象和個體民族成員心理現(xiàn)象的探討。這種狀況的存在，雖然表明我國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觀和微觀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時也說明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內容方面存在著差異。如果雙方不及時溝通，差異會逐漸擴大，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得不到有機地結合，民族心理學的發(fā)展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學界和心理學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鑒。我國民族學經(jīng)過一個世紀以來的發(fā)展，已經(jīng)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體系和具體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實地調查法，它是民族學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謂實地調查，是經(jīng)過專門訓練的民族學工作者親自進入民族地區(qū)，通過直接觀察、具體訪問、居住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注：參見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頁。）它包括許多具體的調查方法，如觀察與參與觀察、個別訪問、調查會、問卷法、譜系調查法、自傳調查法、定點跟蹤調查法、文物文獻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較研究法、歷史文獻研究法、跨學科綜合研究法、數(shù)理統(tǒng)計方法也成為民族學研究的方法。（注：參見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頁。）但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學進行的心理研究問題來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一直束縛著研究者們的頭腦，因此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學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學的實地調查法（親自到民族地區(qū)體驗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者為本民族成員，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發(fā)展中的共同規(guī)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間去，也很難得出客觀和公正的結論，因為民族個體的心理現(xiàn)象千差萬別。一般的學者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依靠文字資料，因此熊錫元先生倡導的使用實地調查法進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要加強民族心理的調查與研究——〈民族心理調查與研究：基諾族〉序》，《民族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學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學研究方法相同，即從選題開始，經(jīng)過文獻綜述，形成假設；選擇研究類型，對變量進行分類；選擇被試，制訂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資料，得出結論；最后撰寫科研報告。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一般采用非實驗法，而非實驗法又有五種具體方法，它們分別是調查法、測驗法、實地考查法、歷史研究法、地域比較法。（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心理學者使用這些比較規(guī)范的研究方法，在個體民族成員心理和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并且對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進行了對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理論方面內容很分散，很難從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總結某一民族或整個中華民族的心理發(fā)展規(guī)律。另外，民族學和心理學在具體研究方法上有許多雷同之處，但由于雙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許多重復的研究項目出現(xiàn)，改變這種狀況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發(fā)展前景
民族心理學是一門新興的、多學科的、交叉性的學科，盡管在定位、概念、內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隨著各民族物質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將受到普遍關注，民族心理學研究前景光明。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已勢在必行。屬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疇的內容很多，我們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問題無一不與民族心理有關。例如，在處理兩個民族關系問題時，如果不了解這兩個特定民族的心理現(xiàn)象和心理特點，從而對他們的行為做出預測，就無法制定出解決民族關系問題的對策。筆者在甘寧青地區(qū)研究民族關系問題時經(jīng)?？吹矫褡甯刹坎涣私馍贁?shù)民族群眾的心理過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時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員之間的糾紛上升為民族關系問題。（注：參見徐黎麗：《甘寧青地區(qū)民族關系發(fā)展趨勢》，蘭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頁。）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時，如果不考慮各個民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個性心理特征，即使這些政策能夠幫助各個民族發(fā)展經(jīng)濟和文化，他們也不會接受。在西北許多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盡管從長遠角度來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們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這一政策，因此執(zhí)行難度較大。（注：參見郭正禮主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新疆民族關系的對策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頁。）另外，諸如民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均與民族的心理活動有關。因此民族學界要深入地進行民族研究，必須與心理學界建立廣泛和長期的聯(lián)系。從心理學界來說，盡管心理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日趨成熟，但民族心理學作為它的一個分支，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民族學界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實地調查材料和理論研究成果，均可以成為心理學工作者進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學和心理學攜手研究民族心理問題勢在必行。如果合作得當，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將結出累累碩果。
第二，個體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的西部大開發(fā)在某種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區(qū)的大開發(fā)。隨著西部大開發(fā)的深入進行，國家、地方政府、社會團體和開發(fā)商希望對西部各個民族有個全面的了解。西部各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積淀下來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區(qū)域自治法和自治條例實施過程中以及在民族經(jīng)濟和文化發(fā)展過程中產(chǎn)生影響，這些影響，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其中，民族心理的積極影響將促進西部大開發(fā)各項戰(zhàn)略決策的實行和促進西部民族地區(qū)的發(fā)展，如維吾爾族和回族善于經(jīng)商的心理特點則有助于這兩個民族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消極影響則會阻礙西部大開發(fā)的順利進行和民族地區(qū)發(fā)展，如一些民族閉關自守的心理特點則不利于該民族的發(fā)展和進步。許多從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學者，已經(jīng)注意到這一點，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區(qū)，調查西部各個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礎上，寫出了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論文，并積極倡導各個民族發(fā)揚優(yōu)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拋棄與民族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不相適應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個民族早目走上興旺發(fā)達之路。隨著西部大開發(fā)的進一步實施，個體民族心理研究會進一步深入發(fā)展。因為西部大開發(fā)的各項政策和法規(guī)的實施需要西部各個民族的配合，各個民族要配合國家的戰(zhàn)略決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認識和理解西部大開發(fā)對西部各個民族帶來的好處，然后才能在行為上支持和擁護國家的決策。
